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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與自由 Capitalism and Freedom

資本主義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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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614675
謝宗林
博雅書屋
2010年6月22日
127.00  元
HK$ 107.95
省下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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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叢書系列:財經新視界
* 規格:平裝 / 336頁 / 25K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財經新視界


[ 尚未分類 ]








  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M.Friedman)代表作《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這是一本沒有數學符號、沒有任何幾何圖形的「敘述性」著作。弗利曼將各個社會中都常見的十二個重要問題以淺顯之文字、流利的文筆提出精闢的分析, 這本早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書,是弗利曼根據其在一九五六年的一系列演說內容結集而成,據此推算各篇文章正是弗利曼壯年期精力充沛、生產力達到頂峰時的傑作。

  本書所論述的十二項問題大都正在台灣萌芽,這些課題都圍繞在「政府」角色的如何扮演,這也正是台灣當前政權輪替後政府之主要困境所在。癥結在正確觀念的無法生根,而政府是主人,人民是僕人的迷思,還深印在國人心中,如何導正?我們可在弗利曼這本書的導論和第一、三章找答案。金融自由化、WTO衝擊、教育自由化、職業證照、勞資關係諸課題的迷思,也可在本書有關章節中尋得迷津。此外,社會正義、公平、社會福利是近幾年台灣各界熱烈推動的理念和措施,這些看似增進人民福祉,實際上卻可能引領我們走向「奴役」之路的迷思,弗利曼在本書的第十、十一和十二章中提出破解之道。

本書特色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句話得以風靡全球,無疑歸功於有「20世紀最偉大的自由經濟學家」美譽的傅利曼,也突顯出他在公眾中享有極高的聲譽。

  十二個歷久彌新的問題

  本書所論述的十二項問題,大都正在台灣萌芽,這些課題都圍繞在「政府」角色的如何扮演,這也正是台灣當前政權輪替後,政府之主要困境所在。

  「知識有兩種,一種是亙古不變的,一種是與時俱變的。」吳惠林說:《資本主義與自由》就是前者。本書非但沒有過時之虞,還會有愈陳愈香的魅力。

  ●英文版銷售超過50萬本,已發行18種語言。
  ●《倫敦泰晤士報文學評論增刊》評選為「戰後最有影響力的一百部著作」之一。

  我們怎樣才能利用政府的潛力,同時避免它對個人自由的潛在威脅呢?在這本經典著作中,密爾頓.傅利曼完整陳述了他那非常有影響力的經濟哲學。其中指出競爭性的資本主義體系不僅是達成經濟自由的一種安排,也是政治自由的一個必要條件。

  這是一本深入淺出的益智讀本,英文版已銷售超過五十萬本,已經被譯成十八種語言出版,而且種種跡象顯示,隨著時間的推移,它越來越有影響力。

作者簡介

傅利曼

  傅利曼於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美國紐約州的布魯克林出生,念高中時,父親去世,家中經濟狀況下滑,想念大學就得自力更生,幸運的是,傅利曼獲得一筆獎學金,再以各式各樣的零工籌措學費,就這樣辛苦的在一九三二年畢業於路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傅利曼在讀大學期間,由於想成為一名保險精算師,一開始主修數學,後來才對經濟學產生興趣。大學畢業後,傅利曼進入芝加哥大學攻讀碩士學位。此時曾受教於范納(Jacob Viner)、奈特(Frank Knight)、舒爾茨(Henry Schultz)、明茲(Lolyd Mints)、賽蒙斯(Henry Simons)。碩士畢業後,由於舒爾茨的推薦,傅利曼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此時受教於霍特林、米契爾、克拉克等教授。

  傅利曼在求學期間,曾在一九三五至三七年在美國自然資源委員會(National Resources Committee)工作,主要從事消費者預算研究設計。這方面的工作成果也成為他日後出版《消費函數理論》(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的兩個主要組成部分之一。

  一九三七至四○年間,傅利曼在哥倫比亞大學擔任非全日制講師,同時兼任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研究人員。在國家經濟研究局,主要協助顧志耐研究專業人士的所得。他們的研究結果就是《一九二九至三六年間的專業開業者的所得》這本著作,也成了傅利曼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

