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千百年來，諸葛亮的形象藉由各種傳播媒體走進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
湖北古隆中、奉節白帝城、成都武侯祠、岐山五丈原、勉縣定軍山……眾多歷史遺跡以自己的存在，向人們默默講述著諸葛亮一生中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故事。
一部《三國演義》，使諸葛亮的大名傳遍神州大地。
馬連良的傳統京劇《借東風》、《失街亭》、《空城計》、《斬馬謖》，傾倒了大江南北一代又一代的戲迷，「我正在城樓觀山景，耳聽得城外亂紛紛」……那典雅的唱詞，優美的唱腔，傳神的表演，已成為京劇藝術的經典。
《三國演義》連環漫畫，伴隨著幾代人從童年走到少年，從少年走到青年。
《三國演義》電視劇，陪伴著億萬家庭度過豐富多采的夜晚。
《三國演義》的線上遊戲，使得許多青少年如醉如癡。
這一切，使諸葛亮成為一名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人物。
然而我們還是要問：你真正了解和認識諸葛亮嗎？你是通過什麼途徑了解和認識諸葛亮的？這個問題並非唐突，更不多餘，因為一些記載和傳聞，可能會把一般人對諸葛亮的了解引向歧途。
《仙鑑》中記載了諸葛亮拜師學藝的故事。諸葛亮經司馬徽引見，向靈山酆公玖學習《三才祕籙》、《兵法陣圖》、《孤虛相旺》等書。百日後學成，酆公玖要他以所學輔佐漢室之胄劉備，並告訴他：「羽（關羽）是解梁老龍，飛（張飛）是涿州玄豹，雲（趙雲）乃長山巨蟒，竺（麋竺）乃東海壽麋，其後猶有襄陽鳳雛（龐統），長沙虎母（黃忠），西涼駒子（馬超），天水小龍（姜維），皆子之良佐使也。」又對他說：「南郡武當山上有二十七峰、三十二岩、二十四澗，峰最高者曰天柱、紫霄，二峰間有異人曰北極教主，有琅書、金簡、玉冊、靈符，皆六甲祕文、五行道法，吾子僅習兵陣，不喻神通，終為左道所困。」於是領諸葛亮到武當山拜見北極教主。開始，北極教主只讓諸葛亮擔柴汲水，採黃精度日，過了很久，才教他道術。諸葛亮學成後下山至靈山，酆公玖已北回覆命，再尋北極教主亦不在，只聽得山頭風雷轟轟，如萬千人語，這才體悟是神人指點，自負不凡。
上面記述的是神化了的諸葛亮。
《三國演義》寫了一段諸葛亮「空城計」的故事。當街亭失守後，司馬懿引十五萬大軍向諸葛亮所在的西城殺來。當時諸葛亮身邊別無大將，只有一班文官，身邊五千名軍士，已分一半先運糧草去了，只剩下兩千五百名軍士在城中。文官聽到這個消息，盡皆失色。諸葛亮登城一望，果然塵土衝天，魏兵分兩路往西城殺來。諸葛亮傳令，教「將旌旗盡皆隱匿，諸軍各守城鋪，如有妄行出入，及高言大語者，斬之！大開四門，每一門用二十軍士，扮作百姓，灑掃街道。如魏兵到時，不可擅動，吾自有計。」諸葛亮於是披鶴氅，戴綸巾，引兩小童攜琴一張，在城上敵樓前，憑欄而坐，焚香操琴。卻說司馬懿軍哨到城下，見了這般情景，不敢前進，急報司馬懿。司馬懿笑而不信，遂止住三軍，自飛馬遠遠望之，果然看見諸葛亮坐於城樓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左手邊有一童子，手捧寶劍；右側則有一童子，手執麈尾。城門內外，有二十餘名百姓，低頭灑掃，旁若無人。司馬懿看了大疑，便命後軍做前軍，前軍做後軍，望北山路而退。
上述空城退敵的故事，其實是虛構的，反映的是藝術化的諸葛亮。
在今天的雲南西雙版納，流傳著一則關於諸葛亮帽子的故事。
諸葛亮南征到傣族地區，聰明的傣族青年岩肯發現諸葛亮每做一件事情之前，都要用鵝毛扇敲敲帽子，然後定出奇妙的計策，彷彿帽子裡藏著無窮的智慧。於是，岩肯試探地問：「丞相，能把你頭上的帽子留給我做紀念嗎？」諸葛亮想了想說：「好吧。」他摘下帽子，把幾張小綢子條塞在帽子裡，叮囑道：「以後你們再遇到什麼困難，就在帽子裡拿出綢子條看看，那裡面有戰勝困難的法寶。」
過了許多年，傣家的人口愈來愈多，大家都擠在江邊又低又矮又潮濕的小草棚裡過日子，天氣漸漸熱起來了，太陽一出，曬得草棚像蒸籠一樣，很多人受不住悶熱病倒了。沒過多久，整個壩子都籠罩上一層可怕的瘴氣，奪走了成百上千傣族人的生命。
