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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風流吾最愛:(世說新語)今讀

一種風流吾最愛:(世說新語)今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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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1209388
劉強
麥田
2011年8月12日
133.00  元
HK$ 106.4
省下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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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書系列:麥田文學
規格:平裝 / 544頁 / 14.8*21 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出版地:台灣


麥田文學


文學小說 > 中國古典文學 > 古典小說















  美學追求的源頭典範,第一本《世說新語》完整今讀!
  最權威的專家品讀,最風趣的經典新解;
  帶你重回一千五百年前,瀟灑綺麗的魏晉風流世界!

  秋波頻傳儒道間,神龍見首不見尾!
  說風流,道清談;品人性,談言行……
  什麼是「魏晉風度」和「名士風流」?它們帶給後士文人怎樣的追隨與典範?它讓身處現代的我們,如何遙想當年思今朝?
  《世說新語》──
  一代文豪魯迅把它看做是「一部名士底教科書」。
  著名哲學家馮友蘭說它是「中國人的風流寶鑑」。
  史學大師陳寅恪說它「在吾國中古思想史,則殊有重大意義」。
  國學大師饒宗頤說它「蓋人倫之淵鑑,而言談之林藪也」。

  這部流傳了一千五百多年的經典奇書,它完整記錄了眾多中國歷史人物的嘉言懿行與風潮典故──特立獨行的人物傳奇,流傳後世的經典成語,令人神往的瀟灑生活,藝術名士的新潮流風……。

  本書作者劉強,多年精研《世說新語》,結合古往今來豐富的歷史知識,以深入淺出又活潑優美的文字,精彩再現《世說新語》中,豐富動人的人物傳奇與魏晉時期的流風典範,讓我們一次飽讀經典的精髓與風采。

作者簡介

劉強

  一九七○年生於河南正陽。上海師範大學文學碩士,復旦大學文學博士,現為同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長期從事《世說新語》和魏晉風度的研究,是大陸研究魏晉文學的重要學者。

  相關著作有:《世說新語會評》、《今月曾經照古人:古詩今讀》、《一種風流吾最愛:世說新語今讀》等。二○一○年,在《百家講壇》開講《魏晉風流──〈世說新語〉中的奇風異俗》,深受讀者喜愛。



推薦序

一部偉大的書可以怎樣讀

  一

  人生如寄,來去匆匆。這世界上,有些書可以走馬觀花,一掠而過,有些書則需要、也值得投注生命、情感和智慧,浸淫涵泳,反復研讀。毫無疑問,成書於西元五世紀的六朝志人小說名著《世說新語》,就應當屬於後者。

  《世說新語》,南朝宋臨川王劉義慶(四○三—四四四)撰,梁代史學家劉孝標(四六三—五二二)注,是中華文化史上一部極重要的經典。自其成書以來,一直受到歷代文人士大夫的喜愛,它所傳遞的那種特立獨行的「魏晉風度」有如光風霽月,彪炳千古,令無數讀書人心向神往,諷詠步武,歷一千五百餘年而未曾稍歇。

  大凡好書,往往見仁見智,從不同角度看《世說新語》,觀感常常迥異,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從文化思潮立論者,說它是一部「清談之書」;從名士風流著眼者,說它是一部「名士底教科書」;自其大者而觀之,即便稱之為「中古時代的百科全書」亦不為過;自其小者而觀之,覺得它不過就是一部瑣碎餖飣、以資談助的「叢殘小語」、「尺寸短書」。蔡元培先生所謂「多歧為貴,不取苟同」,正此意也。

  我曾在一篇文章裡,把《世說新語》稱作一部中國人的「智慧之書、性情之書、趣味之書」,以為生為中國人而不讀此書,殊為憾事!這部傳世經典我讀了十餘年,周而復始,欲罷不能。無形之中,《世說新語》成了我精神生活中一個「不可須臾離也」的大自在,大迷題,無從回避,也不願回避。不僅不回避,而且樂此不疲——樂讀、樂說、樂思、亦樂解。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就此而言,《世說新語》又是我精神生活中的大美味,大享受!我甚至覺得,我所讀過的所有書(那當然是極其有限的),都是為讀懂《世說新語》所做的準備!讀的遍數越多,想的越深入,我便越覺得這部書堪稱漢語言文學史上一部偉大的經典,其主要編撰者劉義慶亦堪稱一位偉大的藝術家——兩者偉大的程度實不亞於我國古典小說的不朽名著《紅樓夢》和它的作者曹雪芹!

