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台北，襁褓時即隨其馬來西亞籍華人的雙親回到吉隆坡，在馬來西亞念完中學後赴劍橋大學習法，隨後考上律師執照，並在倫敦一家法律事務所服務。他一心嚮往創作，工作餘暇埋頭寫作，後來毅然放棄待遇豐厚的律師生涯，進入東英格利亞大學（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著名的創作課程就讀。《和諧絲莊》即是在東英格利亞大學讀書期間完成的。第二本小說《Map of the Invisible World》，已於2009年4月在英國出版。
當時我看上歐大旭不是沒有原因的。如果我沒記錯，歐大旭應該是繼毛翔青（Timothy Mo）之後唯一入選競逐布克獎的華人作家。毛翔青出生香港，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英國人，十歲時移居英國，中學畢業後入牛津大學念歷史，他曾三度進入布克獎決選名單（所謂shortlist），可惜緣慳分淺，始終與布克獎擦身而過，據說目前大部分時間住在菲律賓。歐大旭的背景和毛翔青稍有不同。他生於台北，襁褓時即隨其馬來西亞籍華人的雙親回到吉隆坡，在馬來西亞念完中學後赴劍橋大學習法，隨後考上律師執照，並在倫敦一家法律事務所服務。歐大旭一心嚮往創作，工作餘暇埋頭寫作，後來竟毅然放棄待遇豐厚的律師生涯，進入東英格利亞大學（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著名的創作課程就讀。此創作課程成立於一九七○年，向被視為作家的搖籃，麥克尤恩、石黑一雄、雪華莉爾（Tracy Chevalier）、恩萊特（Anne Enright）等皆出身此課程。《和諧綢莊》即是歐大旭在東英格利亞大學讀書期間完成的。
九月十日布克獎委員會公布決選名單，可惜歐大旭的小說並不在決選作品之列；同樣被淘汰出局的還包括了魯西迪的《小丑薩利瑪》（Shalimar the Clown）、柯慈的《慢人》（Slow Man）、麥克尤恩的《星期六》（Saturday）等，書評家中頗有人大感不平與不解。進入決選的六本小說中，一般的看法——包括報紙評論、網路票選、賭注等——是，剩下來互爭高下的應該是巴恩斯的《阿瑟與喬治》（Arthur and George）和石黑一雄的《別讓我走》（Never Let Me Go），不料最後卻大爆冷門，二○○五年的布克獎頒給了並未被看好的愛爾蘭小說家班維爾的《大海》（The Sea）。投下決定性一票的評審團主席蘇瑟蘭（John Sutherland）不僅招致書評家的譏諷與抨擊，事後還得親自撰文為他的選擇辯解。其實班維爾自一九七○年推出第一本小說後，當時已經出版了十四本小說，一向以其文體享譽當代愛爾蘭文壇。英國人常說，「我們把語言給了愛爾蘭人，他們卻教導我們如何使用這個語言。」班維爾的前輩當然還包括了王爾德（Oscar Wilde）、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葉慈（W.B. Yeats）、喬伊斯（James Joyce）、貝克特（Samuel Beckett）及黑尼（Seamus Heaney）等。
歐大旭的《和諧綢莊》在八月底也被列入《衛報第一本書獎》（The Guardian First Book Award）初選名單，可惜最後也功敗垂成，沒有進入決選。不過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二○○六年一月四日，聲譽頗為崇隆的惠特布列圖書獎（Whitbread Book Awards）終於將其《惠特布列首部小說獎》（Whitbread First Novel Award）頒給了《和諧綢莊》。此外，大英國協基金會（Commonwealth Foundation）也在二○○六年二月一日宣布，《和諧綢莊》獲得了該基金會二○○六年大英國協作家獎（Commonwealth Writers’ Prize）轄下的東南亞與南太平洋區第一本書獎。
第三部分的敘事者是溫姆伍德。歐大旭在小說這一部分主要採過去與現在交錯跳接的結構形式，此時的溫姆伍德已在馬來西亞居留了六十年，屬於流落海外的所謂「孤獨的英國人」（the English loner）。他生於一九一五年，在某個意義上是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受害者。一個秋日的下午，他在倫敦的葛洛斯維諾方場（Grosvenor Square）散步，從某座宅第的窗口看到房間壁紙上的東方景象，從此一心一意要到東方尋訪「我的天堂，我的世外桃源，我的完美的靈象」。溫姆伍德於一九四一年從倫敦到馬來亞時應在二十五歲左右，因此我們可以估算，當溫姆伍德巍顫顫地把雪兒的日記交還給寶玉時，他應該已經是位年過八十的老人，而寶玉也不下五十五、六歲了（雪兒難產而死應該在一九四二年年底前後，寶玉說是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溫姆伍德此時住在教會所辦的安養院裡，全心構思他一生最後的偉大計畫——他的烏托邦花園。這個花園具有逆反殖民的意義。如果說倫敦近郊的柯幽花園（Kew Gardens）中的許多溫室栽種了從世界各地蒐集而來的植物，溫姆伍德構思中的花園則是要把英國的植物移植到他所滯居的馬來西亞來。
