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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全集 18 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

殷海光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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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0278217
殷海光,夏君璐/著;殷文麗/編錄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11年5月01日
133.00  元
HK$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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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書系列:殷海光全集
規格:精裝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出版地:台灣


殷海光全集


人文史地 > 哲學 > 中國哲學 > 概論









  《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這本書,既是純真深刻的愛情書寫,亦是兩個人相互扶持的真情紀錄。當然,由於殷海光的歷史身分及其時代背景,它更是珍貴的「私文書」一手史料。

  《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共收錄了殷、夏之間的信函共二百二十二封,依時序排列,最早一封是1946年1月7日,最晚一封是1955年6月8日。本書夏君璐的〈序言〉,交待了兩人相識及十年通信的背景,這篇文章平實而動人,是讀者必須要先讀的部分。夏君璐曾在1955年時,對兩人的通信如此形容:看看我倆的信,從重慶到武昌,到鄉下,到南京,到湘潭,到廣州到臺灣,簡直可以代表中國現十幾年的變亂。

  確實是如此,在那個戰亂不停、動蕩不斷的時代,殷、夏兩人能長久維持通信,本身就是件不容易的事:有時通信的地點沒有「門牌和街名」;有時沒錢買郵票,信封起來後再拆開;有時寄一封信竟要超過「一百萬圓」。兩人往來的信函,歷經戰亂,由大陸而臺灣;殷海光去世後,這批信函又隨夏君璐到美國,並歷經搬家15次,得以保留至今並結集成為《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收入臺大版《殷海光全集》第十八冊。這是多麼難能可貴的一件事。

  在那個不平靜的時代,或許每一對情人的愛情故事,都有其曲折動人之處,也可能留下了紙片隻字。但這一本《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不一樣。不一樣的地方有兩個:第一、本書出版前,殷海光與夏君璐之間的信函,公布的非常少。本書收錄的信函,絕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呈現在讀者眼前。內容上,僅由編錄者殷文麗刪節了小部分,其他都以原貌呈現。第二、殷海光後來成為著名的「自由主義者」,但研究殷先生的人總因沒有足夠資料對他在大陸時期的思想、生活面貌不甚了了,亦無法探知他「反公權力」鐵漢形象背後那柔情的一面。本書的出版,彌補長久以來這兩方面的不足。讀者可由本書中看到殷海光非少見的手繪圖;看到殷海光可寫出極感性的浪漫語句;看到殷海光因在「第一號偉人」面前毫無「示弱」,而自豪之心境;知道殷海光在共軍南下時,要「參加游擊隊」,和共產黨周旋到底。此外,殷海光早在大陸時期就已寫文章惹禍,他所寫的〈趕快收拾人心〉那篇文章,使「天下大悅」卻因「處處指摘蔣某,龍顏大怒」(此篇文章收入臺大出版中心即將出版的《政治與社會.上》一書中)。

  本書信函內容,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一是大陸時期,1946年至1948年底。第二是臺灣時期,自1949年初殷海光來臺後到1953年10月兩人結婚止。第三個時期,因殷海光到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兩人乃重新通信,時間是1955年的1月至6月。三個時期的客觀環境不同,因此讀者閱讀這三個時期的信函時,會發現各有各的起伏,各有各的況味。

  本書也收錄了多幅珍貴照片與信件的手稿圖,絕大多數的照片第一次公諸於世。其中,本書結尾處的那張照片,將兩人拍得頗為傳神,與信函文字風格相對應,別有意思。

  率真之筆,終能寫出至真之情。不論是哪時期的信函,不論是兩位作者文字風格有何不同,然而貫穿本書且自始而終不變的是:殷、夏兩人長相斯廝守的信念與承諾。這個信念與承諾,一如殷海光與夏君璐都很喜歡的一段話:

  人間最高的約法就是愛。人間沒有了愛,什麼約法都歸於無用。可不是嗎?許多的約法最多的空間,就是最不適於生存的地方。人間有了愛,什麼約法都用不到了。

作者簡介

殷海光(1919年12月5日-1969年9月16日)

  湖北黃岡人。殷海光本名「殷福生」,「殷海光」是在抗戰結束後踏入出版界時採用的筆名。他早年求學於西南聯大哲學系、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1949年赴台後於臺大哲學系任教,先後開設課程有:邏輯、邏輯經驗論、羅素哲學、理論語意學、科學的哲學、現代符號邏輯、歷史與科學等。他亦曾任《中央日報》、《自由中國》主筆。

