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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家族

武士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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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需時10-14天
9789862168967
尹萍
天下文化
2012年2月20日
93.00  元
HK$ 79.05
省下 $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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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書系列:華文創作
規格:平裝 / 245頁 / 15*21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出版地:台灣


華文創作


[ 尚未分類 ]









  多年前,尹萍帶著一雙兒女出走紐西蘭。十餘載之後,兒女長大離家了,父母衰老過世了,她也步入了人生的新領域。

  她遙望孩子離家遠去的身影,回溯自己的所來處,重新爬梳父母過往的奇特經歷……,雲淡風輕的筆,穿梭於這場三代三地的生命史,時而醇厚真摯,時而淡定自在。這是一個武士家族的動人故事,是一段充滿況味的生命旅程。

  本書共分三卷,分述三地、三代人物:

  卷一、守護小樹——我只是個旁觀者,眼看著這小樹開枝展葉,欣欣向榮。

  我也許可稱為園丁,澆灌它、守護它,但我無從參與它的發展。我知道它有它的生命藍圖。

  卷二、父母家邦——我們家是武士家族,父母都曾是中華民國軍官。他們滿腦袋忠誠,在戰爭中困苦流離,在驚濤駭浪中度過青春。

  卷三、散淡的人——京劇「空城計」裡,孔明高坐城樓上,開口唱道:「我本是,臥龍崗,散淡的人……」。

  我也想做江湖上,一個散淡的人,學著欣賞「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的人生風景。

作者簡介

尹萍

  一九五二年出生,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歷任廣播公司與報社編譯、雜誌與出版社主編。從事寫作與翻譯多年,著作包括《海洋台灣》、《出走紐西蘭》等,譯作多種。現居紐西蘭,返台時,往往參與《天下雜誌》之特刊編寫。



【自序】 在回憶與書寫之間 尹萍

卷一 守護小樹
假如我能重來
郭靖與黃蓉
森林邊的小木屋
物理學家之夢
在山道上
我從山中來
耶魯的畢業典禮

卷二 父母家邦
老兵凋零
木蘭從軍
棋子
宋美齡的女兒們
如果在戰時,一個女孩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二○○九年十月,在成都

卷三 散淡的人
早春情事
向死的存在
活下去的理由
浮生二題

【跋】卻顧所來徑



自序
在回憶與書寫之間

  「武士」,不見得是階級或職業;它可以是一種執著,一種自尊,一種面對人生的態度。它可能存在每個人的心底,但是在我的家族中,它得到彰顯。

  生下女兒之後,我才懂得感激母親。隨著女兒的成長,我才承認我與母親實在是一脈相承。

  如果說,母親是我最初的導師,女兒就是我繼起的諍友。

  由於女兒的緣故,我愈來愈發現,我是以母親為標竿,修正或看齊。由於女兒的緣故,我努力避免母親犯過的錯誤,但是也開始理解並且同情母親的軟弱與無明。

  我敬佩母親的勇氣與正直。養育女兒,讓我看出作為一個母親,「勇氣與正直」是何等的必要,又是何等的難為。我在幼小的女兒身上看到同樣的「勇氣與正直」的品質,心中同時湧現訝異、驕傲與謙卑的情緒。

  在母親晚年失智開始嚴重的時候,長途電話已經難以溝通。我寫了一封信給她,用電腦大字列印出來,從紐西蘭寄到台北,告訴她,這份勇氣與正直,是她給我的最珍貴資產。

  我知道她每天看這封信,都會像是初次看到。我希望她每次都感到安慰。

  對於父親,我卻要等到兒子成年以後,才學會欣賞。

  在我的家族中,巾幗從來不讓鬚眉。從小,我不知道有「男女有別」這回事。中年以後,也許在兒子身上認出了什麼,也許多年的婚姻生活讓我有所體悟,也或許單純地只是添了點歲數、長了點智慧。遲鈍而頑固的我,到底明白了男人在很多方面與女人是「有別」的。

  我看出了父親過人的堅定與毅力。他就像那首英文歌裡描寫的,是一座「惡水上的橋」(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他會毫不猶豫以肉身護衛生命中關切的所有人。在價值觀混淆錯亂的時代,他堅持理想,拒絕同流合污;在流亡遷徙的歲月裡,他努力做到「不辱先人、不愧後代」。他沒有升官,沒有發財,但是也沒有對不起任何人。他是個男子漢。

  在理解父親的同時,我也理解了我的丈夫。我明白相對弱勢的女人,相對無大志的女人,其實主宰了家中男性的終極幸福。我告訴女兒:「一個男人,不管他成就高低,所能得到的最大報償,就是某個特定女人的贊賞、理解與接納。」

  我學會不要濫用這無形的權力。我領悟這權力也是兩面刃,拿來傷人,我必自傷。

  我父、我夫、我子,與他們的眾多同類一樣,是高飛的鷹、遠走的虎,當他們狩獵歸來,身心俱疲,卻仍然側耳傾聽遠方的戰鼓。在日常生活中,他們顯得無助,甚至茫然。他們需要一個舔傷避雨的巢穴,安頓靈魂的臂彎。

  書寫自家故事,是個兩難。文字是很奇怪的東西,它不是實體,但是一旦印成白紙黑字,甚至只是在網路上流傳,它就好像有了自己的生命。它會竄到哪裡,會如何變化,會觸發什麼意想不到的反應,都不在作者掌握之內。

  自家的事情,不寫出來,就是私密的;寫出來,變成公眾的。不寫,沒人能置喙;寫了,好像人人都應邀成為我的族中長老。

  另一方面,我又覺得我非寫不可。人生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將滿六十歲的我發現自己的思緒常常歸結到這個問題去。我的父母、我的子女,中間夾著一個我。承上啟下,這彷彿變成我的定義。