  一九四○至四一年,傅利曼擔任威斯康辛大學經濟學客座教授;一九四一至四三年,在美國財政部賦稅研究局工作,主要研究戰爭時期的稅收政策;一九四三至四五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戰爭研究處擔任統計科副科長;一九四五至四六年擔任明尼蘇達大學副教授。傅利曼雖然早已完成博士論文,但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遲至一九四六年才獲得哥倫比亞大學頒發的博士學位,並於同年赴芝加哥大學擔任副教授;一九四八年升任教授,直至一九七七年退休。在芝加哥大學任教期間,傅利曼與史蒂格勒一起開展了芝加哥經濟學派。

  在教學研究工作之外,傅利曼還從事大量的社會活動及學術交流,包括:一九五七至六九年擔任《經濟計量學期刊》編輯;一九六四年擔任高華德(Barry Goldwater)的總統競選顧問;一九六六至八四年,每三個星期為美國《新聞週刊》(Newsweek)雜誌針對時事寫一篇文章,並從此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一九六七年擔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客座教授,同年擔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一九六九至七一年擔任尼克森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一九七○至七二年,擔任蒙貝勒蘭學會(the Mont Pelerine Society)會長;一九七七年退休後,轉赴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任高級研究員;一九八○年與其夫人蘿絲.傅利曼(Rose Friedman)製作了一個十集的電視連續節目《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也讓他的知名度更加攀升。

  傅利曼的工作得到了人們的肯定,這可從他獲得的一些獎項及榮譽得以印證:他曾獲得美國、日本、以色列、瓜地馬拉等國大學的多項榮譽博士,也曾榮獲羅塞(P. S. Russel)服務傑出經濟學教授。他是當代自由放任、政治經濟學最有力的代言人,芝加哥學派在其領導下聲名大噪。一九五一年得到克拉克獎、一九七六年榮獲諾貝爾獎、一九八八年獲得美國國家科學獎,以及同年獲頒的總統自由勳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譯者簡介

謝宗林

  學歷: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經濟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譯作:《國富論》 、《道德情感論》、《資本主義與自由》


推薦序 7
譯者序 17
前言 23
導論 37

第一章 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的關係 1

第二章 政府在自由社會裡的角色 23
政府作為規則制定者與裁判 27
基於技術性獨占與鄰里效應而透過政府的作為 31
基於家父長思想而透過政府的作為 38
結論 41

第三章 控制貨幣 45
商品本位制  49
自由裁量的貨幣當局 55
以規則代替當局裁量 65

第四章 國際金融與貿易安排 71
國際貨幣安排對經濟自由的重要性 72
黃金在美國貨幣體制中的角色 74
經常收支與資本外逃 78
其他可以達成國際收支平衡的機制 81
浮動匯率作為自由市場的解決方案 87
一個自由的黃金與外匯市場必需的政策措施 91
撤除美國的貿易限制 93

第五章 財政政策 99

第六章 政府在教育方面的角色 113
一般公民教育  115
學院和大學層級的學校教育 131
職業與專業學校教育 135

第七章 資本主義與歧視 145
公平雇用法 149
工作權利法 155
種族隔離的學校教育 158

第八章 獨占與企業和勞方的社會責任  161
獨占的程度 164
獨占的來源 173
適當的政府政策 179
企業與勞方的社會責任 181

第九章 執業特許 187
對人們可以從事的經濟活動,政府施加的限制無所不在 189
執業特許所引起的政策議題 198
醫藥業的執業特許 205

第十章 所得分配 221
所得分配的道德面 222
按生產價值分配的工具性角色 229
所得分配面的一些事實 232
用來改變所得分配的政府措施 237

第十一章 社會福利措施 245
雜項福利措施 246
老年與遺屬保險 254

第十二章 減輕貧窮  267
自由主義與平等主義 274

第十三章 結語 277


推薦序

越陳越香的《資本主義與自由》

  應出版社之邀,為已故的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有「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自由經濟學家」美稱的密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二○○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有譯為弗利曼)這本經典著作《資本主義與自由》最新中譯本作序,我不但滿口答應,而且還真想再用二○○八年元月為傅利曼的《自由選擇》新版中譯本序文題目〈這是一本每個地球人不可不讀的書〉為題,因為這本《資本主義與自由》是《自由選擇》之理論基礎,而且當今全世界更需要向這本書取經,台灣不但不例外,還更需要呢!因為書中所談的十二個根本性課題還在台灣糾葛不清。
十二個問題歷久彌新

