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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囚徒:趙紫陽的祕密錄音

國家的囚徒:趙紫陽的祕密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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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1350523
趙紫陽
時報出版
2009年6月11日
130.00  元
HK$ 110.5
省下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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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叢書系列:BC 歷史與現場
* 規格:平裝 / 400頁 / 25k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BC 歷史與現場


社會科學 > 政治 > 政治人物















  趙紫陽的死,比他在世時更具危險性。----時代雜誌

  「六月三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裡乘涼,聽到街上有密集的槍聲。一場舉世震驚的悲劇終於未能避免地發生了。」

  趙紫陽,一個被軟禁的時間比主政時期長的悲劇人物,在人生的最後幾年,他沒有放棄對中國政經體制與「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發言權,在老部屬杜導正等人的協助下,於二○○○年左右,以京劇與兒歌錄音帶,祕密錄製至少三十六卷錄音帶,留下逾三十小時的珍貴錄音。趙紫陽以鉛筆標記編號後,分頭交由數人帶出。此事連其家人也僅有耳聞,直到二○○五年趙紫陽過世後,才在孫子玩具堆中找到整套的原版錄音帶。趙紫陽祕書鮑彤之子鮑樸花了兩年時間蒐集錄音帶,終使完整內容於二○○九年出版。

  做為鄧小平時代改革開放的代表人物,趙紫陽對於社會主義路線當時已有許多質疑,不管是「六四」事件,對民主與法制的省思,對同時期亞洲四小龍包括臺灣的經濟奇蹟,更充滿欽羨與肯定。趙紫陽個人的心路歷程,記錄了社會主義中國如何面對統治危機與經濟困境,特別是二十年前「六四」決定武力鎮壓的始末,以及發展市場經濟的激烈鬥爭,也是中共高層至今,最誠懇面對歷史的回憶錄。

作者簡介

趙紫陽

  原名趙修業,一九一九年出生河南滑縣地主家庭,十三歲時加入共青團,高中時開始以趙紫陽為名。因農民運動有成開始在中國共產黨內崛起,四十六歲當上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創下最年輕紀錄。文革時期遭批鬥,一度下放勞改。一九七五年主政四川,因農村經濟改革有成,當時有「要吃糧,找紫陽」順口溜,聲望逐步升高,受鄧小平重用,並於一九八○至八七年擔任中國國務院總理,一九八七至八九年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六四」天安門事件同情學生,遭軟禁十六年,於二○○ 五年過世,享年八十五歲。

編者簡介

鮑樸

趙紫陽生前祕書鮑彤之子,於香港成立新世紀出版社。



英文版序 改革的設計師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
序 歷史是人民寫的 杜導正
導言 趙紫陽錄音回憶的歷史背景 鮑彤

壹.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
第一章 八九學潮初起
第二章 四二六社論
第三章 學潮與政爭
第四章 武力鎮壓
第五章 代罪羔羊
第六章 二次文化大革命
第七章 老大哥鄧小平

貳. 軟禁的滋味
第八章 黨國審判
第九章 孤軍奮戰

參.改革開放十三問
第十章 鄧小平和陳雲之爭
第十一章 一九八一年的緩衝
第十二章 對外開放的陣痛
第十三章 經濟建設的新路
第十四章 與胡耀邦的經濟歧見
第十五章 從計畫經濟到市場經濟
第十六章 漸進式的經濟體制改革
第十七章 經濟過熱與軟著陸
第十八章 以國際貿易揚長避短
第十九章 農村包產到戶
第二十章 沿海地區的外向經濟發展戰略
第二十一章 以沿海帶動全國
第二十二章 面對腐敗

肆. 從胡耀邦到趙紫陽的時代
第二十三章 胡耀邦下臺
第二十四章 一九八七反自由化的一年
第二十五章 左派裡的左派
第二十六章 確立中國社會主義路線

伍. 巨變.一九八八年
第二十七章 十三大後的曙光
第二十八章 尋找商品秩


十九章 經濟倒退
第三十章 無法邁步的物價改革
第三十一章 改革回潮體制復舊
第三十二章 架空總書記
第三十三章 吹「倒趙風」

陸. 以改革之名
第三十四章 鄧小平的行政改革
第三十五章 中國的無名恐懼
第三十六章 胡耀邦的社會主義民主
第三十七章 民主與法制的社會

附錄一 關於沿海發展戰略的一份單獨錄音
附錄二 〈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附錄三 〈五月十九日在天安門廣場的即席講話〉
附錄四 〈關於六四事件的自辯發言〉

特別收錄 祕運海外的回憶錄-從趙紫陽追溯赫魯雪夫 林博文

趙紫陽年表
人名錄

top



歷史是人民寫的杜導正(前中共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 )

  一九八九年北京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這個事件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隨後趙紫陽為此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罪名是「支持動亂分裂黨」。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趙紫陽召開了緊急家庭會議。趙紫陽對家人說:「我的緩和事態的方案沒有被接受,形勢會很嚴峻。如果矛盾激化,在歷史上是說不過去的。我既然在這個位子上,就不能同意這樣做。但是,這樣做我坐牢也是可能的,一定會牽連你們。你們要有這個思想準備。」趙紫陽的老伴梁伯琪及孩子們沒有絲毫猶豫,一致表示支持趙紫陽在這生死榮辱關鍵時刻的歷史性決定。

  「六四」後,中共中央幾次派人找趙紫陽談話。第一次,趙紫陽的老同事王任重等幾位中央要人奉命出面。王任重說,只要你能做出深刻檢查,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員的職務。趙紫陽拒絕了。第二次,中央幾位要人說,只要你表個態,做個檢查,可以保留中央委員的職務。趙紫陽又拒絕了。

  當時,北京政治氣氛非常緊張,我和趙紫陽的聯繫斷了兩年多。一九九二年我們恢復了來往,我建議他寫一篇文章,作為「六四」當事的一方,寫出事件的全部過程,前因後果,總結一下經驗教訓。趙紫陽表示不想寫。我把話說得更重,我說:「紫陽同志,這不是你個人的問題,你有責任寫。你處在這個位置上,對『六四』及其前因後果,治黨治國都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思考,寫出來,留給後人,是你應盡的歷史責任。」當時蕭洪達也在場,我們一起勸他寫。趙紫陽同意了,讓我們拉個提綱,我們問,他來答。

