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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家族
沒有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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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168967
尹萍
天下文化
2012年2月20日
93.00 元
HK$ 79.05
詳
細
資
料
叢書系列：華文創作
規格：平裝 / 245頁 / 15*21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出版地：台灣
華文創作
分
類
[ 尚未分類 ]
同
類
書
推
薦
內
容
簡
介
多年前，尹萍帶著一雙兒女出走紐西蘭。十餘載之後，兒女長大離家了，父母衰老過世了，她也步入了人生的新領域。
她遙望孩子離家遠去的身影，回溯自己的所來處，重新爬梳父母過往的奇特經歷……，雲淡風輕的筆，穿梭於這場三代三地的生命史，時而醇厚真摯，時而淡定自在。這是一個武士家族的動人故事，是一段充滿況味的生命旅程。
本書共分三卷，分述三地、三代人物：
卷一、守護小樹——我只是個旁觀者，眼看著這小樹開枝展葉，欣欣向榮。
我也許可稱為園丁，澆灌它、守護它，但我無從參與它的發展。我知道它有它的生命藍圖。
卷二、父母家邦——我們家是武士家族，父母都曾是中華民國軍官。他們滿腦袋忠誠，在戰爭中困苦流離，在驚濤駭浪中度過青春。
卷三、散淡的人——京劇「空城計」裡，孔明高坐城樓上，開口唱道：「我本是，臥龍崗，散淡的人……」。
我也想做江湖上，一個散淡的人，學著欣賞「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的人生風景。
作者簡介
尹萍
一九五二年出生，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歷任廣播公司與報社編譯、雜誌與出版社主編。從事寫作與翻譯多年，著作包括《海洋台灣》、《出走紐西蘭》等，譯作多種。現居紐西蘭，返台時，往往參與《天下雜誌》之特刊編寫。
目
錄
【自序】 在回憶與書寫之間 尹萍
卷一 守護小樹
假如我能重來
郭靖與黃蓉
森林邊的小木屋
物理學家之夢
在山道上
我從山中來
耶魯的畢業典禮
卷二 父母家邦
老兵凋零
木蘭從軍
棋子
宋美齡的女兒們
如果在戰時，一個女孩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二○○九年十月，在成都
卷三 散淡的人
早春情事
向死的存在
活下去的理由
浮生二題
【跋】卻顧所來徑
序
自序
在回憶與書寫之間
「武士」，不見得是階級或職業；它可以是一種執著，一種自尊，一種面對人生的態度。它可能存在每個人的心底，但是在我的家族中，它得到彰顯。
生下女兒之後，我才懂得感激母親。隨著女兒的成長，我才承認我與母親實在是一脈相承。
如果說，母親是我最初的導師，女兒就是我繼起的諍友。
由於女兒的緣故，我愈來愈發現，我是以母親為標竿，修正或看齊。由於女兒的緣故，我努力避免母親犯過的錯誤，但是也開始理解並且同情母親的軟弱與無明。
我敬佩母親的勇氣與正直。養育女兒，讓我看出作為一個母親，「勇氣與正直」是何等的必要，又是何等的難為。我在幼小的女兒身上看到同樣的「勇氣與正直」的品質，心中同時湧現訝異、驕傲與謙卑的情緒。
