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拉特在工作上是一個值得敬佩的「忠職勤業」的榜樣，但在生活上卻絕對不是一個值得推崇的範例。健康的社會和富裕的人生必須在工作與生活之間找到一種舒適的平衡。《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瑞秋（Rachel Emma Silverman）就批評說，每個商業機構的主管都得承受，並接受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不論男女，各個階層的員工都擁有工作之外的生活。她不希望，有上司會在自己生孩子或是守候伴侶生孩子的時候打工作電話。這實在是一種很不可取的榜樣，無論是身為領導還是為人父母。
《哈佛商學院一九四九年班調查報告》對於「衡量成功中對我至關重要的排序」，排名第一的是「滿足及享受當前的工作」（Enjoying What I Am Doing），占九六％；其次是「家人的親密支持」（Having a Close Supportive Family），占九二％；第三是「有小孩的愛」（Having Children Who Love Me），占九○％；第四是「心靈的平靜」（Contentment and Peace of Mind），有八八％；第五是「取得職場和家庭生活的和諧」（Balancing Business and Family Life）。仔細推敲，可以發現五個排序雖有先後，卻有一個共同的主軸在牽動著，那就是工作和職場。
二十世紀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在一九八○年時就呼籲，世界走進了動盪時代的管理（Managing in Turbulent Times）；著名記者佛雷曼（Thomas Friedman）在著作《凌志與橄欖樹》（Lexus and Oliver Tree）一書中則稱，二十世紀末資訊科技的高速變動，打破了過去一切發展的傳統步調。變動與衝突的速度及廣度都在急劇的剝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