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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搖晃的中國

辛亥:搖晃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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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0837940
張鳴
聯經出版公司
2011年4月28日
140.00  元
HK$ 119  






* 叢書系列:無叢書系列
* 規格:平裝 / 496頁 / 25k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無叢書系列


人文史地 > 中國史地 > 朝代史 > 民國














@意映卿卿如晤,親愛的妳,我要離開妳,革命去了。
  一百年前,25歲的林覺民,寫下感人肺腑的訣別書,給他的太太陳意映
  因為這封信、這個名字、這個人,我們永遠記得辛亥!

  一百年後,回頭再看:到底什麼是辛亥?什麼是革命?會教人生死相許。
  獨家奉獻《意映卿卿如晤:辛亥革命詩文》(隨書附送),特別挑選辛亥革命精采詩文!

  《意映卿卿如晤:辛亥革命詩文》

  中國著名作家、學者張鳴,通過《辛亥:搖晃的中國》
  用事實消解神話,還原辛亥革命的歷史現場
  從辛亥解讀出百年中國政治動蕩的緣由
  筆法凌厲,揭露大變革中的人事景物

  本書更特別附錄理解晚清民國的二十個關鍵字:首義、情勢、會黨、尚武、軍國、留日、八旗、殉節、商團、學堂、辮子、旗幟、暗殺、炸彈、報禁、新軍、國會、選舉、軍費、稅金

  張鳴的歷史寫作,介乎學術與通俗之間,樹立良好口碑,風格日漸成熟而犀利,這部《辛亥:搖晃的中國》,堪稱其代表作。

  知名作家梁文道認為,張鳴寫史的方法像唐德剛,他的文筆是恣肆汪洋的、帶評夾敘的,非常好。而陳丹青則表示,讀者能不能找到真的歷史?現在有學者零零碎碎、點點滴滴在做這個事情,就是告訴讀者,大家知道的這些事情在當時不是這樣的。張鳴做的工作,就很重要。

  故事從一場低烈度的革命,一個大變局的中國開始談起。

  1911年,歲在辛亥,10月10日夜的零星槍響,將一個疲態盡露的老大帝國搖晃得如泰山之崩。

  武昌發生的那些事,是一場意外,意外裡的意外。這場意外,毀了一個王朝,像扳道岔一樣,把古老的中國,扳到了另一個軌道上。

  在中國,第一次出現了沒有君王的政治,在亞洲,第一次有了參眾兩院的民主共和國。

  百年激盪,回望辛亥。大革命,過場的都是大角色,一大堆左右了歷史的燦爛群星。

  都督的樣兒,黨人的棒兒,名士的案兒,俠客的範兒,八旗的槍兒,新軍的彈兒,幫會的堂兒,暗殺團的膽兒……生旦淨末醜,神仙老虎狗,發揮得好與孬,都在改變著歷史。其中惆悵低徊與一拍三嘆,直追三國與先秦。

  本書化繁為簡,以老辣筆法,全景勾勒晚清民國大班底,追蹤這場中國內部的革命,呈現革命的創世記與諸神譜,講述對我們有特殊價值的一種重要真相。尚武中國,叢林之爭,槍桿與筆桿,暗殺與炸彈,造反與經濟,革命與保皇,立憲與新政,科舉與學堂,裡裡外外,再現原態。

本書特色

  1、2011年,是辛亥百年,也是民國百年、建國百年話題掀起了巨大浪潮,本書聚焦於滿清王朝最後歲月、民國肇造第一篇章,領銜演出角色有袁世凱、馮國璋、黎元洪、張宗昌、譚延闓、汪精衛、張彪、吳祿貞、蔭昌、瑞澂、良弼、載穆、端方等等,有如一部從晚清到民國的百年動作大戲。本書以了解之同情的態度認為:製造過量的英雄,結局是沒有英雄。

  2、這也是一部揭開百年真相的讀本!真相是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東西。《辛亥:搖晃的中國》潛心研讀原始資料和真實案例,開門見山解析武昌起義真相,為什麼能成功於一次偶然的事件,當初這個看似必敗的起義局面,何以居然使得中華帝制大停擺?追尋歷史的真相,永遠是這麼重要。有人說右派文筆喜歡說真話,說經過思考的真話。細看辛亥革命全景圖,晚清民國大變局,歷史成敗關鍵也許只有1%,今天讀懂辛亥你會明白100%。