在母親晚年失智開始嚴重的時候，長途電話已經難以溝通。我寫了一封信給她，用電腦大字列印出來，從紐西蘭寄到台北，告訴她，這份勇氣與正直，是她給我的最珍貴資產。
我知道她每天看這封信，都會像是初次看到。我希望她每次都感到安慰。
對於父親，我卻要等到兒子成年以後，才學會欣賞。
在我的家族中，巾幗從來不讓鬚眉。從小，我不知道有「男女有別」這回事。中年以後，也許在兒子身上認出了什麼，也許多年的婚姻生活讓我有所體悟，也或許單純地只是添了點歲數、長了點智慧。遲鈍而頑固的我，到底明白了男人在很多方面與女人是「有別」的。
我看出了父親過人的堅定與毅力。他就像那首英文歌裡描寫的，是一座「惡水上的橋」(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他會毫不猶豫以肉身護衛生命中關切的所有人。在價值觀混淆錯亂的時代，他堅持理想，拒絕同流合污；在流亡遷徙的歲月裡，他努力做到「不辱先人、不愧後代」。他沒有升官，沒有發財，但是也沒有對不起任何人。他是個男子漢。
在理解父親的同時，我也理解了我的丈夫。我明白相對弱勢的女人，相對無大志的女人，其實主宰了家中男性的終極幸福。我告訴女兒：「一個男人，不管他成就高低，所能得到的最大報償，就是某個特定女人的贊賞、理解與接納。」
我學會不要濫用這無形的權力。我領悟這權力也是兩面刃，拿來傷人，我必自傷。
我父、我夫、我子，與他們的眾多同類一樣，是高飛的鷹、遠走的虎，當他們狩獵歸來，身心俱疲，卻仍然側耳傾聽遠方的戰鼓。在日常生活中，他們顯得無助，甚至茫然。他們需要一個舔傷避雨的巢穴，安頓靈魂的臂彎。
書寫自家故事，是個兩難。文字是很奇怪的東西，它不是實體，但是一旦印成白紙黑字，甚至只是在網路上流傳，它就好像有了自己的生命。它會竄到哪裡，會如何變化，會觸發什麼意想不到的反應，都不在作者掌握之內。
自家的事情，不寫出來，就是私密的；寫出來，變成公眾的。不寫，沒人能置喙；寫了，好像人人都應邀成為我的族中長老。
另一方面，我又覺得我非寫不可。人生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將滿六十歲的我發現自己的思緒常常歸結到這個問題去。我的父母、我的子女，中間夾著一個我。承上啟下，這彷彿變成我的定義。
我想要把這些因果關係拆解開來，看看我為什麼是這樣，我承受了什麼，移轉了什麼。在承受的基因裡面，我拋棄了哪些、發揚了哪些。在移轉的過程中，我極力強調些什麼，不知不覺間遺漏了什麼，或根本沒想到包裹中夾帶了什麼。
我想描述我所看到的世界，我想說出我的想法。在眾說紛紜中，我覺得有必要添加一個版本。就算我是瞎子摸象，我也得說清楚我摸到的是柱子似的象腿還是扇子似的象耳，好幫助拼湊出象的全貌。
有意見不講出來，等於沒意見。有故事不寫出來，等於沒發生。
我母親寫了回憶錄交給我，這成為我半輩子的負擔。從我大學畢業，在《綜合月刊》當編輯起，她就開始寄稿件給我，隨便我怎麼處置。一九九四年我移民出國時，這些稿件已經累積成一整個紙箱。我也知道，這是她對我最大的信賴，最深的付託。
父親看出我不知如何是好，告訴母親說：「你的故事沒有人要看啦。」母親氣得不跟他講話。可是過些時，父親卻把他的自述也交給了我。
是的，因為我有一支筆，我有責任寫。因為我有一支筆，我必須整理並且敘述我的父母所經歷的曲折途徑，我和子女所共度的希望旅程。
我寫作，故我存在。
我無法也不該顧慮讀者的解析或演繹。誰知道？如果這世界像一個大拼圖，說不定我提供的這小小一片能讓圖像更清楚而完整？如果我夠幸運，也許讀者聽了我的心絃之歌，印證她或他自己的人生歷練，會產生共鳴？