  《中庸》有云:「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人大多讀書,能讀出書中三昧的又有幾人?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人一生真能讀懂一本書,足矣!東晉「風流宰相」謝安年少時,曾請名士阮裕講解戰國公孫龍子的《白馬論》,阮裕遂寫了一篇論文以示謝安。謝安對文中要旨並不能馬上理解,於是多次諮詢請教,直到明白為止。阮裕不禁感嘆道:「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世說新語.文學》二四,下引不再注書名,僅注篇目及序號)這裡的「能言人」亦可謂「解人」,蓋指阮裕自己,而「索解人」——尋求解答的人——則指謝安。阮裕是說:不僅對此一問題能夠融會貫通的「解人」很難得,現在就連謝安你這樣孜孜不倦的求解之人也找不到了!

  我於《世說新語》,當然不敢妄稱「解人」,但自信還算是個勉力而為的「索解人」。我「索解」的結果,就是發現《世說新語》和《紅樓夢》一樣,都是我們民族文化遺產中的「偉大之書」,它們的作者,也都是我們民族傑出人物中的「偉大之人」,他們的心靈,更是一顆放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多乎哉?不多也」的「美麗心靈」!

  法國大雕塑家羅丹說:「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美的眼睛。」我要說,任何一雙發現美的眼睛,必然來自一顆大慈悲、大關愛、大寬容的「美麗心靈」!沒有一顆這樣的「美麗心靈」,你就是獲得再多獎項,賺取再多銀子,贏得再多粉絲,甚至被專家學者寫進了「文學史」,又能怎樣?孫悟空剛當上弼馬溫的時候,何等志得意滿,等他知道真相,便轉而埋怨玉帝老兒不僅「不會用人」,而且嚴重地「以貌取人」:「他見老孫這般模樣,封我做個什麼弼馬溫,原來是與

  他養馬,未入流品之類」(《西遊記》第四回)。——這世界上,有多少文學上的「弼馬溫」終生不曾獲得孫悟空的「自知之明」,不知道紅得發紫的自己,事實上「未達一間」、「未入流品」呢?

  二

  歷史已經證明,未來也將繼續證明:在中華文明史上,《世說新語》足可躋身「偉大之書」而無愧!說它偉大,主要還不是從文化、文學或文獻價值上著眼,而是從民族的審美經驗史、心靈體驗史和人類的精神超越史角度立論而得出的印象。從這一角度出發,如果說曹雪芹的《紅樓夢》堪稱一部偉大的靈性之書、人性之書、詩性之書的話,那麼,劉義慶的《世說新語》亦然。某雖不才,請試稍作解說,以就教於讀者諸君。

  (一)說《世說新語》是一部「靈性之書」,理由至少有二:
  其一,書名是靈性的。我曾在拙著《世說新語會評》(鳳凰出版社,二○○七年版)的〈自序〉中,指出《世說新語》有「五奇」,位列第一的就是「書名奇」。「世說新語」這書名,其實是對前代文化典籍繼承借鑒的產物:漢代學者劉向就有一部子書,題為《世說》;漢初的名臣陸賈也寫有一書,名為《新語》。儘管「世說新語」這個書名在宋以後才真正確定下來,此前它還有《世說》、《世說新書》等名目,但無論如何,「世說新語」這四個漢字,已經成為我們今天對這部書的唯一專用書名了。

  這書名「奇」在哪裡?我以為首先在這個「世」字上。「世」字既可組成「世界」一詞,亦可組成「世代」一詞。「世界」是個空間概念,「世代」則是個時間概念,所謂「三十年為一世」。正是這個神奇的漢字,點明了這部書的「人間性」和「歷時性」。

  再看「說」和「語」。這兩字其實指涉了這部書的文體性質,「說」和「語」都是與歷史有關、而帶有小說性質的文類概念,在經、史、子、集四部中應該放在「子部」,在「子部」中又應放在「小說家」這一類。有人把《世說新語》當作純粹的歷史記載,其實是不夠嚴謹的,因為歷史記載在於「求實」,而小說雜記則更多傾向於「好奇」;歷史著作重在宣示道德訓誡,所謂鑒往知來,而小說則常常逸出道德藩籬而直奔審美經驗,重在賞心悅目。所以,這一類著作可算是歷史的「邊角料」和「剩餘物」,大多由「好事者為之」,被稱為「史餘」之作,或曰「稗官野史」。在「九流十家」中,「小說家」的地位一向都是最低的,不像現在,「小說家」甚至可以成為大眾偶像。