就在這危難的關頭，岩肯忽然想起了諸葛亮臨走時留下的話，他急忙找來那頂帽子，從裡面掏出一條綢條，只見上面寫著：「想命長，水沖涼；草棚矮，住高房。」聰明的岩肯拍拍頭說：「對呀！只有常洗澡才不會生病，住在高房才通風。洗澡倒還容易，可是高房誰也沒有見過，怎樣蓋呢？」他趕快找了九十九位老師傅，商量了九十九天，最後大家商定按照諸葛亮帽子的樣式蓋。因為那帽子是智慧的象徵，住進那樣的高房，傣族人會變得聰明。又過了九十九天，家家都蓋起了和諸葛亮帽子一樣的高房子，人們住進去又通風又涼爽。再加上人人都養成了常洗澡、愛乾淨的好習慣，很快就趕跑了瘴氣，戰勝了病魔。大家在洗澡時還潑水表示歡樂。據說傣族「潑水節」就是從那時開始，一直傳到了今天。
傣家流傳的故事反映的是民間所認同的「人神合一」，完全理想化了的諸葛亮。
在古代的帝王將相、文人學者眼中，諸葛亮也是「王道」、「霸道」或兩者兼而行之的代表人物。《康熙起居注》記載了康熙十六年（西元一六七七年）四月康熙帝與陳廷敬的一段對話。當時，陳廷敬正給康熙帝講述伊尹輔佐商湯的歷史。當講到「伊尹之在有莘，諸葛亮之在隆中，惟其處而無求，所以出而能任」時，康熙帝問：「諸葛亮可比伊尹否？」陳廷敬答：「此一章書是論人臣出處之正，三代以下，亮之出處最正，所以比之伊尹。」康熙帝又問：「伊尹聖之任者也，以其君為堯舜之君，亮能之否？」陳廷敬說：「先儒謂亮有王佐之才，亮雖不及伊尹，然其學術亦自正大，後世如此等人才誠不易得，但其所遇之時勢不同，所以成功不及伊尹。」（這項資料是學友何齡修先生提供的。）
康熙帝認為陳廷敬說得很對。唐代名相裴度稱諸葛亮輔蜀漢為：「尚父（呂望）佐周，阿衡（伊尹）佐商，兼齊管、晏，總漢蕭、張。」《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銘》。清雍正帝的弟弟允禮〈沔縣諸葛武侯祠〉詩說：「遭逢魚水自南陽，將相才兼管樂長。」伊尹、呂望被儒家尊為實行仁義「王道」的先驅，管仲、樂毅的治國用兵被認為是功利「霸道」的典型。以諸葛亮與之相比，這是把諸葛亮政治倫理化了。
北魏崔浩輔佐少數族拓跋氏，統一中原，以正統自居，故以蜀漢為「僭偽」、「邊夷」，因而把諸葛亮比做西漢初年割據南方的趙佗。這是因政治偏見而被貶低了的諸葛亮。
《全唐詩》卷五六○收錄了唐人薛能的〈籌筆驛〉詩，全詩對諸葛亮幾乎持否定態度。他的詩說：
葛相終宜馬革還，未開天意便開山。
生欺仲達徒增氣，死見王陽合厚顏。
流運有功終是擾，陰符多術得非奸。
當初若欲酬三顧，何不無為似有鰥。
詩中「王陽」當作「王朗」。大意是說，諸葛亮不明天意便下山幫助劉備，活該戰死。他在世時，把司馬懿逼成那樣也是徒勞，死後還得厚著臉皮去見被他痛斥過的王朗。發明的木牛流馬用於戰爭卻侵擾了百姓，還是一個行奸詐之術的人。他想酬謝劉備三顧茅廬的殷勤之意，就應該像古代的舜那樣無為而治，順其自然。薛能對諸葛亮狂妄的攻擊，輕率的否定，是對諸葛亮的醜化。
對諸葛亮的神化、藝術化、理想化、政治倫理化、貶低、醜化，都無助於我們對他進行真實的、全面的、深入的了解。
只有去掉對諸葛亮神化的光環，撩開藝術化的輕紗，走出理想化的幻影，拋開政治倫理化的標準，摒棄貶低、醜化的輕率和狂妄態度，我們才能全面地了解和認識真實的諸葛亮。
有人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一千個人的心目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哈姆雷特是個藝術形象。
但是，一千個人的心目中不應有一千個諸葛亮，因為諸葛亮是一名實實在在的歷史人物。
為了給人們真實的諸葛亮，歷代史學家付出了艱苦的勞動。晉人陳壽的《三國志》記錄了大量有關諸葛亮事蹟的真實材料。南朝劉宋人裴松之對《三國志》做了許多有益的補注。此後歷代學者特別是清代的史學家，對三國時代的材料又進行了考證、整理、爬梳、補遺。
當代史學工作者對諸葛亮的研究更是成就斐然，且不說數量眾多的研究論文，也不說雨後春筍般的實地考察與地下發掘報告，單看那些研究諸葛亮的傳記，就足以說明這一點。
