賴瑞.戴蒙教授為外交政策、國際援助及民主發展領域的著名學者、顧問和作家。現任史丹佛大學民主發展與法治中心主任、胡佛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自《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在1990年創立以來,他就擔任共同主編。目前定居於加州史丹佛。
著有《虛擲勝利成果:美國占領伊拉克卻搞砸了促進民主的任務》(Squandered Victory: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nd the Bungled Effort to Bring Democracy to Iraq)、《發展中的民主:邁向穩固》(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在第三波民主浪潮達到鼎盛之際,福山在他的《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文版由時報出版)一書中曾大膽的斷言:「自由主義的民主,構成了人類意識型態演化的終點,也是人類政府的終極型式。」當時像福山這樣志得意滿的西方知識份子都堅信:民主可以帶來和平,民主可以帶來良治,民主可以促進經濟發展與共同富裕;他們也堅信,沒有其他的政治模式可以超越自由民主體制,所有尚未民主化的國家,遲早都會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戴蒙教授目前擔任美國胡佛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胡佛研究中心是美國最重要的高等研究機構之一,他的同事中有多位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他擔任主編的《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是當前最有影響力的學術期刊,讀者群不但遍布國際學術界,也涵蓋世界各地的社會菁英與意見領袖。他主持的「民主研究國際論壇」更是全球民主研究領域頂尖學者與專家最重要的對話平台。
但是在冷戰時期,美國的立場是很有原則的。甘乃迪(John F.Kennedy,任期1961-1963)總統在1961年的就職演說當中,承諾願意「付出任何代價,背負任何重擔,面對任何困難,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敵人來確保自由的存在及成功」。如果這席話可用來解讀為「『現實主義』接受任何對抗共產主義的盟友」,甘乃迪的承諾似乎不僅止於此。他表示,美國支持後殖民時代的新興國家追求真正的自由,雖然不見得可以期待他們總會「支持我們的看法」。甘乃迪領導下的美國,將幫助全世界人民「打破巨大的悲慘桎梏」。在美洲,甘乃迪提倡「進步聯盟」(an alliance for progress)以消除貧窮,並提議「充滿希望的和平革命」。
至於我自己加入這股追求自由的全球化浪潮,則是始於甘乃迪發表就職演說,勇敢呼籲美國和全世界之際。當時我才十九歲,深深(結果現在仍持續著)受他呼籲的影響──他號召大家:「『肩負起在這漫長黃昏抗爭的重擔』,年復一年,『在指望中喜樂,在患難中忍耐』,對抗人類共同的敵人──暴政、貧窮、疾病及戰爭。」(”to bear the burden of a long twilight struggle, year in and year out, ‘rejoicing in hope, patient in tribulation’—a struggle against the common enemies of man: tyranny, poverty, disease, and war itself.”)當時,我並不十分理解他這番話的意義,但我相信:共產主義是邪惡的,不論何種形式的獨裁統治都是無法被容忍的,世界各地的人民都應享有自由與尊嚴。甘乃迪總統的呼籲啟發我研究世界,我開始對當時所謂「第三世界」的新政治領袖,以及對亞洲、非洲等許多擺脫歐洲殖民統治、逐步邁向自由的國家,產生濃厚的興趣。我也對第三世界領袖,如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印度首位總理)、蘇卡諾(Sukarno,印尼建國領袖及首任總統)及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迦納共和國的建國總統,非洲獨立運動領袖)的故事深深著迷。
正如我在本書第一部分所寫的,民主可能在葡萄牙革命25年後開花結果。此波浪潮,正如杭廷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說的「第三波全球民主擴張」──以緩慢且不被察覺的速度,從葡萄牙、西班牙、希臘蔓延到拉丁美洲,甚至到更遠的世界角落。到了 1980年代中期,5個國家當中大概就有兩個是民主國家;時序進入1990年代中期,柏林圍牆倒塌、蘇聯帝國瓦解之後,5個國家當中就有將近3個是民主國家。
1980年代及1990年代以第三種方式呈現民主精神。在這二十年當中,民主成了「zeitgeist」,從德文字面的意思翻譯,就是「時代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time)。這個詞包含整個時代的文化及知識氣氛,從政治意涵上,它代表「各國都有共同的感覺,也都想要特定的政治體制」。「成功實施此政治制度」的強權國家所展現的活力,更加強此一看法。正如「法西斯主義」是兩次戰爭停歇這段期間的時代精神,「民主」則是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的時代精神。
1984年,當新一波尚未命名的民主化浪潮正蓄勢待發時,杭廷頓做出類似的評斷。在他著名的文章〈會有更多的民主國家出現嗎?〉(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tic?)中,他回答,在本質上不會很多。在一一檢視經濟、社會和文化條件傾向民主化的國家之後,他預測只有少數拉丁美洲開發程度較高的國家,以及或許東亞國家才會出現民主化:
著名的政治社會學家李普塞(Seymour Martin Lipset)稱這些經濟、社會和文化因素為「民主的社會必要條件」(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雖然他沒有把這些因素嚴格定義為「先決條件」,但是很多1960和1970年代的學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如此看待這些因素。要實施民主,國家必須先發展經濟。因此,這個邏輯就是先支持並投資從事現代化的威權統治者──例如台灣的蔣介石、南韓的朴正熙、新加坡的李光耀、印尼的蘇哈托、菲律賓的馬可仕、巴西和智利的將軍、伊朗的國王──最終,國家發展後,民主自然而然就可落實。
中國的快速崛起,點出了威權統治的趨勢,對世界許多獨裁政權來說,中國也成了一個新策略的倡議者和辯解者,同時覬覦著這些獨裁國家的天然資源和市場。布希(George W. Bush,任期2001~2009)總統大膽倡導要藉由推翻海珊政權、使伊拉克從獨裁轉變成民主國家,來改變中東地區,最後事與願違,下場悽慘,徒留伊拉克陷入混亂中。隨著回教徒在此區域不斷取得政治和選舉的勝利,就算布希政府已經從自己原先想推動的民主議程中撤回,阿拉伯世界的民主人士勢必還是會感覺遭到背叛。在俄羅斯、中國及各區域的石油大國如伊朗、委內瑞拉帶領之下,世界各地匯聚了一股強烈的力量,反對國際社會提倡民主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