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M.Friedman）代表作《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這是一本沒有數學符號、沒有任何幾何圖形的「敘述性」著作。弗利曼將各個社會中都常見的十二個重要問題以淺顯之文字、流利的文筆提出精闢的分析， 這本早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書，是弗利曼根據其在一九五六年的一系列演說內容結集而成，據此推算各篇文章正是弗利曼壯年期精力充沛、生產力達到頂峰時的傑作。
在教學研究工作之外，傅利曼還從事大量的社會活動及學術交流，包括：一九五七至六九年擔任《經濟計量學期刊》編輯；一九六四年擔任高華德（Barry Goldwater）的總統競選顧問；一九六六至八四年，每三個星期為美國《新聞週刊》（Newsweek）雜誌針對時事寫一篇文章，並從此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一九六七年擔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客座教授，同年擔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一九六九至七一年擔任尼克森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一九七○至七二年，擔任蒙貝勒蘭學會（the Mont Pelerine Society）會長；一九七七年退休後，轉赴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任高級研究員；一九八○年與其夫人蘿絲．傅利曼（Rose Friedman）製作了一個十集的電視連續節目《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也讓他的知名度更加攀升。
傅利曼的工作得到了人們的肯定，這可從他獲得的一些獎項及榮譽得以印證：他曾獲得美國、日本、以色列、瓜地馬拉等國大學的多項榮譽博士，也曾榮獲羅塞（P. S. Russel）服務傑出經濟學教授。他是當代自由放任、政治經濟學最有力的代言人，芝加哥學派在其領導下聲名大噪。一九五一年得到克拉克獎、一九七六年榮獲諾貝爾獎、一九八八年獲得美國國家科學獎，以及同年獲頒的總統自由勳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這本早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書，是傅利曼根據其在一九五六年的一系列演說內容集結而成，據此推算各篇文章正是傅利曼壯年期精力充沛、生產力達到頂峰時的傑作。無怪乎一九九五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理性預期學派的宗師盧卡斯（R. E. Lucas）推崇本書是傅利曼思想的精華，既有原創性又極富哲理。雖然一九八○年傅利曼與其夫人的那本《自由選擇》風靡海內外，也製作成電視節目，但其哲理乃源於這本一九六二年的著作，而且其嚴謹度也瞠乎其後。由此可見，本書確實是傅利曼的思想精華，即使傅利曼本人，在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之後仍然以之作為根本基礎來立論。正如他在二○○二年版前言裡說的，本書經得起時間的考驗，還是那麼切合當前的問題，而譯者謝宗林也在譯者序中一一舉例對照，證明五十年之前傅利曼針砭的問題不但還在，且更變本加厲。所以，本書是屬於「不變」的知識，還「越陳越香」呢！
記得哲人曾說：「知識有兩種，一種是亙古不變的，一種則是與時俱變的。」速食、技術性的知識是屬於時常變動的，而富於哲理的思想性知識是不變的，要歸為不變的知識並不容易，經得起時代考驗的著作更不多見，這本《資本主義與自由》確是屬於此類作品。我還是再引用已故的自由經濟學前輩夏道平先生在其《人的行為》譯著的修訂版譯者序中，一開頭就說的：「不朽的名著，沒有『時效』問題，因而也沒有『過時』的翻譯；有的，只是無常的『時運』。」他用來恭維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一八八一 ~ 一九七三年）大作的話語，也同樣適合傅利曼的這本書。
社會思想氛圍在過去二十五年的變化有多大，有一則故事可以證明：內人和我合寫的，直接延續《資本主義與自由》的主旨，闡述同一基本哲理，於一九八○年出版的《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得到書評界大不相同的對待。每家主要刊物都給予書評，而且往往是作為當期特寫的長篇書評。該書不僅被部分重刊在《讀者文摘》裡，而且還成為該雜誌當期封面上的廣告主角。出版後第一年，《自由選擇》在美國售出約四十萬本精裝本，被譯成十二種外語版本，並於一九八一年初發行滿足大眾市場的平裝本。
導致社會思想氛圍改變的，既不是本書，也不是其他許多，諸如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的《到奴役之路》（Road to Serfdom）和《自由之構造》（Constitution of Liberty），等等屬於同一哲理傳統的書。證據嘛，只消舉出一則事實就夠了。一九七八年，《評論雜誌》（Commentary）的主編們，為了籌備《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政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評論集，發出一封徵文邀請函，裡頭有這麼一段話：「對於資本主義與民主政治也許有一不可避免之關係的說法，有些知識份子過去一直認為不僅是錯的，甚至在政治上也是危險的，然而他們最近卻開始覺得，該說法似乎有些道理。」我為該評論集寫的文章由三個部分組成：一是廣泛地引述《資本主義與自由》，二是比較簡要地引述亞當．史密斯，最後發出「歡迎上船」的邀請。即便是在一九七八年，在除了我之外的二十五位評論集作者中，只有九位的見解可以被歸類為同情《資本主義與自由》的核心訊息。
第二，也比較基本的用處是，保持選擇的空間，等待不得不變的時機降臨。不管是個人的或政治的安排，尤其是後者，都有非常大的惰性─所謂現狀對思想與行動的箝制性（tyranny of the status quo）。只有發生或意識到危機，才會產生真正的行動變化。當那危機出現時，人們究竟會採取什麼行動，取決於人們身邊有哪些現成的行動點子。我相信，這才是我們這些人的基本功用：發展一些可以取代現行政策的方案，保持它們隨時活躍在人們的心中，直到政治上不可能的，變成政治上不可避免的。
本書所表述的哲理以及許多相關細節，是我的許多老師、同事和朋友教給我的，特別是我有幸在芝加哥大學與其相處的一群卓越的學者們，包括Frank H. Knight、Henry C. Simons、Lloyd W. Mints、Aaron Director、Friedrich A. Hayek、George J. Stigler。我懇請他們原諒我未一一承認他們將在這本書裡找到的許多理念其實是他們的。我從他們那裡學到的東西是這麼多，而這些東西又已經這麼盤根錯節地成為我自己思想的大半部分，以致我實在不知道怎樣挑選在哪裡加上註腳。
我大量引用一些已經發表的材料。第一章是根據先前以同一名稱發表在Felix Morley編輯的Essays in Individuality（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一九五八）的文章改寫的，而該篇文章也曾略作更動後以同一名稱出現在The New Individualist Review第一卷第一期（一九六一年四月）。第六章根據一篇以同一名稱首先發表在Robert A. Solo編輯的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Rutgers University Press，一九五五）的文章改寫的。其他幾章裡許多零碎的論點，取材自我所寫的一些不同的論文和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