  再看「新」字。我以為這個「新」字最能標明整部書的精神氣質。「世說」如果可以理解為「關於這世界的某一時代的傳說」,那麼「新語」,則暗示了它與前代的傳說大不相同,它的記載,無不體現了這一時代特有的「新面貌」和「新價值」,以及「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唯其如此,《世說新語》這部書才能「歷久彌新」,長盛不衰。別的不說,這個書名到現在都很「時尚」,許多報刊媒體的專欄動輒以「世說新語」冠名,文人墨客寫篇小品雜文,也常以「新世說」標目,「一世之說」而成「百代新語」,說明「世說新語」這四個十分具有內在張力的漢字,本身即充滿了深廣的文化內涵和無窮韻味,且已滲入我們民族的文化血脈中,成為「日日新,又日新」的文化遺產、人文符號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其二,形式是靈性的。這裡的所謂「形式」,也即「編撰體例」或「文體」之謂。眾所周知,《世說新語》是一部編撰之書,魯迅說它「纂輯舊文,非由自造」(《中國小說史略》),基本符合事實。但也要看到,《世說新語》的編者在編撰體例上的創造性貢獻,實不亞於任何一部「全由自造」的敘事文本,以至於最終形成了我國文言小說史上一種特殊的文體——「世說體」。大略而言,此書之體例約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是分門別類,以類相從。《世說新語》根據不同的主題,分成三十六個門類,分別是:
  上卷: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所謂「孔門四科」)
  中卷:方正、雅量、識鑒、賞譽、品藻、規箴、捷悟、夙惠、豪爽
  下卷:容止、自新、企羨、傷逝、棲逸、賢媛、術解、巧藝、寵禮、任誕、簡傲、排調、輕詆、假譎、黜免、儉嗇、汰侈、忿狷、讒險、尤悔、紕漏、惑溺、仇隙

  和《論語》不同,《論語》的標題是後來所加,一般是該篇第一則的頭兩個字或三個字,而《世說新語》的門類標題則是對記述主題的概括,可以統攝全篇,不僅如此,各門標題還暗寓褒貶,自《德行》以至《仇隙》,越往後越貶,大致遵循一個「價值遞減」的原則。這是此書一目了然的一個形式特點。

  二是敘事以人為本,所記俱為「人間言動」,所以魯迅稱之為「志人小說」。而言、行之間,又重在記言。

  三是形制上多為叢殘小語,篇幅短小。長則一、二百字,短則數十字,甚至一句話。

  四是各門條目的編排,大體以人物所處時代為序。往往先兩漢,次三國,再次西晉,複次東晉,秦末和劉宋時也有零星記載,但不在主流。每門內容,有一種潛在的「編年」意味。但同寫一個人物,相連的幾個條目,未必一定有事實上的先後關係。從整體上看,《世說新語》的結構正是一種既以時序為經、人物為緯,又以三十六門敘事單元為綱、具體事件(人物言行)為目的雙重的「網狀結構」,從而使文本形成了一個無論是在歷史維度還是在文學(文本)維度都遙相呼應、氣脈貫通的「張力場」。

  五是每則所記,一般有一中心人物,此人處於主位,其他人物則處於賓位。作者的意圖,大概是想以一個具體人物為中心,組成一條相對獨立的「故事鏈」。條目與條目之間,藕斷絲連,既留下了大量「空白」,又可獨立欣賞,後來的小說如《水滸傳》、《儒林外史》「雖云長篇,頗同短制」(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佈局結構,未嘗沒有受到《世說新語》的影響。

  可以說,《世說新語》的這種體例,上承《論語》、《孟子》等文化經典的記言傳統,下開後世文言筆記小說之先河,在美學上最具「民族特色」,堪稱一種英國文論家克萊夫.貝爾(一八八一—一九六六)所謂的「有意味的形式」。因為它的體例具有某種「程式化」特徵,便於模仿,所以,後世續書和仿作層出不窮,這一系列的文言筆記小說體例,被稱為「世說體」。這一文體的閱讀效果極具形式美學和接受美學的闡釋價值。我曾借用阿根廷詩人、小說家博爾赫斯(一八九九—一九八六)的小說題目,把《世說新語》稱作我的「沙之書」,因為它的確是一部「循環往復,無始無終」的「活頁式」文本,無論你何時打開它,都恍如走進一座「小徑分岔」的文字迷宮、故事迷宮和人物迷宮,留連忘返,不知所之。這樣一種文體形式,看似簡單便宜,其實非有大才華與大手筆者莫能辦,所以我說劉義慶是個偉大的藝術家。