  3、一段精采不輸三國的歷史!百年中國,回望辛亥──農民:不許革命;學生:學堂不能碰;女人:戰爭不讓女性走開;幫會:趕個革命的熱鬧;陝西:一省六都督的故事;山東:藝人活演「打登州」;浙江:咱們商人有力量;江西:假印章、破機槍和大都督;湖南:白條兒封官記…… 去臉譜化的歷史,檢討國民複雜人性;講細節性的故事,重尋百年變局源頭。革命者、立憲派、保皇黨、投機客,虛虛實實,停停漲漲,教科書上呆板的人被這些瑣碎撐起來,就有血有肉,活了。

  4、一本書讀懂尚武中國!清末時髦之一,就是提倡尚武精神,號召士人棄文從武。人們到了日本,尋找日本強大的原因,說是西方乃至日本之所以強大,就是因為有這尚武精神。《辛亥:搖晃的中國》獨家奉獻1911年日本繪製的武昌起義地圖,特別附錄理解晚清民國的二十個關鍵字,首義、情勢、會黨、尚武、軍國、留日、八旗、殉節、商團、學堂、辮子、旗幟、暗殺、炸彈、報禁、新軍、國會、選舉、軍費、稅金,讀懂這些部落格摘錄,要比說一句萬惡的舊社會管用得多。

作者簡介

張鳴

  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長於北大荒。出生趕上鳴放,故曰:鳴。

  年幼時最大的理想是做圖書管理員,好每天有書看。及長,幻想當作家,變成文學青年。一輩子養過豬,做過獸醫,大學學的是農業機械,最後誤打誤撞,成了大學教歷史的老師,眾人眼中的學者。

  一生碰壁無數,頭撞南牆不回頭,不是牆破,就是我亡。由幼及長,從黑板報算起,寫過的文字無數,黑板報都擦了,小說都燒了,所謂的學術文字和隨筆評論,留下來的比較多,有些變成鉛字,好像有十幾本了,均遺憾多多。平時寫點時評。
年過五十,沒有長進,再活五十年也許能好些。

  著有《直截了當的獨白》、《歷史的壞脾氣》、《歷史的底稿》、《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等作品。

  其中《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曾獲得2010年南方閱讀盛典最受讀者關注年度圖書(非文學類)。

  張鳴部落格:blog.sina.com.cn/zhangming1


嘉牧怐


j變局裡的那些人
年表 1911年:中國與世界

序言 辛亥革命前後,搖晃的中國

第一幕 辛亥年,武昌的那些事
還有一場未遂的武昌起義
芝麻開門
立憲黨人的起義
市民的武昌起義
蔭昌督戰記
瑞澂之徒
發生在僻地山鄉的一件小事:閒話辛亥

第二幕 異哉!晚清!
惠州:一場好看的國際性起義
萍瀏醴:一場會黨主導的起義
紹興:一個體校的革命事業
鎮南關:起義故事
黃花岡:革命黨和老百姓
保路運動:都是鐵路惹的禍

第三幕 過場的角兒們
黎元洪:在黎菩薩與黎都督之間
馮國璋:反革命分子的辛亥遭遇
小站練兵的風波
袁世凱與北京兵變:玩走火了的權術操作
黎元洪假手袁世凱:副總統殺了首義功臣
丫姑爺張彪:起義的真正障礙
吳祿貞:士官三傑之死
王金髮:山大王做都督
譚延闓:變亂的受益者
張宗昌:一個流氓的革命崛起史
吳稚暉的兩次「冤」的際遇
來了假冒的孫天生

第四幕 末世貴冑:王帽子底下的人
良弼:凡鳥偏從末世來
端方:名氣最大的犧牲者
載穆:一個殉節的滿人副都統
末世貴冑的貨與色
拿了洋槍,八旗兵也不中用
從洋槍隊到八旗洋槍隊
辛亥福州旗營的「似抵抗」
清末的殉節問題