  這一本沒有數學符號、沒有任何幾何圖形的「敘述性」著作,展現出不同於「一般人」所認定的「經濟學理」,也無形中為「自由經濟學無用」作了極為有力的辯解。藉著身為自由主義份子(這個名詞的定義還請詳見書中傅利曼的澄清)所抱持的「自由」精神,傅利曼將各個社會中常見的十二個重要問題以淺顯的文字、流利的文筆提出精闢的分析,這十二個問題分別是: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的關係、政府在自由社會裡的角色、控制貨幣、國際金融與貿易安排、財政政策、政府在教育方面的角色、資本主義與歧視、獨占與企業和勞方的社會責任、執業特許、所得分配、社會福利措施,以及減輕貧窮。這些問題都與社會中的每一份子息息相關,也是各領域的學者們爭論不休的課題,傅利曼以自由經濟的角度,為我們指出一條異於一般人想像的明路。

  這本早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書,是傅利曼根據其在一九五六年的一系列演說內容集結而成,據此推算各篇文章正是傅利曼壯年期精力充沛、生產力達到頂峰時的傑作。無怪乎一九九五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理性預期學派的宗師盧卡斯(R. E. Lucas)推崇本書是傅利曼思想的精華,既有原創性又極富哲理。雖然一九八○年傅利曼與其夫人的那本《自由選擇》風靡海內外,也製作成電視節目,但其哲理乃源於這本一九六二年的著作,而且其嚴謹度也瞠乎其後。由此可見,本書確實是傅利曼的思想精華,即使傅利曼本人,在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之後仍然以之作為根本基礎來立論。正如他在二○○二年版前言裡說的,本書經得起時間的考驗,還是那麼切合當前的問題,而譯者謝宗林也在譯者序中一一舉例對照,證明五十年之前傅利曼針砭的問題不但還在,且更變本加厲。所以,本書是屬於「不變」的知識,還「越陳越香」呢!

  路遙知馬力的永恆理念

  其實,傅利曼在一九九三年的《資本主義與自由》中譯本序文中早已料到了。他寫說:「我很高興,《資本主義與自由》中文版能在台灣發行。雖然該書英文第一版發行於三十年前,但書中所揭櫫的理念乃是永恆的。那些理念適用於三十年前,也適用於今日的環境,而就某些層次言,可說更切合當前的局勢,政府干預市場的年代已因輿論而有所改變;當年批判政府干預屬於極端且激進的論點如今已廣被接受。儘管如此,政府干預的行為並未隨著觀念的改變而同等變化。

  相反地,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政府的角色自一九六○年代以來,非但沒有減弱,且有增強之勢,今天的政府花掉國民所得的一大部分,採取更多的管制,且更細膩地干預到個人生活。

  最重大的行為變革發生在原本是共產主義的國家,包括蘇聯和其衛星國,以及中共。那些國家試圖以自由市場取代中央集權控制,來獲取最大可能的利益,位處於西半球的我們對這些發展深感得意。共產主義的瓦解使我們相信,我們正在進行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確的。其實不然,我們似乎正努力走向五十年前的共產主義國家之形態,而共產主義國家正在努力走向七十五年前我們所處的國家之形態。

  我對台灣的了解不深,因此我不敢說台灣的情形是否亦如上述的西方國家之態勢。然而,以美國為例,我確信反轉目前的方向且改行縮小政府規模和減少侵犯個人事務是極為迫切的作法。我們的行為有必要配合我們所說的話。

  在台灣發行《資本主義與自由》也許像是運送煤炭到電氣化的城市,因為台灣過去四十年來遵循本書所闡釋的理念,已經變成二十世紀的經濟奇蹟之一,一如香港、新加坡、二次大戰後二三十年的西德,以及過去二十年來的智利。不過,這樣的成果並不是與本書的理念就不相干了。美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的例子顯示,一旦透過市場機能贏得繁榮之後,常有強烈傾向走向社會主義國家之形態,要維持市場機能的運作可能比導入市場機能來得困難。我非常希望本書的發行能夠幫助台灣保有、且擴大其人民的自由和經濟的自由。」