  上述兩點,早已逸出文本之外,甚至逸出時間之外,這是《世說新語》歷久彌新的文化密碼,也是其作為「靈性之書」的最佳證明。

  (二)說《世說新語》是一部「人性之書」,理由至少有三:
  其一,它的分類是高度人性的。《世說新語》的三十六門分類,不僅具有「分類學」的價值,以至於成為後世類書仿效的典範,而且還具有「人才學」甚至「人類學」的價值,它體現了魏晉時序期人物美學的新成果和新發現,也濃縮了那個時代對於「人」的全新的審美認知和價值判斷。我們知道,孔子論人,承認智力(或根性)上存在差異,曾說:「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論語.雍也》)還說:「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論語.季氏》)這裡的「學而知之」和「困而學之」者,所指其實就是「中人」。可見孔子是以「中人」為分水嶺,把「人」分成了三類。這也就是所謂的「三品論人」模式。

  降及東漢,班固撰寫《漢書》,特別開列了一張〈古今人表〉,對孔子的「三品論人」進一步細化,將古今人物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等九個品級,開啟了「九品論人」的新模式,並直接催生了曹丕時代的「九品中正制」。三國時的思想家劉邵,又寫成《人物志》一書,對人的內在才性進行細緻入微的學理分析,成為中國古代人才學理論的扛鼎之作。

  成書於劉宋初年的《世說新語》,正是受到漢末以來人物品藻和玄學清談風氣影響的產物,它不僅記載了眾多歷史人物的嘉言懿行,同時也展現了那一時代對「人」的全新觀照和理解方式。班固的「九品論人」模式,還只是訴諸倫理道德的功利判斷,標準是單一的,眼光是靜止的,結果是固定的,所謂「蓋棺論定」,不可更改。而《世說新語》則「發明」了一種全方位、多角度、立體式的對「人」的認知評價模式,將「人之為人」的眾多品性分成自「德行」至「仇隙」的三十六門,加以全景式的、客觀的展現,和相容式的、動態的欣賞。這三十六個門類的標題,都是當時與人物評價和審美有關的文化關鍵字,分散來看,各有各的特色,合起來看,其實也可以理解為一個個體的「人」的眾多品性及側面。從這個角度上說,《世說新語》既是一部展現眾多人物言行軼事的「品人」之書,也是一部把「人」所可能具有的眾多品性進行全面解析的「人品」之書——毋寧說,它是用一千一百三十條小故事塑造了一個複雜而有趣的大寫的「人」!《世說新語》的這一體例創變,在我國人物美學發展史上的貢獻可說是「劃時代」的,充分體現了對人性理解的寬泛和深入。

  其二,作者的視角是客觀的、多元的、寬容的,因而也是人性化的。儘管很多學者以為《世說新語》乃「成於眾手」,劉義慶只是掛名主編,但結合劉義慶的出身、履歷、性格及生平思想,我以為,「為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義,文詞雖不多,然足為宗室之表」(《宋書.劉義慶傳》),且與名士、文人、僧侶多有交遊的劉義慶,在《世說新語》的編撰過程中,其作用是決定性的,主編身份實在不足以概括其貢獻,至少也應該是「第一作者」。我們雖然不能說劉義慶就是一個玄學家,但作為一個由晉入宋的文人政治家,無論在政治觀念、文化趣味、哲學思想等方面,他都表現出鮮明的玄學氣質,則是不爭的事實。所謂玄學氣質,毋寧說是一種追求精神超越、生命自由的氣質,所以在《世說新語》中,我們看到了儒、釋、道、玄等諸多思想的交匯、碰撞、合流。順便說一句,有玄學精神的人可能未必是安邦定國的棟梁之材,但一般也絕不是冷血嗜殺的殘忍之輩。只要看看《政事》門的數十條故事,便可明瞭劉義慶認可的乃是寬厚仁慈的無為之治,而非嚴刑峻法的苛酷之政。