第五幕 誰在革,怎樣革命
農民:不許革命
學生:學堂不能革命
女人:戰爭不讓女性走開 
幫會:趕個革命的熱鬧
蘇北之一:一場被清兵逼出來的革命
蘇北之二:殺吾仇者吾君也
江北之一:天上掉下個革命黨
江北之二:由革命始以兵變終
江南:商團包辦的光復
上海之一:遠東最大商埠的易幟
上海之二:掠地的風波
浙江:咱們商人有力量
江西:假印章、破機槍和大都督
湖南:白條兒封官記
山東:藝人活演「打登州」
陝西:一省六都督的故事
奉天:一次會議葬送了的獨立
袍哥政府及其他
革命的會黨之災

第六幕 匆匆上下的龍套
革命中的文明與秩序
革命行進中的享樂
革命的帽子
革命知府與弼馬溫
剪辮子的風波
又見漢官威儀
二三野老眼中的革命
五花八門的革命旗幟

第七幕 暗殺與炸彈
革命的炸彈旋律
暗殺乎,起義乎
暗殺團的骷髏
汪精衛:被一泡屎毀掉的暗殺
沈臧壽:詐取海門
袁世凱:遇刺與當國

第八幕 筆桿子和槍桿子
《民報》:頑童革命黨的塗鴉
《大江報》:不得不說文字獄案
《循環報》:一封假電報
《晉陽公報》:山西人的媒體政治
《國風日報》:報紙開天窗的故事
章太炎:名士坐西牢
張繼:革命的棒喝黨邏輯
秋瑾:設計軍制
上了梁山的《蘇報》
有支同志軍是這樣練成的
招兵要招讀書郎
有槍沒子彈的新軍
在新軍與舊軍之間
新軍腦後的辮子
啊!海軍

第九幕 國人的民主旋律
預備立憲:中國第一個議會的誕生
臨時政府:搖出民國政府的搖籃
八百羅漢:頭一個國會那點事
小鎮議會:一次地方政權的小範圍選舉
自由擇君:底層民眾自發的衝動
幫會平等:革命後士兵的民主症

第十幕 革命經濟學
造反要花多少錢
革命錢緊
革命暴力催租稅
革命聲中的稅務司
股票建起革命軍
辛亥革命的五個岔口
革命的經濟學
革命:搖晃的中國

尾幕  五光十色說民國

後記 我怎麼想起寫辛亥來
文獻 主要資料來源
附錄 理解晚清民國的二十個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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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給臺灣讀者的序/張鳴

  我的這本小書,能在臺灣出版,出乎我的意料。原以為,像辛亥革命這種事情,雖然說是中華民國的起點,但時至今日,在好些法理上仍舊是民國人的臺灣人都不大樂意提民國的時候,這樣的書,還能賣出去嗎?畢竟,對於現在多數的臺灣人來說,那段歷史,不過是一百年前發生在大陸上的陳年往事。依我在臺灣逛書店的感覺,雖然說臺灣人對中國歷史也有興趣,但跟大陸一樣,似乎比較喜歡有皇帝的歷史,喜歡宮廷祕聞,喜歡官場暗鬥,也喜歡戰場金戈。對於民國,大概當年說的人太多,有些厭倦了。反正,現在關於民國的書,在書店裡已經不多見了。

  其實,辛亥革命跟臺灣的關係,要比跟大陸密切得多。畢竟,這裡還是民國,而我們那裡已經不是了。現在的中國大陸還叫共和國,從名稱上,跟臺灣沒有太大的分別。據說當初確定國號的時候,曾經有個括弧:中華民國。但是,此提議遭到了致公黨的領袖司徒美堂的堅決阻撓,此老其實是在替他們黨的前任大佬陳炯明報一箭之仇,但是沒想到卻給後來的中共領導人留下了大麻煩。否則,現在大陸跟臺灣拉關係的時候,可以厚著臉皮說,其實我們是一樣的。有老外把北洋時期的民國稱為第一共和國,國民黨時期的民國為第二共和國,而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第三共和國。自打辛亥中國掛了共和的招牌,到現在也沒有人能把它摘下來。但是,這三個共和國,內涵還真是有點不一樣。