《和諧綢莊》的情節雖然環繞林強尼的一生發展，並以一九三○、四○年代的馬來亞近打河流域為敘事背景，但整個敘事還涉及馬共反帝反殖的歷史，其時間軸甚至延伸到獨立後的馬來亞（馬來西亞）。寶玉回憶一九五七年馬來亞獨立日，在電視上看到首相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在慶典中領導高呼「默迪卡」（Merdeka，馬來文「獨立」之意）的情形，歐大旭顯然意有所指地借寶玉的話批判馬來西亞的現狀：「獨立。自由。新生活。那就是這個字對我們的意義。雖然自那些年之後，我們對我們國家諸多天真的夢想已經死去，被我們自己毒發的野心窒息而死，但我們當時所感受的一切永遠絲毫無損。」
歐大旭在訪談中表示，在寫《和諧綢莊》之前，有兩年時間他把閒暇都耗在大英圖書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日本占領星馬期間，馬共改變其鬥爭策略，聯英抗日是眾所周知的事；《和諧綢莊》敘述近打河流域當時馬共的若干活動的確是有歷史根據的。讀過前馬共總書記陳平（Chin Peng）的回憶錄《我方的歷史》（Alias 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的人都知道，一九四○年代左右，年輕的陳平就在那一帶參與地下反英與抗日活動。《我方的歷史》中清楚指出，當時霹靂州馬共的「主要勢力是來自南部近打河流域的錫礦工人。全州大約有五百名黨員」。陳平在回憶錄中還提到，當時馬共總書記是一位叫萊特（Lai Te）的越南人，此人為自保而不惜向日本軍方出賣同志，造成馬共死傷慘重。《和諧綢莊》中林強尼的行徑就彷彿萊特的翻版。歐大旭也承認，他筆下的林強尼 ——至少這一部分——靈感的確來自萊特。
歐大旭對這樣的批評可能不會服氣。他不只一次對英國作家再現的馬來亞歷史現實深表不滿。他舉毛姆（W. Somerset Maugham）為例，認為毛姆筆下的馬來亞只是一九三○、四○年代英國殖民社會非常局部的現象，而且充滿了異國情調，他覺得有必要挑戰毛姆，將一九三 ○、四○年代自這種成見中解放出來。亞洲版《時代》雜誌（Time, 2 May 2005）的莫利森（Donald Morrison）在其書評中曾經這樣引述歐大旭的話：「我的意圖在摧毀受毛姆影響的一九三○和四○年代的馬來西亞歷史小說。你知道，就是那種觀念，以為文學中只有兩種版本的馬來西亞，一邊是白人圍坐在一起暢飲粉紅色的琴酒，另一邊則是一堆各色人種忙碌著各種古怪的事。」換句話說，歐大旭顯然刻意要把《和諧綢莊》寫成一部去東方化（deorientalised）的書。《和諧綢莊》在某些層面上確實是一本後殖民小說，對英國殖民的經濟剝削和日本帝國的血腥統治不假顏色，對被殖民者心態上的扭曲也頗多著墨。在《和諧綢莊》中，我們不僅看到英國殖民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左右了小說中幾乎所有人物的命運，也支配了整個馬來亞的歷史發展進程——其實是此歷史進程的重要章節。
《和諧綢莊》出版之後，歐大旭曾風塵僕僕，在世界各地參與其小說的促銷活動。在紐約時馬來西亞總領事甚至出面請他吃飯。不過，即使官方代表出面，大概也無助於《和諧綢莊》在馬來西亞文學中的地位。歐大旭的英文小說不會成為馬來西亞國家文學的一部分。在這方面英國人顯然大方多了——已經有英國書評家預言，歐大旭毫無疑問是位值得期待的年輕「英國作家」！歐大旭的確還很年輕，《和諧綢莊》出版時他年僅三十三歲，住在倫敦，他預告說他的第二本小說所要處理的是一九六○年代的馬來亞（馬來西亞）：英國殖民結束，馬來亞獨立，接著馬來西亞成立，以及隨之而來的馬來西亞與印尼之間的衝突與對抗（Konfrontasi）。這一段歷史許多人記憶猶新。二○○九年歐大旭果然推出他的第二本小說《隱形世界的地圖》（Map of the Invisible World），這一段歷史（加上印尼的獨立）正是這本新作的背景。接連以馬來西亞的歷史為小說背景，歐大旭顯然有意經營他的版本的國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不同於官方版本的國族寓言。歐大旭意在繪製一張隱形的地圖，他想重建的是一段為國家意識形態所隱蔽的歷史。《隱形世界的地圖》所延續的正是歐大旭在《和諧綢莊》中刻意經營的那份歷史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