  唯其如此,劉義慶才能用超越自我和時代局限的「第三隻眼」來看待世界、歷史和芸芸眾生。這隻眼睛幾乎可以等同於所謂「上帝之眼」,它明亮在歷史之前,也照燭在歷史之後,由於它有著某種常人稀缺的「神性」,因而才更接近於「人性」的本真。儘管三十六門分類暗寓褒貶,但作者的立場卻是客觀的、多元的、寬容的,是淡化道德判斷而深化審美判斷的。你甚至可以說,作者是無立場、無是非的,只要是人的品性和特點,優劣、雅俗、美醜、善惡等,作者一律「等距離」地展示在讀者面前,不加主觀評判,而相信清者自清,濁者自濁,關鍵是——作者相信讀者會做出自己的判斷。

  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經.第一章》)早已揭櫫語言作為「言道」「達意」工具的有限性。孔子也說:「予欲無言。」又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所以「信而好古」的他選擇了「述而不作」(《論語.述而》)。順此思路,莊子也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莊子.知北遊》)這樣一種純客觀的「不言」、「不議」、「不說」的立場和視角,其實更接近於我們通常所謂的「道」。而這個「道」,又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這也就是所謂「言不盡意」。所以莊子又說:「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莊子.外物》)在《世說新語》中,我們可以找到不少例子來證明,劉義慶是個看重「不言之教」的藝術家:

  謝太傅(謝安)絕重褚公(褚裒,字季野),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德行》三十四)
  王中郎(王坦之)令伏玄度(伏滔)、習鑿齒論青、楚人物,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言語》七十二)
  桓茂倫(桓彝)云:「褚季野皮裡陽秋。」謂其裁中也。(《賞譽》六十六)
  劉尹(劉惔)道江道群(江灌):「不能言而能不言。」(《賞譽》一三五)……

  劉義慶大概深知「言不盡意」之道,或者,他自知是個「不能言」的人,所以才選擇了「皮裡陽秋」式的「能不言」。這種「一切盡在不言中」的「價值中立」視角,毋寧說是一種「大觀」視角。作者對他筆下的人物似乎不負任何道義的責任,喜怒哀樂、妍蚩美醜,全交給他們去「扮演」,自己則抱持「無可無不可」的心態,純作「壁上之觀」。古語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如果說作者主觀之「言」就是「形下之器」,那麼,將這種「形下之器」降低到最小值甚至徹底「刪除」,無疑是明智之舉,因為只有這樣,一部充滿「人與事」的書,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性與天道」。所以,我們看到,對待一個人格上有嚴重污點的人,只要他在某一特定瞬間的言行,發出了人性的光芒,作者總能夠報以同情的甚至是欣賞的目光。

  劉義慶似乎要告訴我們:人是有缺陷的,人性是複雜的,但人又是可愛的,值得欣賞和同情的,人性的閃光之處是可以照亮現實世界的黑暗的。在看似不動聲色的敘述中,作者不僅給那些歷史人物撣去了時間的灰塵,也給道德減了壓,給人性鬆了綁,這是一種「偉大的寬容」,也是一種大境界和大智慧!

  其三,對女性才智的欣賞和發現。孔子說過:「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論語.陽貨》)歷來對聖人的這句話,文過飾非、曲意解說者多有,但大家都忘了,聖人

  首先也是個「人」。我熱愛孔子,但我不能不說,他老人家對女性似乎缺乏一種真正的理解和尊重,別的不說,在他創辦的史上最早的「私立大學」裡,我們就找不到一個「女生」!西漢學者劉向撰有《列女傳》,對歷代符合儒家道德的女性予以表彰,引起後世史家紛紛效仿,這固然可算是一個創舉,但以「三從四德」表彰女性,還不如直接表彰男性來得乾脆。《世說新語》正是在這一點上顯得不同流俗。《賢媛》一門看似推重女性之「賢德」,實際上是標舉女性之「才智」,三十二條故事個個精彩,可說是一篇縮微版的《女世說》,如此集中地讚美女性的才能智慧,意義真是非同小可。此外,像《言語》篇裡的「謝女詠絮」,《文學》篇中的「鄭玄婢引詩」、謝安稱讚「家嫂」,《任誕》篇中的「阮籍別嫂」、「阮咸追婢」,《惑溺》篇中的「荀奉倩與婦至篤」以及王戎妻「卿卿我我」等故事,無不表現出一種嶄新的、不是「俯視」而是「平視」的女性觀。這固然是魏晉之際女性地位有所提高的表現,又何嘗不是劉義慶個人的女性觀的投影?而對女性的尊重和欣賞,正是《世說新語》作為一部「人性之書」的最有力的證明。

