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哈佛魔法》的民族誌書寫,揭露了哈佛亮麗的「明星宇宙」。哈佛大學網羅了數不盡的諾貝爾獎的主,數不盡的各領域名師。哈佛,不僅只是一種學術品牌,更是學術界的好萊塢。哈佛的「領袖性」教育培育哈佛人特殊的領袖氣質,將哈佛人培養成一顆顆閃爍的明星。袁汝儀在AIE(Arts in Education)的研究,顯示「哈佛人」的形塑,是「哈佛人」認同教育與「領袖性」教育的整合;而「哈佛人」的明星氣質,還賴「領袖性」教育的薰陶,才能讓明星站在高處。
同年寒假期間,我來到哈佛大學所在的美國麻塞諸塞州波士頓城郊的劍橋市,訪問我的好友,當時在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做訪問學者的潘英海教授和他的家人。那時節,雪下得很大,亞熱帶來的我凍得受不了,躲在屋子裡一點也不想出去。到了快要離開前三天,天氣微晴,潘夫人陳淑花女士鼓勵我去哈佛大學看看,我不好意思推辭,決定披掛出門。出發前,因恐在雪地裡亂走太辛苦,先打了一個電話到哈佛大學的總機,問有沒有藝術教育方面的單位─當時就我的了解,哈佛是沒有這樣的單位,與總機人員聊天,純粹是碰碰運氣。哪知總機小姐竟說,一年前教育學研究院(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正好成立了一個相關的碩士學位單位,應該跟藝術教育有關,我一聽大喜,心想:看這個就行了,一方面對潘夫人有個交代,一方面也了解一下別人藝術教育碩士班是怎麼設計的,將來若需要重寫申請案的話,也可有個參考。
那天,我見了這個碩士班的主任潔西卡.霍夫曼.戴維斯(Jessica Hoffmann Davis),當我們坐下來說話時,卻發生了一個問題。這個碩士班叫一個我當時覺得很奇怪的名字:「教育中的藝術」(Arts in Education,簡稱AIE)專班。儘管潔西卡很耐心地說明,說這個班不是從事「藝術教育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rt-education),不是「藝術教師的教育」,不是「藝術的教育」(education of art),更不是「教育的藝術」(art of education),而是「教育中的藝術」(arts in education)、是「一種藝術教育上的創新作法」。然後她又說,AIE提供的是「教育者,包括藝術教育者,的訓練」,但重點是教育,不只是藝術或藝術教育。我聽得一片糊塗,似乎我過去對藝術教育的一點概念,及對美國藝術教育的粗淺認識,都落在「不是……」的範圍內。
我知道”Art Education”是我的專業領域的名稱,有時候,為了突顯藝術教育的整合性以及專業性,藝術教育者會使用”Arts Education”這個詞;有時候,為了強調藝術教育的平民化、多元化特質,藝術教育者會使用小寫的”art education”或者複數的”arts education”;另外,藝術教育界還有”Education through art”或”Education in the arts”的說法,分別代表「環境論」與「本質論」的觀點,可就是沒聽過”Arts in Education”。再者,潔西卡又說AIE的碩士學生,不用寫碩士論文,修業一年即可獲得學位。如此短促的形式,學生豐富的內涵設計要如何才能稱得上是個碩士班?老師的教學重點是什麼?學生實際上又學到了什麼?有什麼我可以學習參考的地方?一連串的問題及懷疑,引出無窮的好奇心。在大約二十分鐘的會面時間結束前,我倆決定,由我申請來教育學院做訪問學者,若能通過學院的審核,就可以花一年的時間,好好弄個清楚。當時我並不知道,如此開啟的,是我和 AIE長達十年的緣份。
最後,我要感謝充滿藝術教育理想與熱情的AIE人(包括前後兩位主任、兩位行政助理及學生們),教育學院高瞻遠矚的五任院長、行政主管與行政人員,眾多哈佛教育及其他學院的教師與博、碩士生,極富知識服務精神的葛特曼圖書館(Monroe C. Gutman Library)歷任館長與館員,「哈佛零計畫」的多位研究員與工作者,慷慨容許我參與旁聽的教師與學生,照顧國際學生與學者的哈佛大學國際辦公室,關切中西文化發展的燕京學社、燕京圖書館、東亞中心及劍橋新語的各位師長,睿智的哈佛大學秘書長,令人敬佩的AIE外部顧問與演講系列的各位講員,美國藝術教育界多位前輩,關切旅外學人的駐波士頓辦事處官員與工作人員,幫助我在劍橋安頓下來的陳淑花女士,多位給我精闢回饋做我明鏡的學者:(以姓氏筆劃序)王雅各教授、呂金燮教授、李卉老師、黃慶祥教授、潘英海教授、閻鴻中教授,遠流出版公司寬弘的王榮文發行人與堅持品質的編輯團隊,我的助理侯淑鳳小姐、章敏小姐、林華鈴小姐,以及在背後鼓勵我、支持我的家人,您們對我的研究和我本人的幫助,均將永誌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