  殷海光是1950-60年代臺灣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他深受羅素、海耶克、波柏等哲學大師的影響,所寫文章以科學方法、個人主義、民主啟蒙精神為基準,極力宣揚反抗權威、追求自由思想,並堅持以筆的力量來對抗言論思想禁制。因而,他曾被倫敦《中國季刊》推崇為”臺灣自由主義思想的領袖”,為台灣自由主義的開山人物與啟蒙者。

  時至今日,殷先生已成為臺灣某一世代的象徵人物。談到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臺灣或臺灣的自由主義,必然會談到殷先生及他著作。而殷先生的著作,以思想深刻、邏輯層次縝密、文句充滿情感著稱,有一種極為獨特的感染力。其著作,數十年來影響了海內外的無數讀者,早已成為華人世界共享的精神遺產。



序言

  1945年我和父母親、堂哥一同居住在一棟簡陋的小屋裡。那棟陳舊的民宅建在一座半山坡上,石板山路從屋前經過,屋後是一片樹林;這裡就是風景幽美的四川□桷埡,長江南岸的一個小鎮,對岸正是繁華的重慶市。如果從江邊的山腳踏石板路往上爬,需要兩個多小時才能到我家。那個時期,正值中國八年抗日勝利,全國人民還在情緒高昂的階段;英美法聯盟也戰勝了德國和意大利,世界各國正在籌組聯合國。十七歲的我,以為從此世界和平,以後再沒有戰事了。就在此時,一位退役青年翩然來到我家。他身著土黃色卡其布軍裝,腳上穿著美國軍靴,走起路來咯咯作響,一副桀傲不拘的模樣。除此之外,他後腦勺上幾根黑髮翹起來,一雙炯炯發亮的眼睛向我射出扣人心弦的目光。嗯,這就是「一見鍾情」嗎?他是誰呢?他就是殷福生(那時尚未改名海光)。

  殷福生第一次來我家住了一星期,我父親想辦法幫他介紹工作。同時間,遠房大伯全家也從日本佔領區逃到重慶暫住我家。我們大大小小五、六人常常一起去爬山。文峰塔山頂是我們的最愛,在那兒可以眺望山川美景,令人心寬神逸。晚上在家,福生教過我詩詞和鉛筆畫。但沒有多久他就搬走了。走前他送我一本他的著作《邏輯講話》,書頁上題著「君樂」兩個字。我原來的名字叫夏君娜,湖北人「娜」字發音似「樂」,所以他以為我的名字叫「君樂」。他走後我非常思念他,每天都盼著他來□桷埡看我們,可是等了好久不見人影,實在等不及,我便寫了一封信給他。那時,他住在重慶,我們偶爾見面。

  有一次,福生陪堂哥和我在重慶城裡遊玩,回家時我們一起乘輪船從北岸到南岸。下了船,我們正走過浮橋快上岸時,看見一位年輕男士站在碼頭上,手裡拿著數本書向渡客兜售。我和堂哥好奇,進前觀看他在賣什麼書,殷福生卻沒有跟來,站在原地不動。我和堂哥隨手拿起賣書,看到書名是《光明前之黑暗》,作者為殷海光。當時,我們並不知道殷海光是誰,對談論政事的書籍亦無興趣,所以沒有買就走開了。事後福生才告訴我們,這本書是他寫的,殷海光是他的新筆名。他說,那天他看我們走過去看他寫的書,令他非常緊張,心跳得很厲害。自此之後,殷海光成了他慣用的名字,福生反而成為別號。

  自從抗戰勝利日本投降後,大家忙著復員,回歸故里。我父親計劃先回到湖北老家看看,再去南京國防部上班。說到我父親,在此稍作介紹:他年輕時參加革命,滿清推翻後,就跟隨國父孫中山先生在總統府當副官長並兼任廣州兵工廠廠長,後來一直帶兵打仗。中日戰爭時他曾任八十七師的參謀長,在上海與日本人對抗。後來,他任職國防部高級參謀,官拜中將。這工作是他最不喜歡的,他說「高參」就是樓上吃飯的,他一心只想帶兵打仗。當時復員的人太多,交通工具不夠,很難等到。為了方便起見,我們全家於1946年初搬到重慶市居住。那是難熬的三個月,我過的很不快樂,原因是:一、不能去上學。二、不適應擁擠的城市生活。每天從樓上的窗戶望出去,只見一片黑壓壓的屋頂,比起環境幽美的鄉下,完全沒有美感。三、前景未卜。每次想到我隨時會離開重慶,以後不知是否能與殷海光保持聯繫,就憂心忡忡。