  雖然說,第一個共和國是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手創的。但是,這個共和國跟第二個國民黨標記的共和國,還是大不一樣。北洋的共和國,有點亂,但國民黨的民國,在制度上以黨治國,以黨代政的味道太濃,民主和自由都不夠多。所以,在一些研究者眼裡,這樣的民國有太多的列寧主義色彩,近乎一個獨裁政權。不過,這樣的評價從歷史來看,多少有點過分。國民黨的民國,有列寧主義的色彩,也有西化的色彩,甚至還有一些傳統士大夫和幫會的色彩。色彩過於斑斕,但不乏亮點。有人排列了國民黨高官中獲得歐美大學學位的人的名單,長長的一列,即使在今天,仍然讓我們這些大陸人感到有些汗顏和豔羨。也許,多少因為這個緣故,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民主化的轉型,才能這樣順利。

  辛亥革命,是近代革命的第一聲。此後,中國似乎總是在革命。五四文學革命、倫理革命,然後是國民革命、紅色革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在國共兩黨的敘事中,革命已經成為一種近乎神聖的字眼。大陸這邊尤其過分,凡事沾濡了革命,就必定有正面價值,革命同志、革命戰友、革命友誼、革命伴侶……,凡是壞事,必然是反革命。一時間,所有的罪犯,都是反革命,反革命殺人犯、反革命縱火犯、反革命強姦犯、反革命盜竊犯。到了這個份上,革命自己就把自己消解了。

  今年是辛亥百年,海峽兩邊都聲言要紀念一番,我只希望,紀念不要變成單純的慶典,到了日子,各開一個大會,整一點隆重而且費錢的儀式就完事。凡是關心這件事的人,多少對那段歷史應該有點反思。辛亥的偉人,不再僅僅作為某種符號存在,對他們的回顧,也不再是說濫了的老調子——按魯迅先生的說法,老調子早晚會唱完的。

  這本小書,是我作為一個沒有留學經歷的大陸學人,一段時間集中閱讀有關辛亥革命的資料,出產的一種類似讀書隨感似的東西。這些年來,我似乎被裂成兩段,一段大頭,每日泡在從晚清到民國這段歷史中閱讀、爬梳和寫作,出產一點非驢非馬的文字;一段是小頭,經常給各種報章寫一點令某些大人物不愉快的時評。前者貌似學者,後者貌似媒體人,其實兩者都不是,時常遭遇尷尬。但是,兩種角色,還是經常在我身上打架,有時候,弄不好,兩者就串了。寫出來的所謂學術文字,怎麼看都像散文和隨筆。現在的時髦,叫做混搭。

  混搭的結果,有時候會能贏得掌聲,但更大的可能是兩邊不討好。但是,沒辦法,我已經這樣了,人已年過半百,很難再回爐,把自己變成一個純粹的媒體人或者學者。好在,貨色如何,買家說了算。已經做了王婆,自賣自誇和自我貶抑都無濟於事,說到底,寫了書,是要給人看的。記得我生平的第一本書,就是關於民國的,1980年代末,放在「暮然回首」叢書裡一併出版。叢書的編者,告訴我此叢書後來出了臺灣版,但我那本被剔掉了,因為我對蔣公(中正)多少有點不敬。這次這本小書能出版,而且能在紀念辛亥的當口出來,說明臺灣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作為一個寫書的人,我喜歡這種變化。

爰為序。

2011年3月於北京清林苑



辛亥革命前後,搖晃的中國

  革命給了國人一個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度,但卻沒法像魔棒一樣,給中國帶來立竿見影的變化。

  1911年發生的辛亥革命,快要一百年了。一個紀念日,到了紀念一百回的時候,無論如何,都會熱鬧一下。況且,1911年雙十這個日子,又是中國帝制告終的開始,走向共和的中國,經過了一百年。民主共和思想,是否深入人心不知道,至少在名號上,跟上了世界潮流。就憑這一點,也值得慶祝一番。

  說起來,這個革命的發生,多少有點偶然性。從小的方面說,如果當時坐鎮武昌的湖廣總督不是瑞澂,如果他不是砲一響就像個懦夫一樣挖洞逃走,如果他此前的處置不是那麼失當,偶然破獲了革命黨的據點,又拿人又砍頭,而是當眾把繳獲的革命黨人花名冊給燒了,1911年十月十日晚武昌新軍工程營的槍聲,興許不會變成一場占領武漢三鎮的起義。因為革命黨人這樣零星的槍聲,已經響過很多次了,沒有一次成氣候的。就在武昌起義爆發前的一個月左右,武昌新軍也來過這麼一回,但並沒有鬧起來。