  可惜的是,這種對女性才智的欣賞和發現,在後來的古典小說中被忽略甚至拋棄了,《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中的女性依舊處於被貶斥、被醜化、被仇視、被清算的地位,直到古典小說的偉大名著《紅樓夢》橫空出世,舊道德中「男尊女卑」的觀念才遭遇到最有力的挑戰甚至徹底被顛覆,取而代之的是「女清男濁」,甚至是「女尊男卑」。君不見大觀園裡的那些美麗女子,無不多才多藝,敢愛敢恨,個個是男人世界中難得一見的「性情中人」!從這個意義上說,《紅樓夢》所塑造的性情女子恰與《世說新語》所發現的才智女性一脈相承,遙相呼應。那個對女性的美有著深刻體察和感悟的賈寶玉,其實繼承了熱愛女性到「情癡」境界的荀粲、阮籍等魏晉名士的「文化基因」。杜甫詩云:「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從這個意義上說,劉義慶和曹雪芹,豈不是一對心心相印的「隔代知音」?

  (三)說《世說新語》是一部「詩性之書」,至少也有兩條理由:
  其一,它的文字是詩性的。《世說新語》是中古語言文字的「活化石」,是許多膾炙人口的成語典故的「集散地」,凡讀過此書的人,無不被其「簡約玄淡,爾雅有韻」(袁褧語)的文字所傾倒,所折服。在後世文人的詩詞中,《世說新語》中的人、事、物、語,都有著驚人的「引用率」。那些美妙的文字,如王子猷的「何可一日無此君」,謝道蘊的「未若柳絮因風起」,司馬紹的「舉目見日,不見長安」,桓溫的「樹猶如此,人何以堪」,《言語》篇的「千里蓴羹,未下鹽豉」,《賞譽》篇的「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等等,稍加改動便是絕妙好辭,它們不僅是詩歌的「素材」,它們本身就是詩!魯迅稱道《世說新語》的語言,說它「記言則玄遠冷俊,記行則高簡瑰奇」,正是把握住了這種在敘事文學中並不多見的詩性特質。難怪,每當人們發現一則文字雋永、意蘊豐厚的掌故妙語,總是會說——「可入《世說新語》」!

  其二,它的總體審美趣味是詩性的,能夠喚起讀者超越性的生命體悟和形而上的哲學思考。中國古代的小說書,除了《紅樓夢》,很少有像《世說新語》這樣涉及到人的存在問題並做出超越性和詩性解答的。曹雪芹筆下的「大觀園」猶如一個超凡脫俗的理想國,從園中人經常賦詩聯句,可以讓我們聯想到西哲「人,詩意地棲居」這個著名的命題,而《世說新語》中的《雅量》、《容止》、《任誕》、《巧藝》諸篇,實則早已點醒人的自我超越和詩意棲居問題。可以說,《世說新語》早於《紅樓夢》一千多年,率先在「說部」中尋求著「人」在這個世界上的精神出路和靈魂皈依。更有甚者,此書通篇體現了某種和諧與包容,有一種海納百川的大氣度,大風流,作者的目光是別有賞會的那種:儒與道,禮與玄,莊與諧,雅與俗,智與愚,狂與狷,一言一動,一顰一笑,一象一境,一丘一壑,但凡體現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主體創造性以及自我超越性,作者無不報以「瞭解之同情」,予以真心的欣賞和傳神的描繪,這使得無論何時何地的讀者,只要開始閱讀這本書,總會產生一種「近在咫尺」的親切感,進而走進一幅波瀾壯闊的史詩性畫卷。那些特立獨行的人物、膾炙人口的故事、傳神寫照的描畫、活色生香的文字,正是附著在這樣一艘擺脫了空間和重量羈絆的時光之船上,才獲得了抵達現在和撞擊心靈的巨大能量和撩人魅力!王子猷「雪夜訪戴」的故事之所以迷人,正在於人的「沉重的肉身」在王子猷「造門不前而返」的那一刻,飛升到了一種自由澄明之境,難怪凌濛初評點說:「讀此飄飄欲飛!」

  看似史而超越史,不是詩而勝似詩,並非哲學而富含哲學氣質——這就是《世說新語》帶給人的充滿哲思和詩性的審美愉悅。它不斷地啟發我們思考:人究竟應該怎樣超越自我的局限和世俗的藩籬,雖不遺世而自高蹈,雖不?赫而自高貴,實現真正的「神超形越」?