  傅利曼在文中表示對台灣的了解不深,因而不敢說台灣的情況與他所描述的西方國家態勢相同,他又謙虛地表示《資本主義與自由》在台灣發行,也許像是運送煤炭到電氣化的城市。傅利曼言下之意是,台灣早已遵循本書所闡釋的自由經濟理念,因而本書在台灣面世恐怕是多此一舉。其實,台灣的現況比傅利曼憂心的西方世界之演變,也許有過之而無不及呢!尤其二○○九年在金融海嘯後,馬政府急切與對岸簽訂ECFA,更產生危機,政治自由正快速滑落。而美國歐巴馬總統健保改革強渡關山,更凸顯傅利曼的先知。

  自由經濟在乎政府角色的正確

  本書所論述的十二項問題,都圍繞在「政府」角色的如何扮演,這也正是台灣自一九八四年即提出的「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政策之關鍵點,到一九九五年「亞太營運中心」跨世紀方案,配合「行政改革」、「政府再造或改造」、「減肥」等等行動,全都是在「小而有能」、「做該做的事」等等政府職責何在,以及如何作法上圍繞,就是一九九七年憲改大戲也都在作這種事,但成效卻不彰。癥結所在,恐怕還在正確觀念的無法生根,此由傅利曼在〈導論〉一開始所引的已故美國總統約翰.甘乃迪名言:「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被此間當成金科玉律就可知一斑了,也就是說沒有跳脫出政府是主人或神祉,人民是僕人或崇拜者的迷思,如此,恐怕任何改革都無濟於事。為何早在李登輝當總統時就公開喊出「人民是頭家」,但實際現象都似乎相反,值得在本書的導論和第一、二章找尋答案。

  記得哲人曾說:「知識有兩種,一種是亙古不變的,一種則是與時俱變的。」速食、技術性的知識是屬於時常變動的,而富於哲理的思想性知識是不變的,要歸為不變的知識並不容易,經得起時代考驗的著作更不多見,這本《資本主義與自由》確是屬於此類作品。我還是再引用已故的自由經濟學前輩夏道平先生在其《人的行為》譯著的修訂版譯者序中,一開頭就說的:「不朽的名著,沒有『時效』問題,因而也沒有『過時』的翻譯;有的,只是無常的『時運』。」他用來恭維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一八八一 ~ 一九七三年)大作的話語,也同樣適合傅利曼的這本書。

  不朽的名著越久越閃亮

  總之,不朽的名著不但沒有過時之虞,還會有越陳越香、越見其閃耀光芒的功力,《資本主義與自由》就是這樣的一本書,對於此時的台灣,這本五十年前面世的書所探討的十二個問題,還是懸而未決、甚且每況愈下的重大課題,讓我們一起在其中找尋明路和良藥吧!

  最後,必須一提的是,這本書在台灣最早的中譯本是一九七二年由台灣銀行出版,是根據一九六二年最原始版翻譯;其後在一九九三年再由我邀藍科正教授和黃美齡小姐,就一九八二年版再重新翻譯,由久大萬象圖書公司出版。如今這兩本譯書已經絕版,我覺得有必要再讓本書在台灣重見天日,正好原書在二○○二年又再版,而當前最有資格作此翻譯工作的謝宗林又從中華經濟研究院退休,正可全力翻譯,於是向五南出版公司張副總推薦,促成這本最新譯作的出版,相信已臻「信、達、雅」境界譯功的本書,會對華人社會有莫大貢獻。

  我必須再強調,翻譯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物質報酬率極低,但對知識的傳布、交流卻極為重要,譯好一本書甚至比自己創作還難,遺憾的是,往往受到輕視,也被誤解為輕而易舉之事,於是很難吸引名家來作。因此,個人感謝謝宗林兄願意加入翻譯不朽名著的陣營,也欽佩五南公司博雅書屋的出版魄力。當然,更希望本書能引起廣大讀者的注意、思考,終而使社會更和諧、國人福祉更增進。