單為著這份可能，便足夠我感恩。
跋
卻顧所來徑
二○○七年五月底在台北，我率領三個年輕人，一起去探望我的父母。瑋兒從紐約飛來，珮兒從奧克蘭飛來，準女婿柯華從首爾飛來。自從我們移民出國，二老見到兩小的機會，用一隻手就數得出來。
固然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全世界的人都在到處流動，可我面對衰頹不堪的父母，還是深深愧疚：看我把一個家鬧得四分五裂、天各一方！人家頂多是「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我家則聚首一次像九大行星排列成行一樣困難。
母親已經不認識我。我端張小板凳在她面前坐著，握住她的手說話，幾分鐘後她似乎記起來了，掉下眼淚。姊姊和外傭都哭了。
父親的失智比較輕微，但是他坐在椅子上，一句話也不說。瑋兒眼看時間流逝，著急地轉頭看我。
「坐到外公面前去，」我告訴他：「跟他說你是誰。」
果然有效，父親開口了。不是寒暄，不問近況，甚至也不像是針對外孫，他說起他生長的地方，細細描述家屋內外與村落環境，京滬鐵路如何通過村外，要怎麼樣，走幾公里的路，才能到最近的火車站「龍潭」，怎麼樣從那裡去南京……。
思念的家園，失落的青春，如今都成了破碎的夢境。在生命的終點，父親牽掛的是他的起點；而那起點，其實是永遠的消失了。
台北聚會之後，星辰繼續運行各自的軌道：瑋兒續飛北京；珮兒和柯華同飛歐洲。半年後，父親過世。再半年，母親也走了。
我的感覺，像是屋頂被掀掉，下雨時傘被吹掉，光頭的帽子被摘掉。我的上面空了。我在這世上行走，頭頂吹著天風，有一種說不出的淒涼與無依。
流光容易把人拋，倏忽四年過去了。二○一一年六月，兒子又要從紐約飛北京。這回是去出差，總共要到五個城市。我則剛好返台。地理位置上，這是四年來我和他最接近的時候。我們這兩顆天體，運行到「最近點」，卻依然隔著銀河。
於是跟兒子商量：你要去的城市中包括南京，我到南京去會你，來個鵲橋會吧。
我住進兒子將入住的旅館。但是我發現，兒子沒空跟我說話。他們一行五人，由事務所合夥人之一的資深律師帶隊，大清早就坐上在門口等候的小巴士，去他們也搞不清東南西北的客戶處；傍晚回到旅館，還要開晚餐檢討會，回到房間往往已經超過十點。
我活了這麼一大把年紀，忽然體會到深閨怨婦、寂寞芳心的滋味──雖然比喻不當，情境庶幾近之。每天早餐後，拎著包包去旅館美麗的標準泳池游泳。整個健身區沒別的客人，工作人員對我鞠躬哈腰遞毛巾，我在空蕩蕩的溫水泳池內游過來游過去。洗個澡，回房間，坐高樓上，面對著湖景大窗，喝咖啡吃水果。
哎，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到不好意思。這絕對不是我父母所熟悉的南京。但是何以見得？「六朝金粉」、「金陵舊夢」，甚至「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不都是形容南京舊日的繁華？換上短褲T恤運動鞋，背上小背包，拿著地圖，我去尋找真正的南京。
去了中山陵，看「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先生於此」，石版光潔、金漆嶄新，思忖這個政黨是否當年便已將黨魂埋葬於此，而今卻由它的宿敵擦亮它的墓碑？
去了總統府，看到裡面的說明牌總帶著對中華民國和國民政府的三分揶揄、二分不屑，幾乎覺得六十多年前的失國之恥今天仍然由我承擔。
去了父親記掛的尹家村，當然再也不像母親筆下描寫的「水塘環繞，村民秋天採菱、冬季網魚，分送各家」的美麗江南風光。全村都是新蓋水泥房，俗而劣；水塘小而髒，婦人在塘邊洗衣，既無菱亦無魚。