  我們作世界和平的夢還不到幾個月,戰爭又爆發了。這次是中國人打中國人,中國人殺中國人。每次海光來我家,就跟父親聊國事,聊到後來,不是情緒激昂,就是唉聲嘆氣。談到絕望時,他說他準備去跳嘉陵江,令我為他非常耽心受嚇。在那個時代,海光和我不可能單獨在一起,平時兩人彼此多看一眼都不敢。有一天,海光來我家,懷中抱了一隻兔子,是他在路邊草叢裡抓到,特別送給我的。這是相當大膽的舉動,害我驚喜萬分。幸好父母親沒有拒絕,讓我養在樓上。我每天餵牠吃很多東西,給牠梳毛,時時抱牠,對牠柔聲說話。沒多久,這隻兔子長得又胖又大,全身黑毛光滑的發亮。牠好似代替海光,解除我的寂寞。

  1946年春天,我們終於等到了交通工具。於是父親決定於4月23日帶全家乘軍機飛漢口。臨別前,我多麼盼望海光能來我家見最後一面。我迫切的等了一天,他竟然沒有出現。失望之餘,我又寫了一封信給他。

  回到湖北老家之後,我們在龍王墩鄉下過了一個暑假,父親就準備隨國防部搬到南京去住,可是他不讓我同行,反而令我留在武漢上學,這是因為他知道海光已搬去南京,並在中央日報社任職之故。父親雖然欣賞殷海光,認為他有思想有志氣,人品學識也不錯,但是並不願意讓自己的愛女嫁給他。他認為海光性情孤僻,不易相處,過於憂國憂民,憤世嫉俗,感情走極端,他說:這樣的人很難長命,而且他的年齡比你大了些。於是,父親決定阻止我與海光相好。那年9月,我住進武昌小門外的基督教聖希理達女子中學,就讀高一下,從此開始了我們長達四年的通信。

  過去中國人不講求隱私權(privacy)。我的信件,不但家父家母會過目,學校訓導處也要檢查,尤其是異性朋友的來信,更是加倍的注意。學校甚至托人去南京金陵大學查詢是否確有殷海光其人。每次信件檢查完畢,訓導主任就會派一位同學送到教室給我。有時,訓導主任親自送到,意思就是「我在注意你,檢點些!」弄得全班同學都知道我有位男友在南京。大家也都認得他的字體。有幾次海光在信封上寫「吳琦寄」,同學們硬說是我教他的,並說再改名字也沒有用,他的字跡一看就知道是誰寫的。她們給海光取了一個綽號,叫他「無奇不有」。還有一次上物理課,老師正好教到光學,重複的講著「光」這個字,我忍不住笑起來。你知道女孩子們最敏感,她們都知道我在笑什麼,所以全班也跟著笑起來,弄得物理老師莫名其妙,一臉茫然的看著我們,不知我們在笑什麼。1948年聖誕節,海光寄給我一張聖誕卡,卡片正面印著一對小精靈坐在松樹枝上唱歌,圖上的字是 A Christmas Message, Sweetheart Just between Us Two ,卡片內頁寫著:

  I love our little world of two, just you for me, and me for you,
  I love the things that we discuss, Things that mean so much to us;
  I love the happy plans we share and building castles in the air;
  I love the dreams we cherish too,
  But most of all, Dear,
  I Love You!