吳惠林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前言

二○○二年版

  在本書一九八二年版前言裡,我證明社會思想氛圍曾發生戲劇性變化,體現在一九六二年書評界對待本書首版的方式,和一九八二年對待內人和我合寫的闡述同一哲理的《自由選擇》,大不相同。社會思想氛圍的該一變化醞釀於,而且一部分也是由於,政府的角色,在初步的福利國思想和凱因斯理論影響下,急遽擴大之時。一九五六年,當我發表後來由內人幫忙寫成本書的那幾次演講時,美國各級政府支出,包括聯邦、各州和地方縣市在內,約等於百分之二十六國民所得。大部分用在國防上。非國防支出僅占百分之十二國民所得。二十五年後,當本書一九八二年版發行時,各級政府總支出已上升至百分之三十九國民所得,而非國防支出所占比例則擴增一倍多,達百分之三十一國民所得。

  社會思想氛圍的該一變化有其效果。它導致柴契爾夫人選上英國首相,以及雷根選上美國總統。他們做到了抑制政府擴張,卻做不到削減政府規模。美國各級政府總支出的確略微下降,從一九八二年占國民所得百分之三十九降至二○○○年占國民所得百分之三十六,但那幾乎全是國防支出減少所致。非國防支出維持在大致固定的水準上下波動:一九八二年占國民所得百分之三十一,二○○○年占百分之三十。

  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和一九九二年蘇聯解體時,社會思想氛圍又朝同一方向被推進了一大步。柏林圍牆倒塌與蘇聯解體,戲劇性結束了一樁歷時七十餘年、比較兩種經濟組織模式孰優孰劣的實驗:由上而下相對於由下而上;中央計畫管制相對於民間市場;或用白話來說,社會主義相對於資本主義。早就有幾個比較小尺度的同一類實驗,包括香港與台灣對照中國大陸、西德對照東德,以及南韓對照北韓,預示那樁實驗將會有什麼樣的結果。但是,同一類實驗的訊息,要成為社會的流行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的一部分,卻需要有柏林圍牆倒塌以及蘇聯解體這樣富於戲劇性的事件衝擊,才使得人們現在大多理所當然地認為,中央計畫經濟確實就是,如海耶克於一九四四年為他那本很傑出的批判性著作所取的書名,《到奴役之路》。

  發生在美國與英國的,也同樣發生在其他西方先進國家。戰後伊始的數十年內,在一個接著一個國家,我們看到爆炸性擴張的社會主義,然後是爬行或停滯的社會主義。然而,在所有這些國家,目前的壓力卻是朝向賦予市場更大的角色,以及縮小政府的角色。我覺得,這情況反映思想和行動之間有很長的滯後現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起初數十年的快速社會主義化,反映戰前社會思想轉向集體主義;過去數十年爬行或停滯的社會主義,反映戰後社會思想改變的初期效果;未來的去社會主義化,將反映社會思想的改變被蘇聯解體戲劇性增強後的成熟效果。

  思想氛圍的改變,對從前的低開發國影響更為顯著。即便是中國,這世界上最大的仍然宣示堅持共產主義的國家,也擋不住思想氛圍改變的影響。鄧小平於一九七 ○年代末期引進市場改革,將農業實際上民營化,戲劇性提高了農業產出,導致更多市場元素被引入該共產黨專政控制的社會。增幅有限的經濟自由,已經改變了中國的風貌,更加堅定我們對自由市場的信心。中國目前仍遠非是自由的社會,但中國人民現在無疑比毛澤東時代更自由,也更繁榮─在每一方面都更自由,除了在政治方面。甚至在政治自由方面,也開始露出稍有增加的小小徵兆,譬如,越來越多農村可以選舉一些地方官員。中國還有很漫長的路程要走,但它已踏上正確的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初期,標準的學說認為,第三世界的發展必須仰賴中央計畫加上大量外援。然而,正如彼得.波爾(Peter Bauer)和其他某些人透澈揭露的,該套發展公式,不管被嘗試用在什麼地方,都遭致失敗。另一方面,市場導向的政策卻讓東亞四小龍─香港、新加坡、台灣、南韓─獲得巨大的經濟成就。於是產生了一個非常不同的經濟發展學說。目前,許多拉丁美洲和亞洲國家,甚至一些非洲國家,已採取市場導向的發展策略,削減政府角色。許多前蘇聯衛星國也已採取同樣作法。恰如本書的主題所言,在所有這些國家,經濟自由實際上和政治以及公民自由攜手並進,並且導致繁榮進步;競爭性資本主義和自由向來是不可分割的。