然而，還是有遺憾。
做一個蹩腳的比喻（任何比喻都是蹩腳的）：
對諸葛亮荒誕的神化、浪漫的藝術化、盡善盡美的理想化、陳腐的政治倫理化，都是一幅幅介於似與不似之間、水準高低不等的諸葛亮的畫像；對諸葛亮的真實記載、嚴肅研究，可以視為是一張張諸葛亮的照片。畫像離本人真實距離較遠；照片雖像本人，但仍不是活生生的人。
讓我們來舉例說明。
對於諸葛亮在隆中的隱居生活，《三國志．諸葛亮傳》記載：「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毫無疑問，《三國志》這段記載對研究諸葛亮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它是史學工作者藉以認識諸葛亮在荊州生活的重要依據。但不是專研史學工作的一般讀者，會不會有濃厚的興趣呢？若以為文言文會妨礙一般讀者閱讀，我們不妨譯成白話文：「諸葛玄死後，諸葛亮親自在田間耕種，喜歡唱《梁父吟》這首歌。他身高八尺，常常把自己比作管仲、樂毅，當時人都不同意這種說法。」
僅此而已。
照實記錄，枯燥考證，抽象思維，缺乏生動，這樣的諸葛亮研究雖說也是必要的，但容易使一般讀者興味索然。
我們試圖改變這種情況，但如何改變呢？
這裡涉及史家應當如何撰寫歷史人物傳記的問題，對此，人們雖各有主張，但重要的是實踐。只有具備創新精神的實踐，才能為歷史人物傳記的撰寫闖出一條新路。
諸葛亮是人，又非普通人，而是做為一位著名政治家、軍事家的人。這是我們寫這部諸葛亮傳的最基本出發點。
既然是人，就有血有肉，有愛有恨，有言有行，這一切要真實可信。既然不是普通人，描述這一切的同時，還要著力於著名政治家、軍事家事業品格準確性的總體把握。
為了做到這點，本書採用了大量有關諸葛亮的可靠歷史資料、考古材料以及古今人的研究成果，講述每個歷史事件和結論時，都力求資料詳實可靠，論述嚴謹平實，並進行邏輯推理，以求達到符合歷史真實的目的。
講述諸葛亮的成長過程和政治軍事業績時，必須深入挖掘其內心深處的思想活動，使他愛恨分明，情真意切，才能表現出真人般的鮮活生動。
因此，我們不但要介紹他的家族、家庭，也要揭示他的父子情、母子情、叔姪情、兄弟情。
我們不但要介紹諸葛亮的少年流離生活，也要揭示他那幼小的心靈對社會的種種感受，以及在隆中的隱居生活。
除此之外，還要介紹諸葛亮輔佐劉備成就霸業的功績，闡述他政治軍事活動所駐足的策略高度，並揭示他重大決策失誤時，所遇到的挫折以及他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還有諸葛亮的高尚情操及優秀品德、他的缺點與不足之處。
為此，我們在史學理論和方法的原則下，遵循嚴謹和求真創新的同時，依據有關資料從當時的具體情況出發，進行了符合邏輯的推理，適當地探討他的內心活動。
所有這些都是為了達到一個目的，即寫出一部真實可靠的、有血有肉的、有思想高度的——新的諸葛亮傳記。
梁啟超曾大聲疾呼：「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又說：「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立於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饑食，一刻不容緩者也。」梁啟超《新史學．中國之舊史》梁氏之呼籲，雖時過境遷，但隨著中華民族的發展，我們仍應汲取其中精要，即汲取五千年歷史文明的深刻內涵，而且應當突破學術圈，使其步入群眾的文化生活。為此，我們力圖繼承《史記》和《通鑑》的某些優良寫法完成這部傳記，兼顧學術性與可讀性、研究性與普及性、知識性與欣賞性，在撰寫過程中，力求史論結合，深入淺出，史實與文采並重，使廣大讀者不但能夠讀懂，而且還喜歡讀，讓諸葛亮的政治軍事業績、愛國思想和人格魅力啟示和激勵我們。
用這種思路撰寫歷史人物傳記，是一次嘗試，是一次大膽而又謹慎的嘗試。
我們期待著學者的指教。
我們期待著讀者的評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