去了七十多年前父親出發從軍，曾經渡過的長江。江面一片煙漫，橋上車水馬龍，橋頭矗立著工農兵群眾的巨大雕像，提醒路人那非常革命的共產中國。革命，革了誰的命？
我發現南京的地鐵是全世界銅臭味最重──不，是最「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大眾交通系統。有些站名顯然被企業買下。例如我所進出的玄武門站，改叫「南京國際廣場 / 玄武門站」，而快到站時，車內廣播會說：
「南京銀行 / 金梅花基金提醒您，南京國際廣場 / 玄武門站到了，有到某某整形外科、某某英語補習班的旅客，請不要緊靠車門，拿好您的隨身物品，準備下車。不下車的旅客，請您看管好隨身物品。本列車開往高麗家具城 / 邁皋橋站。」
有時候，廣告主換了，車廂內張貼的地鐵路線圖站名還沒改，廣播站名卻變了。我目瞪口呆。四周乘客對這強力的置入性行銷卻如聾似瞎──我想不是無可奈何，而是根本沒想到有什麼不對，或根本沒有想，從來沒有「想」的習慣。我想像著台北捷運若竟敢如此大賣廣告，不知會怎樣的被市民罵到臭頭。
晚上我向兒子會報白日見聞，兒子說：
「今天的中國，看起來還跟《水滸傳》的時代一樣，老百姓滿心盼望『包青天』出現。沒有包青天，有了天大的冤屈，他們就是『上訪』，那不還是在『告御狀』、『攔轎喊冤』嗎。」
「在台灣，我們早就超越那個階段了，」我喃喃道。
「在台灣，幾乎每個人都知道『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化』，這是人的天性。」兒子轉口又說：「不過我對中國的政治前景並不那麼悲觀，因為追求公平合理的待遇也是人的天性，事情終究要改變。」
我在南京的最後一晚，兒子知道我在等他，九點半回了房，跟我道歉說，沒辦法，今晚是客戶請吃飯。
客戶都是所謂「八○後」的一代，有跨國公司主管，有專司國際業務的律師，總之是南京的優秀年輕人。這樣有點像兩支辯論隊對壘？我暗自想。
兒子的領隊上司卻先就指示：「你們會講中文的，只管用中文跟客戶聊天，不必忙翻譯，不用管我們聽不懂的人。」他們這邊隊上，能用中文聊天的，其實並無第二人。
「那你舌戰群儒囉？」我顯然還是滿腦袋冷戰思維。
「哪有，大家都很友善，聊些輕鬆話題。我就跟他們談南京的歷史啦，孔尚任的《桃花扇》啦……。」
「孔尚任的《桃花扇》！」
「南京最有名的愛情故事，媽教過我的呀。」
喔。
我想起兒子告訴我，他在耶魯的政治學教授蓋迪斯（John Gaddis）在課堂上剖析：「『中國』沒有固定的疆界，文化的認同是它的疆界。因為中國不是一般定義的國家，更不是某個政權。它是一個文化的概念。」
一九三七年，我的父母分別離開在南京、在湖南的故鄉，萬里流徙，十一年後落腳台灣，終老於斯，埋骨於斯。他們尋求的是基本的生存與發展。
一九九四年，我帶著兒女離開台灣，去到世界邊緣的另一個島，追求的是跨越文化界限，更多選擇的自由，另一種發展的可能。
年輕的一代成長後，離開那個優美但偏遠的南太平洋之島，分別飛往美國和歐洲，則是企圖更進一步擺脫疆界的限制，試探展翼的空間。
「中國」於他們無所謂回歸，因為他們從未離開。作為一種文化的概念、身分的起源，我希望「中國」會追隨他們到天涯海角，但不是他們的腳鐐手銬。
我的父母盡力過他們的一生，作了我們的墊腳石。如果人死後有知，我希望他們能夠卸下靈魂的重擔。
而我，將由此去，安心回到我的簡單常軌，種花、讀書，偶然上網，施展Skype天眼通、Googletalk傳音入密，觀察我最關切的兩顆天體，在無垠的宇宙飛行。
書
評
其 他 著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