  最後我想談點兒個人感觸:對一個作者來說,在他的書首版發行四十年後,還能夠由他自己評估該書的價值,實在是一項非常罕見的殊榮。我很感激有這樣難得的幸運。對於本書這麼經得起時間考驗,以及還是這麼切合當前的問題,我感到非常滿意。如果有一個較大的訂正是我想做的,那就是以經濟自由、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這樣的三分法,取代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二分法。在寫完本書後,回歸中國前的香港經驗讓我相信,雖然經濟自由是公民與政治自由的一個必要條件,但是,政治自由,儘管本身也許值得追求,卻不是經濟與公民自由的一個必要條件。就這個觀點而言,本書的一個較大缺點,似乎在於對政治自由的討論不夠充分。在某些情況下,政治自由會促進經濟與公民自由,然而在其他一些情況下,政治自由卻會阻礙經濟與公民自由。

密爾頓.傅利曼
史丹佛市,加利福尼亞州
二○○二年三月十一日

一九八二年版

  內人幫忙形塑成這本書的那幾次演講發表於二十五年前。即便是當時正值盛年的人,都很難在腦海中重現當時社會的思想氛圍,更不用說當時還未滿十歲或尚未出生而今占全國人口半數以上的人。當時我們這些深深憂慮政府擴張、福利國思想得勢、凱因斯理論當道將危害自由與繁榮的,是一小撮被大部分知識份子同儕視為怪物圍堵攻擊的人。

  甚至在演講發表七年後,本書首版發行時,書中的見解仍是這麼遠離主流,以致得不到任何主要的全國性刊物給予評論。雖然倫敦的《經濟學人雜誌》和主要的經濟學術期刊有登載書評,但《紐約時報》、《先鋒論壇報》(當時仍在紐約發行)、《芝加哥論壇報》、《時報雜誌》、《新聞週刊》,甚至《週六評論》都沒有。一本針對一般社會大眾而寫,由美國一所主要大學的一位教授執筆,而且在接下來的十八年內注定售出四十萬餘本的書,居然遭到這樣冷淡的對待。這樣的一本書,倘若出自某位學術地位相當,但對福利國、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青眼有加的經濟學者,那是無法想像書評界會如此沉默對待的。

  社會思想氛圍在過去二十五年的變化有多大,有一則故事可以證明:內人和我合寫的,直接延續《資本主義與自由》的主旨,闡述同一基本哲理,於一九八○年出版的《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得到書評界大不相同的對待。每家主要刊物都給予書評,而且往往是作為當期特寫的長篇書評。該書不僅被部分重刊在《讀者文摘》裡,而且還成為該雜誌當期封面上的廣告主角。出版後第一年,《自由選擇》在美國售出約四十萬本精裝本,被譯成十二種外語版本,並於一九八一年初發行滿足大眾市場的平裝本。

  書評界所以如此差別對待這兩本書,我們認為,不是因為兩書品質不一。沒錯,前一本書的哲學性比較強,比較抽象,因此也比較根本。而《自由選擇》,正如我們在其前言裡所寫的,「比較偏重基礎實務,比較少談理論架構。」它補充而非取代《資本主義與自由》。表面上,書評界的差別對待,可歸因於電視的影響力。《自由選擇》是根據,而且也是旨在為搭配,我們在美國公共電視網以同一名稱播出的那一系列節目而寫的。該系列節目的成功,無疑使該書的知名度大增。

  這樣的解釋流於浮面,因為該電視節目的出現與成功,本身就是社會思想氛圍改變的證據。一九六○年代,從未有人找我們製作類似《自由選擇》的電視節目。當時即使有人願意贊助這類節目,也很難真的找到贊助者。倘若機緣湊巧,這類節目真被製播出來了,當時肯定也不會有多少觀眾接受它的見解。不,後一本書得到熱烈的書評反應,以及同名電視節目系列的成功,顯然是社會思想氛圍已經改變的共同後果。我們這兩本書所闡述的那些理念,目前仍然遠非屬於主流思想,但是,在思想界,它們現在至少是值得尊重的觀點,而在一般大眾當中,很可能幾乎是社會流行的信念了。