  這張卡片害我感動的不得了,每次唸到「But most of all, Dear, I Love You!」,我的眼睛就會充滿了眼淚,感到被愛的幸福。六十多年前,在中國,贈送友人聖誕卡是非常非常稀有的事。海光能找到這麼romantic (充滿羅曼蒂克)的卡片送我,不單表示他的心意,也是極其大膽的行為。

  1948年間,中國局勢愈來愈混亂,國民黨的軍隊節節敗退,政府發行的法幣,天天貶值,到後來每小時都在貶值。早上可以買一斤米的錢,到了下午,連買一小盒火柴都不夠。政府不停的印鈔票,郵票的票面數字也隨之越增越大。寄一封信最初要數千圓,過了幾個月,漲到超過一百萬圓(有信封為證)。由於戰爭由北向南由東向西四處蔓延,人們恐慌的逃來逃去。整個國家動蕩不安,今天不知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人會去哪裡?我與海光的通信沒有間斷,實在是奇蹟。尤其是寒暑假,我回到龍王墩鄉下與嬸母住在一起,那裡的店鋪及房屋沒有門牌和街名,來信得先寄到漢口倉子埠親戚開的藥鋪裡放著,等有人去龍王墩才帶來給我。兩地步行,需要兩個鐘頭。有次,一位親戚把海光的信交給我後對我說:「寫信的人一定是很有學問,他的字寫得這麼工整。」過去的中國人不僅是尊重知識分子,對寫了字的東西都畢恭畢敬的。他們不敢坐在書上,信件也當成珍品處理,因為知道這些對收信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傳送信件時,格外小心。在那兵荒馬亂,社會秩序蕩然無存的年間,信件能平安到達收信人手中,實在要感謝中國忠實的郵務員和義務送信的鄉親們。

  1948年底,父母親隨國防部從南京逃到湘潭,父親也要我年底高中畢業後,立刻去湘潭與他們會合。當時鄉村的情況非常可怕,時時有敗退的國軍來騷擾,解放軍來強奪,或土匪來搶劫。於是嬸母離開鄉村,到武昌租了一個房間住下來。我因為不久就要離開武昌,不知何時會再見,就抓緊機會,搬去和她同住了一陣。那時海光從南京逃到上海,準備遷去臺灣。他不斷的來信,勸我也去,我當然也想這麼作,但是必須得到父母的同意才可成行。1949年初,我從武昌乘火車到了湖南湘潭。湘潭是毛澤東的家鄉,因而湘潭人神氣十足,瞧不起我們這些逃亡者,稱我們為「白華」(與「白俄」同比)。不久,國軍兵敗如山倒,解放軍隨時會到,我們又準備逃命。海光每封信都催我快點辦手續去臺灣,認為時間緊迫,若不趁早,恐怕機會不再。父親意識到前景非常不樂觀,他以後可能無法保護他愛女,終於批准讓我去臺灣。這樣我們才開始計劃行程,辦理入境手續。解放軍來到湘潭前夕,我們隨國防部逃到廣州,住在四壁如洗的空倉庫內。我每天上街辦理入臺需要的各種證件,但事事不順,困難重重。原先海光安排我和聶華苓女士、王正路先生一家一起去臺灣,但因聶伯母和她妹妹的入境證遲遲發不下來,我只好一人先行。

  那天,我父母送我上船。到了碼頭人山人海,一片混亂,大人小孩爭先恐後的擠上輪船。在這種情況下,我與父母親無法話別就急忙加入人潮,用力向前推擠。突然回頭看父親一眼,見他正在用手擦眼淚。好不容易擠上船,我就直衝甲板,站在船沿欄杆前朝著岸上尋找爸媽的身影。我看見他們在人叢裡正向我揮手……天哪!這就是我們的永別!那時候我不知道大難臨頭,直到1980年第一次回中國大陸時才知悉,我的父親、母親、嬸母、哥哥、嫂嫂、姐姐,後來都遭遇慘無人道的迫害,受盡折磨,甚至死得很悽慘。這些噩耗,導致我精神完全崩潰。

  1949年6月3日,我搭乘的金剛輪,抵達臺灣基隆。海光親自到港口來接我,相見的喜樂,無法形容。從1945年至1949年,我們經過多少波折,環境的困難,動蕩的時局,可怕的戰爭,終於能夠相聚在一起,多麼不容易!主要是我們彼此一直通信,信將我們聯繫著。其實我們戀愛的經歷,痛苦多於快樂,擔心受嚇多於享受,並且不時陷入患得患失的情緒中,眼淚更不知流了多少。我們愛情的小舟在時代的大海中顛簸翻騰,竟能平安的進入基隆港,實在不可思議。所以6月3日對我們很重要,海光在世時,我們幾乎每年都要慶祝這個可紀念的日子。