  趙紫陽有非凡的記憶力,但他還是怕記憶不夠準確,曾經向中共中央辦公廳要一些公開發表過的有關資料,中辦不給。他很受傷,說那就翻報紙吧;另外他說近來也草擬過一個提綱。口述就這樣開始了。

  開始,除了趙紫陽之外,參加這個工作的有四個人:前中共中央紀委副書記蕭洪達、前《光明日報》總編姚錫華、前國務院秘書長杜星垣,再加上前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也就是我。我們都是趙紫陽的老部下。開始時想搞筆錄。我相對年輕些,身體好些,又是老記者,有筆錄的習慣,就準備讓我負責筆錄。後來我去廣州,把這件事告訴了前廣東省委書記林若。林若很支持這件事,說他有最好的錄音機,連同磁帶一起給了我。我們就採用了口述錄音再整理的方法。

  口述完成後,我和蕭洪達在盛夏季節關了門窗,躲在屋子裡一盤一盤地聽。共同的感覺是:口述很有條理,邏輯嚴密,語言準確,只要變成文字的東西就可以直接成書了。

  二十年來,趙紫陽的訪談記,圍繞趙紫陽談「六四」、談改革開放、談中共成敗前途的,境外出版了十幾種。不過,現在這本依照趙紫陽談話錄音原原本本形成的書,無論在完整性方面,深刻性方面,特別是本人認可的準確性和權威性方面,無疑都是別的任何有關書籍所不可比擬的。

  在這本書裡,趙紫陽詳細講述了「六四」事件的經過。作為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他是最重要的當事人之一,又是被徹底封殺的被告。他的敘述,對於全面客觀地把握事件真相,糾正種種誤傳、偏頗和歪曲,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更進一步,趙紫陽談了他對「六四」事件的起因和後果的看法。

  再深一層,他探討了中國共產黨在治黨治國方面的經驗教訓,毛澤東的成就和錯誤,鄧小平的成就和錯誤。

  最後,他還努力從世界歷史的角度,探討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興起和衰落。

  趙紫陽是個求實膽大的實幹家。他是從縣委書記、地委書記、省委書記到副總理,再到總理和總書記,一路幹上來的。「六四」以後,有時間了,他開始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豐富經驗,反覆思考各種大問題,海闊天空地放膽自由思考。我也是從他軟禁中幾十次談話,以後多次溫習他的談話中,漸漸地感到這位被人尊敬的老人晚年思想中確有許多值得人們汲取研究像火花一樣的閃亮觀念。我甚至以為他晚年的政治思想發生了一次質的飛躍!因此,在我印象中,他不只是在大是大非關鍵時刻敢於承擔歷史責任的一位偉人,而且他的見解,他的思想,具有大思想家—至少是思想大家—的深度和水平。

  趙紫陽的整個談話,顯示出根本主張上的許多重大變化。他曾經幾次懇切地對我說:「老杜,你知道我過去也是很左的。現在我痛定思痛,改弦更張。」現在,翻開這本書,從始至終,我耳邊一再迴蕩著這八個字—「痛定思痛,改弦更張」。

  中外古今從無一個完人。趙紫陽絕不例外。他在這本書裡的想法見解不一定都對,有的甚至可能是錯誤的,我也不是每一觀點都贊成。但他的想法見解背後都有血淚經驗的支撐,多是深思熟慮的結果。這本書只是原汁原味和盤托出。如何評價是讀者的事,是歷史的事。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我就在趙紫陽的領導下工作。當時趙紫陽是中共廣東省第二書記,陶鑄是第一書記,我是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趙紫陽說他過去很左,確實。在反右派、公社化、大躍進、反右傾、農村社教等等極左性質的運動中,他並不消極。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錯誤地把我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時,他也沒有能公正地站出來講一句保護我的話。

  但是,比較而言,那時趙紫陽的獨立思考比陶鑄更多。在處理「逃港」問題上,陶鑄主張壓制,趙紫陽則要求疏導。不少問題處理上,他比陶鑄求實而溫和。文革十年,他的人品覺悟有了大的昇華。一九六六年末,廣州越秀山十萬人批鬥趙紫陽大會,我老伴坐在現場前排。造反派逼他自己喊「打倒三反分子趙紫陽」的口號,他拒絕喊。造反派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資派趙紫陽」,他仍拒絕喊,最後他只喊一句「打倒趙紫陽」。就是說我趙紫陽作為個人,可以打倒,但絕不承認自己是什麼「三反分子」或「走資派」。文革中被批鬥的省委第一書記二十七、八個,像趙紫陽這樣連個「走資派」罪名也不承認的,恐絕無僅有,只此一例,一時傳為佳話。

  作為一個地方領導人,趙紫陽是優秀的,但我以為並沒有什麼特別了不起。他的了不起,在於他與胡耀邦是鄧小平的左膀右臂,對中國劃時代的改革開放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更在於他在「六四」前後表現出來的偉大人格。在「六四」這個重大的歷史關頭,趙紫陽對中華民族負責,對歷史負責,對百姓負責,完全不顧個人生死榮辱,站在真理一邊,站在人民一邊,絕不妥協,絕不屈膝,絕不退讓。他傳承中華民族威武不屈,為了人民,為了一個「義」字,可以赴湯蹈火的高尚精神。他是人們的榜樣。因此,人們才可這麼深深地懷念他,對他這輩子的某些失誤也全都諒解了。我們願意向他學習,做他那樣的人。

  趙紫陽下臺的根本原因,是因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沒跟上。我們的改革一直在跛足前行。我們要學習趙紫陽和胡耀邦,繼承他們的遺志,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二○○五年趙紫陽去世時,中共中央以新華社公報形式對他作過幾句評價,說他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犯有「嚴重錯誤」,不再提他「支持動亂分裂黨」的話了。這個提法的變化,從中共中央來說,是一種退讓。從中國當代史說,這自然也是一種進步。但與事實相比,實事求是地說,這個評價、結論是不行的。而且時至今日,又四年了,對趙紫陽的骨灰還未妥善安置。對趙紫陽撤職後任意軟禁多年,還沒有一句平反的話。趙紫陽三個字至今在大陸媒體實際還在嚴行禁止之列。這些在歷史上說,當然是一概站不住腳的。不過正如劉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時候呼喊的那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歷史是人民寫的。
二○○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導言

趙紫陽錄音回憶的歷史背景鮑彤(前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政治祕書)