  從大的方面講,如果不是西太后和光緒死後,上臺當政的滿人少年親貴由著性子胡鬧,先是趕走了最能幹的袁世凱,得罪了最不該得罪的人,然後又張羅收權,把地方權力收回中央,把漢人的權力收回滿人。革命即使發生,也成不了氣候。

  千不該萬不該的是,在各地立憲派風起雲湧立憲請願的時候,親貴們不答應也就罷了,卻搞了一個皇族內閣,讓各地士紳們心裡涼到底──從此之後,中國的事,就由這些生在深宮,長於婦人之手的紈□親貴包辦,士紳們借立憲分權的希望,被徹底浸在了冰水裡。這麼一來,士紳們把個滿人王朝恨得牙根癢癢,本來聽不進去的革命黨人排滿的宣傳,忽然就入耳了,真是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儘管讓他們放火,他們還是不敢,但只要有人放火,他們是樂於搧風的。辛亥武昌起義第二天,起義士兵群龍無首之際,逼來的黎元洪一言不發,死活不肯「從逆」,但作為湖北諮議局議長的湯化龍卻來了,一來就不走了,連帶著聽他指揮的商團,也參加了革命。正是由於立憲派士紳的幫忙,不僅穩住了局面,而且爭得了外國人的同情,說服了黎元洪改變主意,甚至還策動了前來鎮壓的海軍艦隊的反正,因為艦隊司令的參謀湯薌銘,是湯化龍的弟弟。不僅武漢一地,立憲派幫忙革命,其他地方,也都在幫忙革命,有的地方,立憲黨人乾脆自己出頭。最初革命的十幾個省,實際上是革命黨和立憲黨人平分秋色。

  儘管說,革命黨人一直處心積慮要策動革命,但革命的形勢卻一直都不夠成熟。尤其是清廷推行新政改革以來,革命成功的機會相當渺茫。儘管革命黨在政界、學界、軍界有諸多的滲透,很多新軍官兵受排滿宣傳的影響,但革命黨人發動的大大小小歷次起義,好像沒有一次有成功的希望。收買會黨的起義,像是僱人造反,錢花光了,人也就散了。而且起義都在邊邊角角的地方,鬧與不鬧,都沒有什麼影響。而新軍的起義,動靜大了一點,但卻總也形成不了規模,要不就是時機總也不對。最關鍵的是,每次起義,都沒有社會的呼應,基本上是革命黨人單打獨鬥──他們一直以為這樣個人英雄式的單打獨鬥可以喚起民眾,隻手打天下。為此,暗殺成為起義之外最重要的手段,從南到北,革命黨人都在試製炸彈,炸了這個炸那個,可惜,始終沒把民眾的覺悟炸出來,也沒有把清朝炸垮了臺。

  不能否認,革命黨人有救國救民之志,但落到實處,往往奪取政權的心情要占到上風,儘管奪取了政權,他們是為了實行最先進民主共和制度,好讓中國實現跨越式發展。清朝的改革做得好,尤其是預備實行立憲了,他們感覺自己的機會就渺茫。客觀地說,如果不是有日本這樣一個處心積慮不想讓中國變好的近鄰,這樣的近鄰總是借著幫助革命黨人給中國政府搗亂,革命黨人策動起義的本錢會更少,連宣傳的影響力都會受局限。這是因為,清末的新政改革,的確做得不錯。庚子後的亂局,很快就穩定下來,經濟得到很大的恢復,外國投資增加,中國人自己辦的工商業也呈現興旺的景象。新政的各項事業,都在穩步前進。原來以為會引發強烈反彈的廢科舉改革,居然平穩度過,新學堂遍地開花,雖然問題成堆,但新式教育從此生根。軍事改革、法律改革、官制改革、財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預備立憲,都在穩步推行。儘管有庚子賠款的巨大壓力,但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都在大幅度增加,到辛亥年,朝廷的歲入居然達到破紀錄的兩億四千萬有餘,而各地財政,也大多有結餘。爆發武昌起義的湖北,打開藩庫的革命黨人,發現他們拿下的這個政府,居然有四千萬元左右的存銀。事實上,正是有這些結餘,各地的起義者才賴以招兵買馬,擴張軍隊,維持了革命的命脈。新政的推行,不像以往很多論者所說,事業一塌糊塗,引起了民眾的強烈反抗。新政後期,整體上社會治安良好,大的股匪都招安了,小的匪盜得到控制。所謂民眾對新政的反抗,只有少數地區譬如山西有對興辦新教育不滿的騷動,有民間結社乾草會所謂「燒學堂,打先生」的騷動,但規模並不大。其他的所謂反抗,主要集中在反抗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方面,但騷動也都是小規模低烈度的。以往的研究,往往先驗地認為凡是王朝覆滅,必定是政治紊亂,民不聊生,遍地烽火,其實,清末恰恰不是這樣。政治雖然談不上清明,但比起庚子之前,卻要好得多,民眾生活也談不上安定,但比起庚子之前,也要好得多。我們建國後史學界為了驗證清朝腐敗、天下大亂所做的統計,驗證辛亥前一年,整個國家的民變(實際上有些誇張)次數,大約一萬起。即使這個誇張的數字,放到這麼大的國家裡,實在算不了什麼。