  有人把《世說新語》當作「史料」來看待,甚至用於階級分析的鬥爭哲學,這正如把《紅樓夢》當作階級鬥爭的活教材一樣,實在是「見木不見林」、棄其「神」而就其「形」的一孔之見。暴殄天物至此,煮鶴焚琴若斯,可發一嘆!

  三

  近讀劉再復先生的《紅樓夢悟》,發現他在闡釋《紅樓夢》時,也提到了《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不寫帝王功業,只寫日常生活,它記錄了許多遺聞趣事,呈現了許多人物的音容笑貌,從而奠定了中國小說的喜劇基石。《儒林外史》可以說是《世說新語》的伸延與擴大。中國小說有輕重之分,「重」的源於《史記》,「輕」的源於《世說新語》。《三國演義》、《水滸傳》都太「重」,學得走樣。《紅樓夢》則輕重並舉,而且舉重若輕,有思想又有天趣,極深刻的思想就在日常的談笑歌哭中。(《紅樓夢悟》,三聯出版社,二○○六年版,頁一○八。)

  劉先生以「輕」「重」論文學,可謂別具隻眼。更為難得的是,他從小說史的角度出發,把《世說新語》稱作「中國小說的喜劇基石」,是古典小說中「輕」的一脈的源頭,真是言人未言,道人未道。事實上,《世說新語》從頭至尾都洋溢著這麼一種超越倫理道德、是非功過的「喜劇精神」,可以說,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幽默文學正是從《世說新語》開始的。諸如《言語》、《任誕》、《排調》、《輕詆》、《假譎》等門類充滿幽默感自不必說,就連《傷逝》、《忿狷》、《汰侈》、《儉嗇》、《惑溺》等門類,也隨處可見讓人忍俊不禁乃至捧腹大笑的開心故事。特別是它那短小、輕靈、雋永的形式特點,不是和我們今天喜聞樂見的「段子文學」有異曲同工之妙嗎?《世說新語》不是沒有涉及歷史道義、國家興亡和個人悲劇,但它絕不在任何一個悲情對象身上做過多的盤桓和流連,作者不斷變換的視線和被剪裁成吉光片羽似的人、事、物、語,使人世間序原本沉重乏味的一切,變得短暫、輕快、生動、美麗!作者似乎在說:一切都將過去,肉體終會消滅,永恆的,不過就是那一瞬,一個不可愛的人也會因為那一瞬,變得嫵媚可喜!這,就是我們民族文化中土生土長的喜劇精神。生活再艱難,世道再黑暗,都無法阻擋我們飽經滄桑和憂患的臉上隨時綻放出如花笑顏!

  宗白華先生說:「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乍一看這段議論充滿矛盾和荒誕,但它所描述的又恰是確鑿無疑的事實。這裡的「藝術精神」表現在《世說新語》中,就是一種充滿靈性、人性和詩性的「喜劇精神」!而且,越是動盪不安、禮崩樂壞的亂世,越是盛產這種偉大的藝術精神和喜劇精神,因為所有虛偽的道德偶像、清規戒律和「絕對真理」都被顛覆了,打碎了,世界——人的世界和語言的世界顯示出了赤裸裸的荒謬和猙獰,這時候,唯一具有欣賞價值的只有「人與自然」而且是「自在」、而非「自為」意義上的「人與自然」!

  所以,我們看到,在魏晉那樣一個亂世,「存在」的廢墟上竟開出嬌豔的生命之花來,對人生悲劇性和荒誕性的發現,使名士群體轉而去追求它的喜劇性和藝術性:藥與酒、嘯與歌、仕與隱、美貌與才情、山水與巧藝、愛情與死亡……無不顯示出可觀、可賞、可笑與可愛的一面來。學理一點說,正是漢代以來建構起來的儒家「認識論」體系的瓦解,才迫使人們轉而去擁抱老莊、去探求那「無中生有」的「本體論」,進而從「禮」走向了「玄」。當我們回眸一望的時候,發現他們的成績是偉大的,用宗白華先生的話說就是——「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的美),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如果沒有這種「超越一切而上」的藝術精神和喜劇精神,亂世人生該是多麼無聊和無趣!