  趙紫陽留下了一套錄音帶。這是他的遺言。

  趙紫陽的遺言屬於全體中國人。以文字形式公之於世是我的主張,事情由我主持,我對此負政治上的責任。

  趙紫陽錄音回憶的價值,供世人公論。它的內容關係到一段正在繼續影響著中國人現實命運的歷史。這段歷史的主題是改革。在大陸,在目前,這段歷史是被封鎖和歪曲的對象。談談這一段歷史的背景,也許對年輕的讀者瞭解本書會有點用處。

中國為什麼非改革不可

  辛亥革命以降,近百年來,儘管步履艱難,中國畢竟在朝著現代化的方向,緩慢地演變著,發展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阻礙了它的進程,卻無法逆轉它的方向。

  一九四九年內戰基本結束後的中國,有了新的契機。

  本來,如何循序漸進,如何實現現代化,要不要搞社會主義,都應該屬於可以討論、可以爭論的範圍。只要真的按照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制定的《共同綱領》去做,真的實現「普選」和「耕者有其田」,也就很可以了。真把這兩個大問題解決了,中國社會制度方面的其他一些問題,都不難解決。

  全面逆轉中國發展方向的,是一九五三至五八年以「社會主義改造」為名和一九五七年以「反右派」為名的兩個運動。二者相輔相成。前者是針對所有制的,是模仿《聯共黨史》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的模式,決定通過集體化、國有化、計畫化,達到消滅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目的。後者是中共根據毛澤東的意志,由中共中央整風反右領導小組組長鄧小平指揮,在全國五百萬名知識分子中,打出了五十五萬「右派分子」。這兩個運動是中共執政歷史上的轉捩點,開闢了與民主與法制背道而馳之路。

  走上了這條自稱為「社會主義」的路,就消滅了市場,消滅了「耕者有其田」,也消滅了自由,同時也斷送了中華民族代代相傳的許多好的傳統。面對建設,這種「社會主義」乏善可陳,只能把老百姓維持在「少數人餓死,多數人餓而不死」的水平上。在毛澤東時代,有了城市戶口,才能擁有憑證消費的保障,比如上海和北京的居民,憑證消費的限額大約是每天將近一斤糧,三天大約能吃一兩肉,每年大約能買做一套衣服的布;對占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村居民,包括被迫「自願」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黨和國家愛莫能助,大家只能「自力更生」,自生自滅。

  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使得中國人不僅人人貧困,而且同一百多年以來實現現代化的夢想背道而馳,越離越遠。

  毛澤東身後,他親自指定的接班人黨的主席華國鋒不得不如實宣布,「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長此以往,國將不國,這就是中國非改革不可的背景。

黨國領導當時開的藥方裡沒有改革

  出路何在?毛的前貼身警衛,黨的副主席的汪東興說,凡是毛主席的決定,必須永遠執行,始終不渝。黨主席華國鋒也跟著他如是說。

  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內,威信最高的經濟權威,是陳雲。他三十年代就進入政治局,比鄧小平早了二十多年。他在延安就開始管經濟。毛發動「大躍進」之前,陳是第一副總理,全國的經濟總管。毛嫌他太實事求是,叫他靠邊站。毛宣布自己是主帥,任命鄧小平為副帥,大煉鋼鐵,結果闖了禍。現在毛死了,陳雲給中國經濟開出來的藥方是「調整」,糾正比例失調。

  這是陳雲實踐經驗的結晶。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農民,一九六二年就是靠陳雲「調整」糧食、鋼鐵等生產指標,才得以收拾殘局。陳雲反對黨的瞎指揮,但不反對黨的領導。從政治上的一黨領導,到經濟上的全盤公有化、計畫化,糧棉油的統購統銷,陳雲不但不反對,而且都是他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制度。改掉毛的這一套,等於改掉陳雲自己。

  對陳雲的分析不能簡單化。他捍衛國有制,但不捍衛人民公社;他喜歡計畫經濟,但不喜歡不切實際的指標;他主張政府為主,但允許市場為輔(「大集體,小自由」);他認為經濟自由度應該像關在籠子裡的「鳥」,但反對把它捏在手裡;他相信蘇聯老大哥,不相信西方帝國主義;在「自力更生」,「不吃進口糧」那個年代,他敢於挺身作證,「我聽得毛主席說過,糧食是可以進口的」,一句話,就把「進口糧」的修正主義性質,平反為毛澤東思想的合理要求;他維護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但對毛澤東破壞黨規黨法看不慣。這些,趙紫陽在回憶中都有記載,還歷史以公道。

  另一位威望極高的元老,是鄧小平。鄧是毛的親信。因為毛指定劉少奇為唯一接班人,鄧在文革前才當了劉的助手。文革初,不瞭解底細的群眾把鄧和劉誤為一談,但毛心裡明白,沒有拿鄧跟劉一樣,往死裡打。毛晚年企圖整肅周恩來,鄧卻和周走到一起,這下子才失掉了毛的寵信。文革中鄧一再被貶黜,「越批越香」,這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也許,鄧小平能夠成為改革毛澤東體制的領導人?

  但鄧小平當時開出來的藥方,也不是改革,而是「整頓」。整頓,就是整頓企業,整頓領導班子,撤換不服從領導的幹部,以鐵腕落實既定的規章制度和組織紀律,以鐵腕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計畫。簡言之,不是改掉而是強化毛的體制。整頓是鄧小平的強項。文革後期,毛主席叫四人幫抓革命,叫鄧小平抓生產,鄧雖然不懂經濟,但用了整頓的手段,硬是把生產搞上去了。

  鄧小平的特長是精明。他不糊塗,不迂闊。他心裡早就明白,社會主義計畫經濟那一套也許無法挽救經濟的崩潰,也許必須轉而向市場經濟求救。但他自己不能冒「搞亂經濟」的風險,更不能冒「反社會主義」的風險。畢竟,經濟不是他的所長,他是搞政治的,必須在政治上站穩腳跟。一九七九年三月,他發表了被載入史冊的講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馬列毛的思想。這就是他的政治路線。一年後,他以全黨領袖的氣魄,發表了進一步籠罩八十年代的綱領〈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他指點江山,講國際,講臺灣,重點是講現代化建設。怎麼現代化呢?讀一讀《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中那篇洋洋三十四頁的大文章就清楚了。鄧小平開的是四味藥:一、多快好省;二、安定團結;三、艱苦奮鬥;四、又紅又專。面對毛澤東死後扔下的爛攤子,鄧小平盡了一個政工人員的努力,他在加強領導,他在鼓舞士氣,但是直到一九八○年一月,他的八十年代綱領裡沒有體制改革。