  但是,主持變革的當家人,畢竟是一個剛剛犯過大錯的集團,而且是一個少數民族集團。像鼓動借助義和團盲目排外這種逆時代潮流而動的大錯,不僅導致八國聯軍入侵,國家主權大幅度喪失,而且造成了國家巨大的動蕩和損失,數額達到四億兩的庚子賠款,等於是在國家經濟的血管上開了巨大的失血口。這樣的錯誤,大大降低了這個政權的合法性。由於這樣的一個錯誤,革命黨人持續排滿宣傳,才有了市場。更多的漢人菁英意識到原來這個朝廷是異族政權,從而使大清王朝的合法性進一步降低。剩下來的事,只能辦好,不能辦壞,一旦辦壞,大家就會認為是非我族類的緣故。

  然而,西太后之後少不更事的少年親貴們,卻大大地錯估形勢,不知道自己吃幾兩乾飯,居然想通過把權力攬到自己手裡,鞏固統治。殊不知,滿人政治能力退化,已經有一百多年,而政治格局的滿輕漢重,內(朝廷)輕外(地方)重,也已有幾十年的工夫,早成定局。滿人中的能人,有經驗的政治家,西太后和奕訢在世的時候,都得承認現實,而以攝政王載灃為首的這種二十多歲的少年親貴,既無從政經驗,也無政治能力,居然敢貿然收權攬權,不壞事才怪。武昌軍興,親貴們六神無主,馬上實行立憲,廢掉皇族內閣,答應所有立憲派的要求,但是已經晚了,人們不再給清政府機會了。從後來的歷史看,這不僅是滿人的悲劇,也是中國的悲劇。史家一直在說,辛亥革命期間,袁世凱始終在牟求自己的利益,取孫而代之。其實,在南北談判期間,他倒是竭力想維持一個虛位的清朝帝制,一個由漢人實際統治、大清皇室掛名的統治模式。這個模式,也得到英國和日本的贊同。在他們看來,中國人根本沒有做好實行共和制的準備。顯然,袁世凱在這點上跟他的好朋友,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有高度的共識。這期間,也有人提出可以讓孔子後裔和明朝皇族後裔來當皇帝,繼續維持君主立憲體制。然而,毫無勢力的孔子後裔和明皇後裔顯然出不了山,保存大清虛名的努力,事實上也不可能,即使袁世凱逼使攝政王載灃退位,完全意義上的君主立憲已經告成,南方的革命黨人仍然不肯退一步,在情勢上也退無可退,好講中庸的國人,其實從來都不會妥協,共和這一步邁出來,所有參與其中的人,包括前立憲黨人,都騎虎難下,加上所謂最先進制度的誘惑,革命發生後的中國只能往前走。