  《世說新語》肇始的這種「藝術精神」和「喜劇精神」,不僅於我們民族有價值,於東方文明有價值,甚至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每一個熱愛生命、自由和藝術的人,都會為之傾倒,為之唏噓,為之流連!日本人大沼枕山就曾寫過兩句漢詩:「一種風流吾最愛,六朝人物晚唐詩。」誠哉斯言也!

  四

  作為一個《世說》愛好者和研究者,我很早就有一個想法,就是用一種相對比較平易的形式,和適合一般讀者接受的方式,將《世說新語》與「魏晉風度」的方方面面,展現在讀者面前,讓更多的人能夠打開這部豐富多彩的奇書,看看一、兩千年前,生活在我們這個國度上的非常之人,以及他們的非常之語、非常之事。於是,就有了這本《世說新語今讀》。

  本書共分三個部分,分別是:人物篇、典故篇和風俗篇;共三十二講。需要說明的是,無論典故還是風俗,我的立足點和著眼點仍舊是一個「人」字。當然,漢末魏晉那一段波詭雲譎、刀光血影的歷史大事,也會在對「人」的講述中穿插介紹。但願從這些精心選擇、編排和演繹的人物、典故和風俗「景觀」中,一般讀者能夠對《世說新語》與「魏晉風度」,有一個比較全面、立體、鮮活的瞭解。由本書採用的體例所決定,一些原始材料,以及個別在歷史上有爭議的問題,正文敘述不宜展開的,一般放在注釋中稍作辨析,以供讀者參考。本書寫作過程中,參考了不少古今《世說新語》研究成果,恕不一一列舉,就在這裡一併表示謝意吧。

台灣版自序

  這本小書就要與臺灣的讀者見面了。作為曾在臺灣生活過兩個半月的人,我既覺得欣慰,又充滿感恩。我想,一定有什麼因緣早已注定,使我在已經充分「現代化」的上海寫下這本回溯魏晉風流的書,又使生活在臺灣的山海美景中的你不經意地打開她。

  英國小說家狄更斯的名著《雙城記》開頭有這麼一段話:

  這是最好的日子,也是最壞的日子;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也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我們面前好像樣樣都有,但又像一無所有;我們似乎立刻便要上天堂,但也有可能很快就要入地獄!

  我曾多次引用過這段話。因為這段看似「曖昧」的話非常精準而又犀利地揭開了時代和人類的精神共相。一百五十年過去了,這段話仍未過時。對於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來說,高速發展的現代科技和日新月異的物質文明已經成為自然生態和心靈家園的最大入侵者和掠奪者,一個世紀以來,我們在一波又一波的革命和運動中,在一次又一次文化和精神的更新和改造中,或數典忘祖,自暴自棄,漸失原本的民族文化信仰;或急功近利,荒腔走板,打亂了自己文化心靈的優雅節奏。而今而後,究竟何去何從,我們自己也沒有答案。

  每當我對周遭的一切感到失望甚至失落、無奈甚至無助的時候,總是會把目光投向古代,希望從那些被無數代人閱讀的經典中尋找答案,或者得到安慰。《世說新語》便是能夠提神醒腦、慰藉心靈的文學經典之一。在我看來,由這部經典所呈現出的「魏晉風度」,實在具有人類學的價值和心靈史的意義。

  所謂魏晉風度,是指漢末魏晉時期形成的一種時代精神和人格理想,具體說就是在道家學說和玄學清談思潮影響下產生的,一種追求自然(與名教相對)、自我(與外物相對)、自由(與約束相對)的時代風氣,以及由此在上層貴族階層中形成的,一種超越性的人生價值觀和審美性的人格追求與氣度。這種人格理想和追求,至今仍具有現實意義。

  我寫這本書,不是把《世說新語》當作學術研究的對象,而是把她當作生命體認的對象。因為《世說新語》全書所凸顯的,不過是一個大寫的「人」字;魏晉風度所展現的,也不過是一個大寫的「美」字。我曾在大陸版的後記中寫道:

  寫這本書,只是想表達一種欣賞——對美麗人生的欣賞,對自由心靈的欣賞,對獨立人格的欣賞,對智慧之語、超越之境的欣賞。

  我想說,如果這世界曾經是美麗的,迷人的,那一定是因為——這世界有了人。
  我還想說,如果這世界曾經是可怕的,荒謬的,那同樣是因為——這世界有了人。

  那就看看這些魏晉名士吧。他們,也許活得不一定正確,卻活得很精彩,很耐看。而活得精彩和耐看,恰恰是我們今人所缺乏的。

劉強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寫於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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