  後來的歷史證明,改革就是改掉毛澤東的體制。不改革就只能在毛的體制裡翻跟斗,不改革是死路一條。但當時的黨國領導人,從華國鋒、汪東興到陳雲、鄧小平,在他們當時開出來的藥方裡,都沒有改革。

四川在探尋改革之路

  探尋體制改革之路,怎麼改,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到底改什麼。

  包括鄧小平和陳雲在內,當時誰都說不清楚什麼叫做「體制改革」。在四川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試點之前,中央領導人中沒有人說得清楚(或者不願意說清楚) 體制改革應該改掉什麼,說來說去,無非是集中還是分散,分散還是集中。這裡有個風險的問題。

  但是,四川想清楚了。不僅說了,而且動手了,穩穩當當開始做起來了。一九七六年,四川開始放寬政策。一九七八年起,由政策領域擴展到體制領域,進行了城鄉經濟體制改革試點。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容,是擴大農民自主權;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容,是擴大企業自主權。自主權,不像領導權、所有權、計畫權那樣耀眼刺耳,但也不像積極性那樣軟不足道。你要積極性,給你幾塊錢獎金,就足以把你打發掉了。你說所有權、計畫權,自居正統的人非告你離經叛道不可。難道你不懂得所有權只姓「公」,計畫權只姓「國」,領導權只姓「黨」嗎?但自主權不硬不軟,明確、穩當,從這裡入手,可以解剖得很深入,也能夠把陣地守得很穩當。提出「農民自主權」和「企業自主權」,有個不言而喻的前提—把農民和企業(而不再是黨和國家)定位為城鄉經濟的主體。這也正是市場經濟的前提。擴大農民和企業的自主權,和縮小黨和政府的干預權,是百分之百的同義語。

  一九七八年,四川省委在第一書記趙紫陽主持下,作出了以擴大自主權為內容進行改革試點的決策。這是使改革進入經濟生活的實質性的一步,也是趙紫陽走上改革之路的起點。作為改革家,他的使命就是推動黨和國家向農民和企業讓步,說得明白一點,就是推動「經濟外的行政強制因素」向 「經濟的主體」讓步。當時胡耀邦在平反的實踐中創造了「冤假錯案」等一組辭彙,趙紫陽也在讓步的實踐中創造了「鬆綁、放權、讓利、搞活」等一組辭彙,這些都是不見經傳但不脛而走的歷史性概念,令人沉思,令人回味。

  四川人口全國第一,川北、川南、川西、川東,包括現在的重慶直轄市,包括民國時代的西康全省,都在其內,當時全國十億人,四川占了一億。兩千年自流灌溉的歷史,使四川成為天府之國。六十年代毛澤東把這裡確定為三線建設的大後方,使它成為高精尖軍事工業的大基地。大躍進時期的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是個看毛眼色行事,不顧百姓死活的人。一九五九至六一年全國餓死三千萬到四千萬人,其中四川就死掉一千萬!毛的體制把四川整苦了,擴大農民和企業自主權使四川獲得新生。這當然不是領導者個人有回天之力,但無疑凝結著領導者的心血。「要吃糧,找紫陽」的民謠,越出省界,傳到北京。

  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穩穩當當搞經濟改革,同中共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大刀闊斧平反冤假錯案,成為當時街談巷議中的兩個亮點。

進入了改革年代

  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胡耀邦、趙紫陽相繼進入政治局。一九八○年二月,二人同時進入常委,胡任總書記,趙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之後陸續被任命為副總理(代總理)與總理。

  這就進入了趙紫陽回憶中的改革年代。同趙後來主持的全國規模的經濟改革相比,他此前主持的四川改革只是小試牛刀而已。

  體制改革,怎麼改,誰說得清楚?說得清楚的人,五十年代以來,早就被鬥光了。因為毛澤東已經用了幾十年時間,致力於一場接一場的以摧毀市場經濟為目標的「階級鬥爭」,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以討伐市場為能事的幹部和學者,在全民中散布對市場經濟的恐懼和仇恨。

  現在又過了三十多年,終於人人恍然大悟:中國的改革,原來就是改掉毛澤東的制度。但在大陸,卻有點怪,只許說改革,不許說非毛化。改革必須歌頌,非毛化必須聲討。三十年後的今天尚且如此,三十年前如果有人提議要改掉毛的體制,無疑會遭到女教師張志新和女學生林昭同樣的命運,改革則將命中注定要被徹底扼殺在萌發之前。

  對毛澤東經濟體制的否定之路,也就是說,經濟上的非毛化之路,是一步一步走出來的。一九七八年是「自主權」。三年後,一九八一年十一月,趙紫陽提出了一個新的視角:經濟效益。他列舉一九五二到一九八○年二十八年經濟增長的成績:工農業總產值八.一倍,國民收入四.二倍,工業固定資產二十六倍。那麼,全國人民的平均消費水平呢?一倍!走了二十八年的老路子,經濟效益如此如此,今後不走新路子行嗎!又過了三年,一九八四年,商品經濟的概念,在趙紫陽等人苦心推動下,終於在中國站住了,終於合法了!商品經濟是當時政治形勢下所能允許合法使用的概念,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的代名詞。

  這就關係到改革的全過程,其中的甘苦與探索,合作與分歧,在本書中都有論述,這是我看到過的迄今最深入和最可靠的史料。

趙與鄧的分歧在於黨和人民關係的定位上

  一九八九年,鄧小平與趙紫陽之間發生了正面衝突。

  胡耀邦之死觸發了學潮。鄧主張調集國防軍鎮壓;趙主張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老百姓最關心的腐敗問題和民主問題,在深化經濟改革的同時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引導全社會把注意力集中到改革上來。

  結局是大家所已經看到了的:軍委主席鄧小平判決總書記趙紫陽犯了「分裂黨」和「支持動亂」的罪行;元老們決定由江澤民取代趙。江上臺後,把趙作為國家公敵軟禁終身,並且從國內的書報、新聞乃至歷史中刮掉了趙紫陽的名字。