  導致社會思想氛圍改變的,既不是本書,也不是其他許多,諸如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的《到奴役之路》(Road to Serfdom)和《自由之構造》(Constitution of Liberty),等等屬於同一哲理傳統的書。證據嘛,只消舉出一則事實就夠了。一九七八年,《評論雜誌》(Commentary)的主編們,為了籌備《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政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評論集,發出一封徵文邀請函,裡頭有這麼一段話:「對於資本主義與民主政治也許有一不可避免之關係的說法,有些知識份子過去一直認為不僅是錯的,甚至在政治上也是危險的,然而他們最近卻開始覺得,該說法似乎有些道理。」我為該評論集寫的文章由三個部分組成:一是廣泛地引述《資本主義與自由》,二是比較簡要地引述亞當.史密斯,最後發出「歡迎上船」的邀請。即便是在一九七八年,在除了我之外的二十五位評論集作者中,只有九位的見解可以被歸類為同情《資本主義與自由》的核心訊息。

  導致社會思想氛圍改變的,不是理論或哲學,而是經驗。曾經是知識階級厚望所寄的蘇俄與中國,顯然已經變味發臭了。而其所實施的費邊氏社會主義對美國知識份子具有支配性影響力的英國,則是深陷困境。拉回到美國國內,向來熱中大政府主義而且絕大多數擁護美國民主黨的知識份子,則是被越戰,尤其是被甘乃迪總統和詹森總統於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搞得幻想破滅。許多偉大的改革方案,諸如社會福利、公共住宅、工會支援、學校整合、聯邦教育援助、積極彌補歧視,等等過去被視為社會進步標竿的諸多計畫,正逐漸化為灰燼。至於其餘美國人民,他們的錢包正遭到通貨膨脹和高稅負的雙重打擊。這些現象,而不是一些討論原理原則的書籍所闡述的那些理念的說服力,讓一九六四年高華德(Barry Goldwater)的一面倒敗選轉變為一九八○年雷根(Ronald Reagan)的一面倒勝選─這兩位美國總統候選人的政見與政綱基本上相同。

  然則諸如本書這樣的著作又有什麼用處呢?我認為,有兩種用處。第一,為人們閒聊時提供會話主題。正如我們在《自由選擇》前言裡寫道的:「唯一能真正說服你的人,是你自己。你必須好整以暇地在心裡反覆咀嚼各個爭論點,審酌許多論證,讓它們慢慢地翻滾發酵,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後,將你的偏好化為你的確信。」

  第二,也比較基本的用處是,保持選擇的空間,等待不得不變的時機降臨。不管是個人的或政治的安排,尤其是後者,都有非常大的惰性─所謂現狀對思想與行動的箝制性(tyranny of the status quo)。只有發生或意識到危機,才會產生真正的行動變化。當那危機出現時,人們究竟會採取什麼行動,取決於人們身邊有哪些現成的行動點子。我相信,這才是我們這些人的基本功用:發展一些可以取代現行政策的方案,保持它們隨時活躍在人們的心中,直到政治上不可能的,變成政治上不可避免的。

  一則個人故事也許可以證明前面的說法正確。大約在一九六○年代末,我在威斯康辛大學和一位永不悔改的集體主義者,Leon Keyserling,進行了一場辯論。他以為,只要嘲諷我的見解全然反動,便可以打得我翻不了身。為此,他選擇逐項取笑本書第二章結論部分條列的那一連串,我說:「根據前面概略說明過的那些原則,盡我所知,絕不可能被辯解為正當的」政策。當他依序嘲笑我對農產品平準價格支持計畫、進口關稅保護政策等等的譴責時,獲得現場聽眾不錯的反應,直到他讀到第十一項,「於和平時期徵調國民服兵役。」我反對徵兵制的該項說法,引起熱烈的掌聲,讓他輸掉了現場聽眾和該場辯論。

