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年溽暑中看完《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與《易經》（The Book of Change）這兩本應是（上）（下）冊的「張愛玲前傳」，一股冷涼寒意，簡直要鑽到骨髓裡。原先想像的中譯問題1並沒有發生，倒是這書裡揭露的家族更大秘辛令人驚嚇。如果書中屬實，舅舅和母親無血緣關係，是抱來的（這點《小團圓》也說了），弟弟也不是她的親弟弟（那個可疑的教唱歌的義大利人……），母親和姑姑在錢上面頗有嫌隙，姑姑甚且和表姪（明表哥）亂倫，有不可告人的關係。在這一大家子的混沌關係中，張愛玲像是逃出了瘋狂牢獄，精神卻停滯在孩童狀態。她幽閉繭居，精神官能症或偏執狂般聚精會神玩著骨牌遊戲，一遍又一遍的推倒長城，然後重建。鬼打牆一般，非人的恐怖。這回，可和胡蘭成一點關係都沒有。然而她在這部巨幅自傳小說中無端虛構弟弟的死亡，又是為了什麼？
「雷峰塔不是倒了嗎？」「難怪世界都變了」。這兩句婢女葵花和保母何干的閒話，像里巷街議，也像賈雨村甄士隱在石獅子前笑談榮寧二府。《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接著是《易經》（The Book of Change），也就可想而知了。《易經》作為自傳小說之名，還真有點凌叔華《古韻》（Ancient Melodies）的味道，也很符合張愛玲書名或標題一貫的雙關意涵。
一般人總以為父親和胡蘭成是張愛玲一生的痛點，看完《雷峰塔》與《易經》，你才發覺傷害她更深的，其實是母親。「雷峰塔」一詞，囚禁女性意味濃厚，也幾乎有《閣樓上的瘋婦》（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的隱喻。雷峰塔囚禁的兩個女人，一個叫七巧，一個叫長安，母女倆同樣戴了沉重的黃金枷鎖，小說早已預示了真實人生。張愛玲《易經》裡有一段描述當年被迫結婚的母親隆重的花轎婚禮：「他們給她穿上了層層衣物，將她打扮得像屍體，死人的臉上覆著紅巾，她頭上也同樣覆著紅巾。婚禮的每個細節都像是活人祭，那份榮耀，那份恐怖與哭泣」，「每一場華麗的遊行都敲實了一根釘子，讓這不可避免的一天更加鐵證如山」。張愛玲描述的婚禮猶同葬禮中封槨釘棺，恐怖已極。她和母親一樣，奮力想掙脫傳統的枷鎖，卻終其一生，帶著沉重的枷劈傷了好幾個人。女兒總是複製母親的悲劇，無止無歇，於張愛玲，還加上了對母親的不信任，雷峰塔於是轟然倒塌。
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
新的小說第一章終於改寫過，好容易上了軌道，想趁此把第二章一鼓作氣寫掉它，告一段落，因為頭兩章是寫港戰爆發，第三章起轉入童年的回憶，直到第八章再回到港戰，接著自港回滬，約佔全書三分之一。此後寫胡蘭成的事，到一九四七年為止，最後加上兩三章作為結尾。這小說場面較大，人頭雜，所以人名還是採用「金根」「金花」式的意譯，否則統統是Chu Chi Chung式的名字，外國人看了頭昏。
一九九五年九月張愛玲逝世，遺囑執行人林式同在其遺物中找到《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及《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的手稿後，便按遺囑把它們都寄來宋家。讀這疊手稿時，我很自然想問：她在生時何以不出？也許是自己不滿意，但書信中她只怨「賣不掉」，卻從沒說寫得壞；也許她的寫法原是為了迎合美國廣大讀者，卻不幸失手收場；也許是美國出版商（如Knopf編輯）不理解「中國」，只願出一些符合他們自己偏見的作品，結果拒絕了張愛玲。無論如何，事實已沒法確定，我唯一要考慮的，就是如何處理這些未刊稿。
無可否認，張愛玲最忠實的讀者主要還是中國人，可惜有很多未必能流暢地閱讀她的英文小說。沒有官方譯本，山寨版勢必出籠。要讓讀者明白《雷峰塔》和《易經》是什麼樣的作品，就只有把它們翻成漢語。但法國名言謂：「翻譯像女人：美麗的不忠，忠實的不美。」（Les traductions sont comme les femmes: quand elles sont belles, elles ne sont pas fid?les; et quand elles sont fid?les, elles ne sont pas belles.）所以我們的翻譯可以有兩種取向。一是唯美，即用「張腔」翻譯，但要模仿得維肖維妙可謂癡人說夢，結果很大可能是東施效顰，不忠也不美。二是直譯，對英語原文亦步亦趨，這可能令中譯偶然有點彆扭，但起碼能忠實反映張愛玲本來是怎樣寫。不管是否討好，我們現在選擇的正是第二條路，希望讀者能理解也諒解這個翻譯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