  1949年9月,我搬進國立臺灣大學女生宿舍,開始四年愉快的大學生活。在那裡,我遇到了一批知己,我們成為莫逆之交。當時雖然海光在臺大教書,我在臺大作學生,我們一星期只見一、兩次,所以繼續以信件聯絡。我每次思念對方的時候,就提筆傾訴相思之苦。對方來信是我生命的支柱,接到他的信會引起心靈的激動,打開信封抽出信紙時手還會發抖。讀信則特別認真,我會先快快的讀一遍,然後再細讀好幾遍,沉浸在字句帶出的柔情蜜意、鼓勵與安慰裡;但是有時也引起誤會、痛苦和眼淚;不過,那些很快就會過去。一直到1953年秋我們結婚才停止通信。1955年,海光去美國哈佛大學訪問期間,我們又開始勤密的通信連絡約半年之久。

  這一百多封信,是我們留存至今的書面聯繫。回溯1945至1955這十年,由少積多的一疊疊信函,隨著我從重慶到武漢,到湘潭,到廣州,到臺灣,到美國東岸、西岸、中西部、又回到西岸,光是在美國,我就搬了15次家(小搬還不算),這些信札一直保存著沒有弄丟,真是天之大幸。

  大約二十年前,陳宏正先生鼓勵我寫一本回憶錄,當時我覺得這個建議不錯,答應他等我退休之後再開始寫。1991年我退休,經過十年努力,只寫出短短的五章,再也無法繼續下去。在這期間,宏正先生經常打電話鼓勵我、催促我,還是沒進展。後來他請我的女兒殷文麗幫忙,由口述錄音著手,亦不見成效。然而,在這段過程中,文麗把這些塵封逾半個世紀的信件和我的日記,從紙箱中翻出來,細讀每一封內容,並重組當年故事時,她認為應該先出版一本《夏君璐與殷海光書信集》,再想辦法編寫回憶錄。我覺得這個想法不錯,但是嫌自己文筆不好,字句欠通順,言辭沒有修養。女兒對我說:「你不是文學家,又不是專業作家,讀者應該對你不會有太高的要求。」一點不錯,我只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女子,戀愛的時候,沒有理性,所言所行,皆被狂熱的感情所支配,連我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林毓生院士和陳宏正先生建議我為此書信集寫〈序〉。其實我不會寫任何正式文章,我能做的就是把我和海光通信的經過和歷史背景敘述一下,以便讀者了解當時能夠接到從遠方來的信,是多麼的不容易。去年初,陳宏正先生接受文麗提出版《書信錄》的建議,便定下目標,要求她去年底完成初稿。自此文麗每天一早起身,坐在車房狹小的空間裡,整理各種原件,並鍵入電腦存檔。我看她為此眼皮下垂,肚子凸出,但我不能叫她停止。二外孫女李惇,犧牲了整個春假,進行所有的圖片掃描和圖檔整理,並且幫忙解決一些電腦方面的技術問題。雖然她中文能力有限,仍做得非常起勁。沒有女婿李逸的支持,以上所有的都無法順利完成。我也要感謝潘光哲教授奔走、連絡,盡力使這本書達到最高品質。楊桂果女士管理故居貢獻良多並且經常問候、鼓勵我。臺大出版中心項潔主任即時的指導,其同仁嚴謹的校閱和精美的排版,讓本書臻於完善。還有許多不具名者的貢獻,謹此深表謝忱。

  最後我要感謝陳宏正先生。四十多年來,從殷海光紀念會、基金會、故居、到《殷海光全集》等等事情,皆是他在積極推動,出錢出力,不遺餘力。對於殷海光的遺孀,他也是照顧有加:幫助我處理殷海光著作的出版事宜,為我爭取版稅,也常常寫信,以及打電話問候。我每次去臺灣開會,他都會安排我參加旅遊團到各地觀光。去年我生病的很厲害,他慷慨解囊,讓我買中藥調養身體。他對我的恩情,感激不盡。我認為他是上帝派來看顧我的天使,故此我也要感謝我的上帝!