  鄧小平與趙紫陽之間不存在什麼個人恩怨。一九八○年四月趙到北京工作,直到一九八九年四月學潮之前,鄧小平對趙紫陽的工作是滿意的,不是一般的滿意,而是很滿意。

  鄧小平最初對經濟改革沒有表態,那是因為沒有把握,怕出了亂子,收拾不了局面。作為政治家,這很正常。看到四川的實績以後,鄧小平開始放心。看到趙到中央後繼續穩穩當當,用穩健的改革,來推動計畫內和計畫外各種經濟成分同時穩定增長,鄧更加放心了。可以說,對趙紫陽部署的經濟改革,鄧是言聽計從的支持者,沒有保留的支持者,最有力量的支持者。對鄧的支持,趙也由衷感到高興。兩個人合作得很好。

  問題完全出在對一九八九年學潮的性質的判斷上和決策的分歧上,深層的分歧發生在對黨和人民關係的定位上。趙認為,學生悼念胡耀邦,是合法的,正常的。鄧說,這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趙說,學生提出的要求,反對腐敗,要求民主,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通過社會各界協商對話,找出解決的方案,進一步推進改革。鄧說,不能向學生讓步,應該調集軍隊,首都必須戒嚴。這是五月十七日下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發生的爭論。常委會五個人。趙紫陽和胡啟立是一種意見;李鵬和姚依林是另一種意見;喬石中立。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居然說,他同意「常委多數」的決定—就這樣,鄧小平拍板了。

  十三屆政治局通過的《常委議事規則》規定,遇到在重大問題上出現分歧,常委應該向政治局報告,提請政治局或中央全會作決定。(當時的政治局委員十七人,十四人在北京,雖有三人在外地,半天也能到齊。)鄧小平也許認為,他不是常委委員,不必遵守常委的規則;也許,他認為,這個問題不夠重大,他有權拍板,事後通知政治局追認一下,就行了;也許,在他心目中,根本沒有「規則」的觀念。

  《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鄧小平也許認為,沒有必要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常設機構表決,這種程式太麻煩,扯皮,效率低,辦不成事。也許,他壓根兒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不是為「中國共產黨的核心領導人」而設的。

  《憲法》規定國務院有權決定戒嚴,但從五月十七日常委決定戒嚴到五月十九日實施戒嚴,這三天內,國務院到底有沒有開過全體會議或常務會議,一查就清楚了。我查過了,沒有。

  就這樣,發生了幾十萬國防軍進入首都,用坦克和衝鋒槍對付學生和市民的「六四」屠城。國防軍被用來對付向黨和政府和平請願的老百姓。慘絕人寰的大悲劇發生了,接著又是全黨全軍全民大清查大迫害。穩定壓倒一切,它壓倒了改革,壓倒了法律,壓倒了良心,壓倒了國家的主人,壓得多少公民家破人亡!

  作為公民,趙紫陽也被中共中央非法軟禁。整整十五年,直到八十五歲去世,這位大改革家才擺脫了軟禁,「自由」了。

  有人說,總書記要分裂黨,而軍委主席要挽救黨。根據我的觀察,他們二位都是忠誠的共產黨人,都把自己的命運和這個黨連在一起,都想把這個黨搞好。分歧在於,總書記認為,黨應該順應民意,應該服從民意;軍委主席認為,黨不可以向老百姓示弱,民意必須服從黨的領導。出現不同的意見,對其他黨來說是正常的,但共產黨是靠槍桿子崛起的黨,一貫靠總指揮的命令來排除不同意見。所以,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對人民,對同志,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都是家常便飯。

「六四」開創了全民噤聲的新局面

  我不知道在坦克和衝鋒槍下傷亡同胞的數目。我國年年組織討論日本侵略者殺死中國人的數目,從來沒有談論過中國人民解放軍殺死本國人民的數目。當局在國外公布過「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的新聞,這很機智,但不誠實。我家當時所住的部長樓內,就有人被窗外飛入的流彈打死。聽說全球都看到了北京屠城的現場直播,我當時已在獄中,沒有看到,但我相信,這些活鏡頭,是鄧小平自己的作品,不是外國人在「妖魔化中國」。

  血案之後發動了全黨全軍全民大清查,我不知道清查的後果。由於同情學潮,由於反對動用軍隊鎮壓人民,而受到懲罰的人數,根據經驗,想必大大高於直接傷亡的人數。但到底有多少人受害,這是黨國機密,不准打聽,不准「擴散」。多少人無家可歸,或者妻離子散?多少人被開除公職,永不錄用,生活無著?多少人消失了,被勞教了,被判刑了—誰知道?

  黨中央開了武力鎮壓公民的先例。二十年來,歷屆領導上臺,都照例必須像宣誓一般,作出肯定鎮壓的讚美。上行下效,省、市、縣、鄉、村,創造了多少起官員鎮壓公民的小天安門事件?有人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幾乎天天有。也許吧。二十年來的小天安門事件中,又有多少受害者?這又是國家機密,當局不告訴,也不准國內媒體告訴中國老百姓。

  有人說,鎮壓壓出了繁榮。我只知道,是經濟改革改出了繁榮。是人民,用市場經濟打破了毛澤東的枷鎖,才創造了繁榮。現在有人總結說,繁榮是鎮壓的產物。面對全球經濟危機,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正在準備介紹鎮壓的經驗,來拯救世界經濟。

  有人歡呼中國在鴉雀無聲中使自己躍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相信這是真實的。在忽必烈的鐵蹄下,中國早已是馬可孛羅親眼看到的繁華的天堂。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北洋軍閥的統治下,根據名記者鄒韜奮先生提供的資料,中國原本就是第三個大經濟體,一貫高於德國和日本,僅次於美國和英國。鑒於當時的英國有許多殖民地,如果按照現在的疆域計算,很可能,北洋軍閥時期的中國經濟在全球排名中早就不亞於共產黨領導下的今天,早已榮居世界第二了,至少那時的中國還沒有遭受到一元化的洗劫。

  「六四」開創了全民鴉雀無聲的新局面。鄧小平南巡後,中國在鴉雀無聲中重提經濟改革,重新分配財富。誰是鴉雀無聲下再分配的受益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全體被迫鴉雀無聲的人,統統都是「六四」屠城的受害者。即使當時尚未出生的人,既然出生之後必須鴉雀無聲,並且必須在不知不覺之中,畢恭畢敬,禮拜權力,聆聽謊言,當然更是無辜的受害者。

趙紫陽的最後一言

  「一九八九年我下臺以後,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我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有了一些新的認識。過去對西方發達國家所實行的議會民主制,認為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代表大會制度,才能體現人民當家作主;這是比西方議會制更高級的、更能體現民主的形式。事實上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於形式,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而是少數人、甚至是個人的統治。