  附帶一提,在我列舉的十四項不能辯解為正當的政府活動中,迄今只有徵兵制一項被摘除掉,而這項勝利還絕非不可逆轉。至於其他許多項活動,實際的發展方向則是更加遠離本書所擁護的那些原則。這樣的發展,一方面,是社會思想氛圍所以改變的一個理由,而另一方面,也證明思想氛圍的改變迄今尚未產生多少實際效果。這也證明,本書的核心批評,切合一九八一年,如同切合一九六二年,縱使某些實例和細節也許過時了。

一九六二年版

  這本拖延了很久才問世的書,源自一九五六年六月我在Wabash學院由John Van Sickle和Benjamin Rogge主持,Volker基金贊助的研討會上,所發表的一系列演講。其後幾年,我陸續在Claremont學院由Arthur Kemp主持,在North Carolina大學由Clarence Philbrook主持,以及在Oklahoma州立大學由Richard Leftwich主持,全都由Volker基金贊助的研討會上,發表類似的演講。在每一次研討會上,我都會講述本書原則性比較濃厚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然後把那些原則運用到某一組不完全相同的特殊問題上。

  我很感激這幾次研討會的主持先生們,不僅是因為他們邀請我演講,更因為他們對演講的批評與指教,以及友善地敦促我試著先把要講的東西寫下來。我要感謝Volker基金的Richard Cornuelle、Kenneth Templeton和Ivan Bierly,他們負責安排了這幾次研討會。我也很感激研討會的諸多參與者們,他們對諸多議題的濃厚興趣和犀利探究,以及無法澆熄的求知熱情,迫使我重新思考許多論點,並且改正了許多錯誤。這一系列的研討會無疑是我此生中最令人興奮的一次知性體驗。不用說,也許不會有任何一個研討會的主持人或參與者,會完全同意本書的任何一個論點。但是,我相信,他們不會不願意為那些論點承擔些許影響的責任。

  本書所表述的哲理以及許多相關細節,是我的許多老師、同事和朋友教給我的,特別是我有幸在芝加哥大學與其相處的一群卓越的學者們,包括Frank H. Knight、Henry C. Simons、Lloyd W. Mints、Aaron Director、Friedrich A. Hayek、George J. Stigler。我懇請他們原諒我未一一承認他們將在這本書裡找到的許多理念其實是他們的。我從他們那裡學到的東西是這麼多,而這些東西又已經這麼盤根錯節地成為我自己思想的大半部分,以致我實在不知道怎樣挑選在哪裡加上註腳。

  我不敢嘗試列舉其他許多我該感謝的人,因為我害怕一不小心漏掉某些人的名字,誤蹈不公正的過失。但是,我忍不住要提一下我的一對兒女,Janet和David。由於他們不會僅憑對我的信任就願意接受我的論點,以致迫使我必須以簡單的語言表述專門技術性的東西,從而不僅增進我對某些論點的理解,甚至也許讓我的論理說明變得更清晰。但是,我必須說,對於我的論點,他們也只會接受他們有所影響的責任,如果要說我的想法和他們自己的相同,他們是不會接受的。

  我大量引用一些已經發表的材料。第一章是根據先前以同一名稱發表在Felix Morley編輯的Essays in Individuality(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一九五八)的文章改寫的,而該篇文章也曾略作更動後以同一名稱出現在The New Individualist Review第一卷第一期(一九六一年四月)。第六章根據一篇以同一名稱首先發表在Robert A. Solo編輯的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Rutgers University Press,一九五五)的文章改寫的。其他幾章裡許多零碎的論點,取材自我所寫的一些不同的論文和書。

  「若非內人,大概寫不成本書」,已經成為學術性著作前言裡的陳腐套話。不過,就本書來說,這套話卻是百分之百的真話。她把斷簡殘篇似的幾次講稿拼湊起來,把各個不同的版本整合在一起,把講稿改寫成比較接近書寫體的英文,她自始至終一直是本書得以完成的幕後驅動力。版權頁裡承認她的協助,其實低估了她的貢獻。

  我的秘書,Muriel A. Porter,是一個有效率而且可靠的好幫手,我很感謝她。她完成大部分手稿以及之前許多次部分草稿的打字工作。




其 他 著 作
1. 道德情感論
2. 道德情感論
3. 不朽的天才-凱因斯傳
4. 國富論 II
5. 不要命的自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