  革命最大的危險,是會帶來社會的動蕩,甚至導致外國的干涉。這一點,是當初革命和立憲兩派論辯的主題。辛亥革命期間,日本的確考慮過武裝干涉的可能性,只是因為英美的反對而作罷。而革命過程的動蕩不大,也是外國干涉沒有發生的一個重要因素。應該說,從近代革命史角度,辛亥革命算是一場動蕩和破壞比較小的革命。立憲派的高度參與,極大地降低了破壞的程度,而革命黨人,也在刻意減少革命帶來的動蕩。為此,他們不准農民革命,不進行底層動員。但是,另一個他們老早就依賴的勢力,卻乘革命之機登上政治舞臺,這就是會黨,還包括一些綠林好漢。雖然說,跟會黨合作是革命黨的傳統,但在辛亥革命過程中,他們還是盡可能對會黨勢力進行了遏制,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鎮壓。但是,會黨這種中國社會中的準黑社會的力量,還是冒了頭。畢竟那麼多年革命黨對會黨的聯絡和利用,不可能一下子斷了關係。從地下冒出來的會黨,對革命後的秩序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各地會黨公開露面,大開香堂,大散海底,在底層社會建立黑社會的秩序,導致革命黨人聲譽大壞。二次革命,貌似強大的革命黨,在袁世凱的打擊下,不旋踵即土崩瓦解,跟他們不得人心大有關係。

  儘管破壞不那麼大,但革命畢竟是一場中國人學習西方的激烈變革。革命後,中國國門上的招牌變了,從一個君主專制的政體,變成了最先進的美國體制,接任孫中山做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也被譽為中國第一華盛頓,世界第二華盛頓。但是,革命後的現實告訴我們,這樣的制度,落到實處,的確大有困難。就整體而言,雖然沿海開放口岸城市的紳商歡迎革命,而內地農村的士紳滿懷疑慮,漢人的官僚在革命進行中,卻罕有為清朝殉節的。懷念清朝的遺老遺少,都是在革命後民國制度運行之際產生的——民國來了,很多人才覺得前朝其實更好一點,換句話說,民國不怎麼樣。

民國辦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沒有生成一種新的秩序。然而,新秩序的產生,有賴於現存秩序的穩定。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機的粗暴干涉,亂中添亂,袁世凱和他的謀士,錯判形勢,貿然稱帝,袁世凱這個唯一的強人垮臺,秩序的穩定,自然無從談起。革命帶來了民主共和制度,但這個制度在中國卻落不了地,落不了地的制度,也就沒法修正,中國回不到更合適的君主立憲體制那裡去,因為在上層信奉的進化論歷史觀裡,制度的演進,是進化的必然,已經進化到先進的制度,任何「退步」,都是開歷史的倒車。

  辛亥革命,是一場沒有準備好的大變革。這場變革,卻給中國帶來了深刻的變化。革命成功後不久,上海的報紙不無戲謔地羅列了革命前後的變化:「共和政體成,專制政體滅,中華民國成,清朝滅,總統成,皇帝滅,新內閣成,舊內閣滅,新官制成,舊官制滅,新教育成,舊教育滅,槍砲興,弓矢滅,新禮服興,翎頂禮服滅,剪髮興,辮子滅,盤上髻興,墮馬髻滅,愛國帽興,瓜皮帽滅,陽曆興,陰曆滅,鞠躬禮興,拜跪禮滅,卡片興,大名刺滅,馬路興,城垣欄柵滅,律師興,訟師滅,槍斃興,斬絞滅,舞臺名詞興,茶園名詞滅,旅館名詞興,客棧名詞滅。」其實,新教育、槍砲、律師、馬路這樣的東西,並不是民國才興的,而除了制度變化,其他的變化,都是皮相的,甚至並沒有真的變過來,至少在民國初年是如此。連革命黨人大力推動,強力執行的剪辮子和放足,在鄉村世界也成效甚微。放足和禁纏(禁止纏足)成效最差,直到國民黨統治時期,好些地方的婦女依然纏足。剪辮稍好,但堅持不剪的人,也所在多有。民國成立,原本戴在外國人頭上的大禮帽,的確扣在了中國官員的腦袋上,而且他們的手上,也多了根「文明棍」(手杖)。還不僅如此,辛亥之後,話劇叫文明戲,新式結婚叫文明結婚,放足叫文明腳,連腳踏車,都被叫做自由車。但是,民國之後,正如長袍馬褂依然如舊一樣,瓜皮帽也沒有退出歷史舞臺,依舊為士紳的常服。為孫中山宣導的中山裝,即使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也只是黨部人員在官方場合的服裝,回家之後,很多人還是袍褂當家。很多在日本學了軍事的將領,在今天留下的老照片上,洋式戎裝,筆挺精神,但平常卻喜歡長袍馬褂,甚至喜歡坐轎子,連上戰場都不例外。自由、民主和文明,離中國人的生活,其實還相當遠。