  「縱觀二十世紀以來世界上曾經有過的各種各樣的政治制度。君主專制,德、義的法西斯獨裁,都已被歷史淘汰;還有一些軍人獨裁政權,也是曇花一現,或日益失去了市場。雖然現在很落後的國家還不斷發生這樣的事情,如南美國家也常常發生軍人政變,但它也慢慢變為這些國家逐步走向議會政治的短暫的插曲。二十世紀出現的,在幾十年時間裡與西方議會制度相對立的所謂新興的民主制度—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在大多數國家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倒是西方的議會民主制顯示了它的生命力。看來這種制度是現在能夠找到的比較好的、能夠體現民主、符合現代要求而又比較成熟的制度。現在還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

  「當然,這種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它也存在很多問題。但比較來講,只有這種制度比較符合現代文明,比較符合民意,有利於體現民主,並且是比較穩定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越來越顯示出它的生命力。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實行的都是這樣一種議會民主制。幾十年來發展比較快的新興國家,逐步地轉向議會民主制的趨向也越來越鮮明。我想這決不是偶然的。為什麼沒有一個發達國家實行另外一種制度呢?這說明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要實現現代的市場經濟,現代文明,它就必須實行政治體制上的議會民主制。」

  這是趙紫陽的話。理性、務實、明快、懇切,發自肺腑,是趙紫陽留給同胞們最重要的話。

改革的設計師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
哈佛大學歷史與政治學教授?前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

  我只見過趙紫陽一次,那是一九七九年六月,我走進他在倫敦下榻的酒店。他當時是四川省訪英代表團的團長,房間裡擠滿了他的同事,他們對我的突然出現有些不解。我知道,趙紫陽當時是四川省第一書記,率先進行農村改革,聲望正在不斷上升,這次國外之行是為了汲取經驗。但當時我研究的興趣比較側重於歷史。我問,如果我到四川,能否請他談談一九六○年代在廣東省主政的經驗?他說他很樂意。我向他的助手遞了一張名片,就離開了。

  那次的短暫接觸,我無疑留下一些膚淺但又深刻的印象:這位共產黨的老幹部,開放、幽默、有活力。遺憾的是,我從來沒能再加深這些印象。等我再到中國進行學術之旅,趙紫陽已經是國家總理了,而試圖通過北京官僚體系的層層關卡,我知道只是自找麻煩。

  不過如今在這本書中,我們總算有了趙紫陽對作為總理、總書記,以及後來遭軟禁在家的個人紀錄。就我個人對這些材料來源的理解,我相信它們的真實性。這些文字讓我們得以對北京高層的詭譎世界貼近觀察,尤其當時總書記胡耀邦和總理趙紫陽,做為鄧小平的左右手,正在為主導鄧的改革大計戰得不可開交。雖然關於此西方學者已為文談了不少,但這些材料呈現的,更是表面紛爭下隱藏的內部角力。1

改革開放的內部角力

  趙紫陽顯然非常投入總理的角色,除了得要研究思考,當然也不乏錯誤、失望、宵旰辛勞,以及因中國加速發展帶來的喜悅。他在元老中有對頭,特別是陳雲和李先念。陳雲在一九五○年代主張經濟理性,每當毛澤東不照常理走,他都仍然堅信,如不是因為毛主席的錯誤,中央集權的五年計畫制度還會更好,畢竟是計畫經濟把蘇聯搞成了超級大國。所以陳雲建議中國應該效法過去,提出「鳥籠經濟」的模式:就是說,計畫經濟是籠子,市場經濟是籠中之鳥。這樣一來,市場經濟就不會失控。趙紫陽很尊敬陳雲,(除了鄧)陳雲是此書唯一被趙紫陽稱之為「同志」的元老,趙紫陽總是去訪問他,同他討論新政策,希望爭取支持,即使行不通,後面總還有鄧小平去制約陳雲。

  李先念的性格就大不相同了,趙紫陽似乎很早就對他大為反感。李先念在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是唯一同周恩來共事(沒有被打倒過)的高級文職領導人。等華國鋒在毛澤東晚年崛起掌權,李先念又成了華國鋒在經濟上的最高顧問。如果華國鋒繼續擔任領袖,李先念一定能大權在握。他對此念念不忘,也對趙紫陽的取而代之始終忿忿不平。李先念經常發牢騷,認為今日能有此成績,大家應該要承認,有部分基礎是他在華國鋒短暫的過渡主政時期奠定的。「經濟工作的成績不都是改革開放以後搞的,過去也有成績嘛!過去打下了基礎嘛!」其實華國鋒的「洋躍進」—大量購買外國生產線—使中國經濟擴張過度了。但因為李先念是元老,沒人直接反駁他,趙紫陽當然也不會。他甚至還抱怨趙紫陽沉迷「外國的東西」,樂於向亞洲四小龍的成功學習,也向西方取經。這位改革最著名的反對派後來得到安撫,當上了國家主席。趙紫陽說:「李先念之所以對我仇視,主要是因為我執行鄧小平改革開放這一套。他不便公開反對鄧,所以集中目標在我身上。」

  除了與李先念的問題外,趙紫陽幸運的是,在鄧小平的兩員大將中,大部分元老派、保守派攻擊的其實是胡耀邦。趙紫陽自己認為,這是因為胡耀邦身為總書記,主管政治與意識型態工作,卻擺明對保守派的思維毫無興趣。趙紫陽提及胡耀邦總有三分情,他認為胡耀邦同情知識分子,不願意像文革時那樣整他們,而且心直口快,不太在乎別人對他的看法。實際上,兩人之間最主要的分歧在於,胡耀邦傾向於更快速的經濟發展,而趙紫陽主張寧可慢,但要穩。即便兩人都致力將中國導向市場經濟,但胡耀邦嚮往的似乎還是毛澤東的方式,用運動發展經濟。一九八三年,鄧小平召集二人開會,直截了當告訴胡耀邦,不要干預政府的經濟工作。趙紫陽認為,在一九八六年學生示威事件爆發以前,鄧小平就已經對胡耀邦失去了信任,學生示威只是給他辭掉總書記的機會罷了。總之在這種情況下,胡耀邦能繼續留任政治局委員,運氣還不算太差。