殷夏君璐
2011年2月14日情人節於美國聖荷西市

編輯小記

一個地方、一張卡片、一段空白

  《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編輯核校過程中,發現三個頗值得注意的線索,它們是:
  一個地方,黃桷埡;
  一張卡片,1948年底殷海光寄給夏君璐的聖誕卡;
  一段空白,1949年5月14日之後至1950年1月5日。

  ◎一個地方

  黃桷埡,是位於重慶市對岸的一個小鎮。本書一開始,即描述殷海光、夏君璐在黃桷埡同遊的情景。夏君璐把這一天定位為「永生難忘的一天」。

  不久之後,殷、夏兩地相隔,只能靠魚雁往返互繫情懷。對兩人而言,黃桷埡是共同回憶的起始地,但「黃桷埡」三個字多次出現在兩人的信中時,從前言後語看來,其中有些許的不尋常,總讓讀者猜測有些事曾在此地發生。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二年多之後,殷、夏兩人在1948年2月有一場「信函大吵架」,夏君璐甚至氣得把殷海光來信中的文字剪下來,貼在回信裡反駁,並要殷海光「一輩子記著」。在這一場吵架的信函裡,兩人各自把當時在黃桷埡的心情盡皆訴諸筆墨。正如一本小說的伏筆,書前半的謎底揭曉了……

  自此以後,兩人戀情確定下來,「黃桷埡」則不再出現在兩人的通信中了。

  ◎一張卡片

  大吵架過後的同一年(1948)年底, 殷海光精挑了一張聖誕卡寄給夏君璐。卡片上的一段英文,曾讓當時的夏君璐感動莫名。(卡片圖,已收入本書),即使是在六十一年後,讀者仍可由夏君璐為本書寫的〈序言〉裡,讀到這張她對這張卡片的情緒波動:「這張卡片害我感動的不得了,每次唸到「But most of all, Dear, I Love You!」,我的眼睛就會充滿了眼淚,感到被愛的幸福。六十多年前,在中國,贈送友人聖誕卡是非常非常稀有的事。海光能找到這麼romantic (充滿羅曼蒂克)的卡片送我,不單表示他的心意,也是極其大膽的行為。」

  因而,針對這張卡片,本書不但將其圖收錄,更在書的最末頁再度引用卡片上的英文,配以兩人的照片,為《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收尾。

  ◎一段空白

  在本書共九個年份222封信函中,我覺得1949年的信函,最為「章往考來,情見乎辭」。當時,殷海光已先一步到了臺灣,大陸則兵荒馬亂,兩人深怕海峽相隔就此無法再相守,其惶恐、急切心境躍然紙上。這幾封信,既有夏君璐以「殷式筆調」對殷海光在大方向的提醒,亦有殷海光對夏君璐來臺事宜的千叮萬囑,信函的內在張力十足,讀來令人動容。

  書中,1949年的最後一封信是5月20日夏君璐給殷海光的,信中寫道:「萬事俱備,以欠東風。」意即,夏君璐即將步上逃難兼逃命的之路程。書中的下一封信,就直接跳到1950年1月5日,夏已到臺灣就讀臺大了。從書中,我們知道夏君璐是1949年6月3日安然來到臺灣,兩人為了紀念,特別一起去拍了一張很正式的照片。這張照片,我們也收錄在書中。

  這段書信上的空白,提供讀者無限想像。在雙方音訊全無的情況下,殷海光人在臺灣的每一天是怎麼渡過的?夏君璐一路從大陸逃到臺灣期間,最大支撐力量應該是段海光吧?6月3日,兩人劫後重逢的情況又如何?

  細心的讀者,可以在後來兩人的信中,找到一些片斷。如夏君璐1955年的4月的信中寫道:「我們倆愛情小舟在時代的大海浪不知翻了多少筋斗。我的回憶從不敢接觸到從開始逃難到臺灣的那一段。我只愛看我在希中和在龍王墩寫給您的,和您寫給我的。後來的我連摸都不敢摸,就好像我從來不願想一下我的父親。現在,我們唯一可安慰的,也是一樁奇蹟就是我倆終結為夫妻。」又如,殷海光1950年5月31日的信:「六月三日,是妳來臺的週年紀念日。……回想一年前的那一天,我到船埠接妳的情況。印象是那麼顯活。真是一幅『愛情』和『離亂』交織的圖像。」

  大悲無言。書信上的這一段空白,有著讀者看不到的另一面,就是銘記在兩人心中那無以言語的深刻對話。

  在那個殷海光稱之謂「殘酷的時代」裡,類似的空白、類似的深刻同時也銘記在千萬人的心中。




其 他 著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