  辛亥革命真正給中國帶來的變化,既不是風俗的變化,西化的習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現,零星的現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如果沒有革命,清朝如果能正常立憲的話,代議制民主早晚都會來,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在新政期間已經進來,而且總會生根,所差的,只是技術上到底學誰的問題,而沒有不學的道理。譬如法律制度,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的問題。在我看來,辛亥革命帶給中國和中國人的,其實是持久的制度的困擾和變革的焦慮。

  革命給了國人一個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度,但卻沒法像魔棒一樣,給中國帶來立竿見影的變化。中國不僅沒有因此而走向富強,反而更易混亂。很多人都明白,一個有兩千年帝制傳統的國度,驟然實行共和,而且學的是世界上最先進的美國,其實難免消化不良,但是,人們不情願看著剛剛確立的進化論歷史觀在自己身上破產,不願意承認自己跟西方人其實不一樣,沒法原封不動地移植一個「最好的制度」,因為這樣,似乎就等於承認自己種族的劣質。於是,只能把混亂歸咎於變革的不徹底,革命不徹底,因此也只好在前進方向上做更激進的動作,革命,再革命,從制度變革走向文化和倫理革命,再則階級革命,把中國社會翻過來,將傳統的結構徹底打碎,建設一個人們誰也難弄明白的新世界。直到今天,人們依然患著求新症,什麼東西,不求最合適,只求最新、最時髦。

  即使不這樣,在情勢上,中國人也退不回去,退不到一個更合適自己的制度狀況中去。其實建立代議制民主當然是必要的,但中國這樣的國度,還是需要一個皇帝過渡的。可是過去的皇帝是滿人,是異族,而且已經在革命的論述中帶有屠殺漢人的原罪。所以,清朝的復辟,只能是遺老遺少的夢囈,一旦落到地上,連堅定的君主立憲主義者都會因之而崩潰。一九一七年的張勳復辟,不僅毀了康有為的清譽,也使得一直主張君主立憲的楊度心灰意冷,從此放棄了自己的主義。其他的人,沒有實權的孔門後裔衍聖公做不了,有實權的袁世凱也做不了。誰也做不了皇帝,道理很簡單:中國已經共和了,人們只能在「先進的制度」裡往前走。除非找到更先進的制度。

  中國人不是在共和制度中無法生存,也不是創造不出好的東西來。幾十年的民國歷史,也有值得稱道的教育,值得驕傲的文化,但是,國人卻很難在共和制度裡創造一個新的秩序。儘管現在的人們回顧歷史的時候,覺得民國還相當不錯,但是當時的人們卻很難滿意那種軍閥割據、國勢衰微、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門的狀況。這個老大的帝國,在進入共和之後,沒有重建一個屬於共和制的秩序,因此,就很難抵禦卡里斯瑪權威的呼喚,很難抵禦再次革命、不斷革命的誘惑。革命帶來了問題,答案卻是只能在繼續革命中得到解決。一個原本背著過重的歷史包袱,又在清末歷史中飽受欺凌的民族,學習西方,包括學習引進西方的制度,無論如何都擺不脫工具性的誘惑。所謂的革命,無非是要借助革命的槓桿,撬起可以使民族翻身的巨石,當無論如何都撬不動的時候,不是換一個槓桿,而是接長這個槓桿,用更激進的革命,繼續撬。

  當然,當年的中國境況,說起來也很無奈。和平變革的希望,只能建立在清政府不犯大錯上,但是,誰也保證不了這個政府不犯錯誤。自一八六○年中國設立總理衙門以來,中國已經被拖進了西方的世界體系,此後中國歷史的演進,總離不開世界歷史的拖帶,中國人不能決定自己的歷史走向,也無法決定什麼時候變化或者怎麼變化。同光中興,自己對自己說是自強運動,但實際上不過是洋務運動。此後的變革,也大抵如此。本土化的最後抵抗,是義和團,結果被碰了個灰頭土臉,回頭看看,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清朝從新政走到被革命,改革被革命撲倒,在一個兩難之局裡。歷史,在這裡很無奈。

  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後的一百年,都是值得國人反思的一個艱難的過程,一百週年的紀念,給了我們這樣一個機會,但願,人們能想起點什麼,想出點什麼來,別白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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