  此外,胡耀邦還有一個趙紫陽瞠乎其後的優越條件。那就是他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在中央機關度過的,也就是說,他有人脈,有老關係。趙紫陽就提到過,一九五○年代開始領導共青團的胡耀邦,被很多政敵指責只扶植「團派」。相形之下,趙一直在不同地區的省級機關工作,直到一九八○年才調到北京,沒什麼老關係,或者像他自己所說:「渠道不多,消息比較閉塞。」除此以外,趙紫陽只有一個支持者,那就是鄧小平。當然,那是一位最強有力的支持者。但即使是鄧小平,面對元老們的強烈反對,他也必須左顧右盼,權衡折衝。因此,每當鄧小平表示隱退之意,趙紫陽就堅持請留。據趙紫陽自言,直到一九八九年四月分—離他政治生涯最後被毀只有一個月—鄧小平還在向他重申,已經取得陳雲和李先念同意,讓他做兩屆總書記。(總書記這個職位,是趙紫陽一九八七年一月從胡耀邦下臺後接過來的。)不過在提及趙紫陽令人唏噓的晚年前,他在改革計畫的角色也值得我們去思索。

改革的真正打造者

  人們常把鄧小平看成改革的設計師。當然,沒有他一開始對改革與開放的強力推動,就不會有改革。所以此後,在諸元老中他就像是改革計畫的教父,得隨時親自出關以對付各路人馬。不過,讀了趙紫陽對自己掌舵過程的平實描述,事實就明朗了—真正打造改革的人不是鄧小平,是趙紫陽。經過無數次基層調查研究,趙紫陽終於理解到鄧小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復出後,重新主張的農業集體化已經過時,於是他改而在全國全力推廣農戶包產責任制,用以發展農業和提高農民收入。不過趙紫陽也坦言,沒有鄧小平的支持,也完全不可能推動。然而鄧小平確實在觀念上沒有突破,突破的是趙紫陽。

  至於非常成功的沿海發展戰略,孕育者也是趙紫陽。它和改革早期的經濟特區政策不同,而是努力動員全部沿海省分發展出口導向的經濟,進口大量原材料,加工生產,然後再大規模地出口。趙紫陽要克服的反對聲浪不知凡幾,但同樣地,只要他取得鄧小平的支持,事情就比較順利了。趙紫陽於一九八七至八八年制定的政策,在他政治生涯結束後繼續存在,只是在那以後,沿海發展戰略與其關係太緊密,因而這個名稱被棄置不用,不再把成績歸功於他了。

  不過趙紫陽也有不少失敗之處。一九八○年代後期的大事之一是價格改革,但在後來的討論中,鑒於當時的經濟形勢,趙同意暫停。那是很罕見的,他居然同兩個主要對頭李鵬和姚依林站在同一陣線,也讓李鵬和姚依林利用經濟問題排擠他。鄧小平的態度很明朗,趙紫陽在擔任總書記之後必須繼續主管經濟工作,但李鵬和姚依林越來越不想讓趙插手。凡是在中國官場打滾的人,都很快感覺到權力鬆動了。

  即使將成功與其他成效不佳以及失敗之事總和來看,趙紫陽的成就仍很可觀。不過更令人欽佩的是,雖然他有一批忠實擁護改革的官員在為他工作,比如至今仍被軟禁的助手鮑彤,但趙紫陽幾乎總是在自己的位子上孤軍奮戰。是趙紫陽,身先士卒去說服或同元老們展開周旋;也是趙紫陽,必須要自己小心提防,諸如李鵬和姚依林這些氣急敗壞的同僚會從背後放冷箭;還是趙紫陽自己,必須說服中央或省裡的官僚們,這些人的思路還是文化革命前的那一套,他們念念不忘保衛固有的領地,堅持老一套的管理方法。整個一九八○年代,直到他離開政治舞臺,趙紫陽都在為下一步如何工作,而思考,而探索,而調研,而討論,而爭辯。選擇趙紫陽作為改革的設計師,顯現鄧小平有極佳的識人之明。

社會主義下的資本主義

  趙紫陽從來沒有想要位及總書記。他喜歡自己的工作,並不想涉入任何政治或意識型態的爭論。如果鄧小平有其他人選的話,趙紫陽會非常樂意繼續做總理。然而當時提出其他人選的是耍陰謀詭計的保守派,趙紫陽還天真地信以為真,但鄧小平卻看得清清楚楚。結果一向盡忠職守的趙紫陽,從此無法脫身。

  他很快就瞭解到,這些年來有胡耀邦擋著是多麼幸運,他現在得一併承接兩個難纏的對手:胡喬木和鄧力群(小鄧,但同鄧小平沒有親戚關係)。胡喬木是筆桿子大王,以前曾是毛澤東的祕書和愛用的文膽。鄧小平已經幾年不同此人打交道了。鄧力群長期以來是左派理論家,同保守元老們密切聯絡。他掌控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以製造反對改革的觀點和評論為業。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小鄧非常倔,像頭「湖南騾子」。但他的支持者們無疑認為,他捍衛真理的決心令人欣賞。

  趙紫陽以前對胡耀邦和胡喬木、小鄧之間的意識型態鬥爭根本不感興趣—在他們看來,趙紫陽態度中立,只在意不要讓意識型態議題中斷經濟發展。所以等胡耀邦被迫下臺後,他們以為可以發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卻遭到趙紫陽的阻撓。在很短的時間裡,趙紫陽做成了胡耀邦沒有做到的事情:他解散了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瓦解小鄧的權力基礎,關閉《紅旗》雜誌等左派刊物。

  為了補償,趙紫陽建議下一次黨代會時讓小鄧進政治局,給他個說話的位子。雖然也經過同意,然而連必要的第一步—要當政治局委員必須先選上中央委員—小鄧都沒有選上。鄧小平起初雖然同意拔擢小鄧,但他不打算更動選舉結果。支持小鄧的元老們對此十分惱怒,從此認定趙紫陽比胡耀邦更糟糕透頂。

  趙紫陽藉此趁勝追擊。一九八七年秋天舉行的十三大,他仔細思考在政治報告應該做什麼理論定調。他決定要一勞永逸解決整個改革年代揮之不去的問題:如果中國在一九五○年代就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為什麼現在還要採用資本主義的做法?他決定使用一個講了好些年的說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把它到前所未有的理論高度。這樣既不至否定社會主義的成就,又可使中國免於僵化的社會主義教條。為了取悅大家,他也強調鄧小平一九七九宣布的「四項基本原則」的地位,即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領導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趙把一九七八年使鄧小平恢復權力的那次中央全會解釋為,實際上既包含四項原則,也包含了改革開放,二者同等重要,它們是兩個要點,共同圍繞著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務。這一論述,被鮑彤及其同事化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口號。雖然不見得人人讚揚,但重要的是鄧小平喜歡。

在「「六四」」中殞落

  而談到一九八九年四至六月的事件,學生為哀悼四月十五日逝世的胡耀邦,開始遊行至天安門廣場,當時趙紫陽所掌握的實情可能比西方讀者更少。有一本在海外發表的共產黨祕密文件2,其中有些也許趙從來沒有接觸到,特別是元老們決定趙下臺以及選擇接班人的會議紀錄。趙紫陽這裡所言,是他對學生運動的分析,以及他自己的處置態度。

  趙紫陽對學生運動的寬容態度,惹惱了李鵬等保守派。他一直相信在示威活動初起時,只要勸導得當學生是可能回到校園的。趙紫陽啟程前往北韓進行長期訪問時,李鵬曾保證不會背離他的路線。然而不幸的是,李鵬還是找到機會食言了。趙一離開,李鵬趕緊召集北京市委的幹部,先向政治局常委,然後向鄧小平會報。他們的報告充滿著煙硝味,預言如果不立即控制形勢,將會有全國性的動亂。鄧的腦子裡有文革時兒子被鬥殘廢的記憶,這樣的報告肯定使鄧小平深受感觸。他將事件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趙紫陽人在北韓,沒有任何其他信息,必然不得不同意鄧小平的說法。在李鵬主導下,鄧小平的所言所感立即登上四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出乎李鵬預料的是,社論不僅沒有使學生屈服,反而激怒了他們,因為他們的愛國行動被汙衊了。二十七日,學生們衝破警察的防線,再次到廣場遊行。李鵬在鄧小平的加持下,使學運火上加油。

  趙紫陽回來後,眼見不管如何安撫,要使學生運動重新平息下來,除非收回社論裡那些攻擊性的言論。然而這種提問也代表他早知:鄧小平無意否定社論。李鵬最成功的地方在於他終於找到一件事使鄧趙體制拆夥。趙紫陽試過用其他方法安撫學生,但到五月中旬,他已經沒有選擇,決策的影響力逐步消退,甚至連商討實施戒嚴都沒有他的分。趙紫陽的時代結束了,他唯一能做的是出席中央會議準備下臺。3

晚年對追求民主的領悟

  於二○○五年辭世的趙紫陽,一生當中被軟禁的時間比他施行改革的時間還長。這段期間,他只能偶爾被放行到小心限定的地點,偶爾打打高爾夫球,偶爾會晤來客,但也經過嚴密審查。4趙紫陽的許多時間只能用來抗議使他身陷囹圄的無聊禁令,向囚禁他的人援引憲法和黨規,始終還是那個誠懇盡責的黨政官員。看來他真的相信—也許出於天真—只要在法律上無懈可擊,總有一天會使他的敵人屈服。然而,當然沒有。在處理趙紫陽一案中,講的根本不是合法性,而是權力和穩定。趙紫陽好像剛到北京城的鄉下人,不知道法律在中國官場從不被當一回事。不過,也許他多少得到些安慰,知道高層真的害怕一旦他在街頭現身會引起騷動。

  在幽禁中,趙紫陽思考過政治改革,以及鄧小平、胡耀邦與自己的理念。他認為鄧小平其實並不真的相信政治改革,只是想更緊縮行政管控而已。胡耀邦則是還沒有個全面的想法,但根據他在政治運動的溫和態度,以及堅持平反以往運動中的全部冤假錯案,使趙紫陽認為,如果胡耀邦能繼續執政,他一定會把中國的政治改革推向民主化。

  趙紫陽承認到一九八○年代中期,他是經濟上的改革派,政治上的保守派。然而他逐漸體會到,沒有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將危如累卵,比如無法去杜絕大規模的腐敗。到了一九八九年,他已經可以告訴來訪的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中共的執政地位可以不變,但執政方式必須改變:必須以法治取代人治。他想提高透明度,建立同社會各方面力量對話溝通的渠道。他認為,各種社會力量應該有權組織自己,而不是從屬於黨國領導之下的機構。趙紫陽希望,縱使選擇有限,在全國代表選舉中也應該有選擇的餘地。

  趙在軟禁中又看得更遠了。「倒是西方的議會民主制顯示了它的生命力,現在還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所謂的現代化,牽涉的不僅是市場經濟,還有議會民主的政治體制。在中國,這意味著一個長期的過渡階段,需要共產黨做出兩個突破:允許不同政黨存在和新聞自由;而且在黨內建立民主機制。同時法制改革和司法獨立也屬當務之急。然而以趙紫陽的切身經驗,稍微琢磨惦量就能明白要推行這些改革實屬不易。

  趙紫陽被囚禁的故事有兩件事值得深思:一個熱愛國家的官員,如果只有在多年賦閒全力反思的條件下,才得出中國需要民主的結論,那麼對於日理萬機的官員來說,又有什麼餘力,或者安全感,使他能夠在當朝當政的條件下,得出同樣的結論來呢?如果他終於能夠得出這種結論,他又如何在遍及社會各階層的黨內反對力量下,來實現這個結論呢?中國過去發動災難的文化大革命,付出代價才得以擺脫史達林式的經濟模式。中國當然不需要再來一場文化大革命,但是如果中國領導人想實現趙紫陽遺言留下的最後話語,這個黨就必須從根本上有所變革。

  如今的中國,趙紫陽是一個不被承認的人。當未來一切事過境遷,也許他將進入華夏先烈之列—他們為國效力,功勳卓著,但不見容於最高統治者。這些人的名字將萬古流芳,唯亂臣賊子終將遺佚。(鮑樸譯)

【註釋】

  1 有關此時期較深入的西方著作,可參看包瑞嘉(Richard Baum),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2 指的是黎安友(Andrew J. Nathan)與林培瑞(Perry Link)編輯出版的《中國「六四」真相》(The Tiananman Papers,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2)。

  3 關於趙紫陽在十三屆四中全會的自辯,請參見本書附錄四。

  4 其中一個訪客宗鳳鳴,每一次會面返家後隨即記錄下趙紫陽的談話,後來寫成《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一書,二○○七年由香港《開放雜誌》出版。




其 他 著 作
1. (二手) 改革歷程
2.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 (Hardc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