  我想要把這些因果關係拆解開來,看看我為什麼是這樣,我承受了什麼,移轉了什麼。在承受的基因裡面,我拋棄了哪些、發揚了哪些。在移轉的過程中,我極力強調些什麼,不知不覺間遺漏了什麼,或根本沒想到包裹中夾帶了什麼。

  我想描述我所看到的世界,我想說出我的想法。在眾說紛紜中,我覺得有必要添加一個版本。就算我是瞎子摸象,我也得說清楚我摸到的是柱子似的象腿還是扇子似的象耳,好幫助拼湊出象的全貌。

  有意見不講出來,等於沒意見。有故事不寫出來,等於沒發生。

  我母親寫了回憶錄交給我,這成為我半輩子的負擔。從我大學畢業,在《綜合月刊》當編輯起,她就開始寄稿件給我,隨便我怎麼處置。一九九四年我移民出國時,這些稿件已經累積成一整個紙箱。我也知道,這是她對我最大的信賴,最深的付託。

  父親看出我不知如何是好,告訴母親說:「你的故事沒有人要看啦。」母親氣得不跟他講話。可是過些時,父親卻把他的自述也交給了我。

  是的,因為我有一支筆,我有責任寫。因為我有一支筆,我必須整理並且敘述我的父母所經歷的曲折途徑,我和子女所共度的希望旅程。

  我寫作,故我存在。

  我無法也不該顧慮讀者的解析或演繹。誰知道?如果這世界像一個大拼圖,說不定我提供的這小小一片能讓圖像更清楚而完整?如果我夠幸運,也許讀者聽了我的心絃之歌,印證她或他自己的人生歷練,會產生共鳴?

  單為著這份可能,便足夠我感恩。


卻顧所來徑

  二○○七年五月底在台北,我率領三個年輕人,一起去探望我的父母。瑋兒從紐約飛來,珮兒從奧克蘭飛來,準女婿柯華從首爾飛來。自從我們移民出國,二老見到兩小的機會,用一隻手就數得出來。

  固然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全世界的人都在到處流動,可我面對衰頹不堪的父母,還是深深愧疚:看我把一個家鬧得四分五裂、天各一方!人家頂多是「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我家則聚首一次像九大行星排列成行一樣困難。

  母親已經不認識我。我端張小板凳在她面前坐著,握住她的手說話,幾分鐘後她似乎記起來了,掉下眼淚。姊姊和外傭都哭了。

  父親的失智比較輕微,但是他坐在椅子上,一句話也不說。瑋兒眼看時間流逝,著急地轉頭看我。

  「坐到外公面前去,」我告訴他:「跟他說你是誰。」

  果然有效,父親開口了。不是寒暄,不問近況,甚至也不像是針對外孫,他說起他生長的地方,細細描述家屋內外與村落環境,京滬鐵路如何通過村外,要怎麼樣,走幾公里的路,才能到最近的火車站「龍潭」,怎麼樣從那裡去南京……。

  思念的家園,失落的青春,如今都成了破碎的夢境。在生命的終點,父親牽掛的是他的起點;而那起點,其實是永遠的消失了。

  台北聚會之後,星辰繼續運行各自的軌道:瑋兒續飛北京;珮兒和柯華同飛歐洲。半年後,父親過世。再半年,母親也走了。

  我的感覺,像是屋頂被掀掉,下雨時傘被吹掉,光頭的帽子被摘掉。我的上面空了。我在這世上行走,頭頂吹著天風,有一種說不出的淒涼與無依。

  流光容易把人拋,倏忽四年過去了。二○一一年六月,兒子又要從紐約飛北京。這回是去出差,總共要到五個城市。我則剛好返台。地理位置上,這是四年來我和他最接近的時候。我們這兩顆天體,運行到「最近點」,卻依然隔著銀河。

  於是跟兒子商量:你要去的城市中包括南京,我到南京去會你,來個鵲橋會吧。

  我住進兒子將入住的旅館。但是我發現,兒子沒空跟我說話。他們一行五人,由事務所合夥人之一的資深律師帶隊,大清早就坐上在門口等候的小巴士,去他們也搞不清東南西北的客戶處;傍晚回到旅館,還要開晚餐檢討會,回到房間往往已經超過十點。

  我活了這麼一大把年紀,忽然體會到深閨怨婦、寂寞芳心的滋味──雖然比喻不當,情境庶幾近之。每天早餐後,拎著包包去旅館美麗的標準泳池游泳。整個健身區沒別的客人,工作人員對我鞠躬哈腰遞毛巾,我在空蕩蕩的溫水泳池內游過來游過去。洗個澡,回房間,坐高樓上,面對著湖景大窗,喝咖啡吃水果。

  哎,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到不好意思。這絕對不是我父母所熟悉的南京。但是何以見得?「六朝金粉」、「金陵舊夢」,甚至「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不都是形容南京舊日的繁華?換上短褲T恤運動鞋,背上小背包,拿著地圖,我去尋找真正的南京。

  去了中山陵,看「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先生於此」,石版光潔、金漆嶄新,思忖這個政黨是否當年便已將黨魂埋葬於此,而今卻由它的宿敵擦亮它的墓碑?

  去了總統府,看到裡面的說明牌總帶著對中華民國和國民政府的三分揶揄、二分不屑,幾乎覺得六十多年前的失國之恥今天仍然由我承擔。

  去了父親記掛的尹家村,當然再也不像母親筆下描寫的「水塘環繞,村民秋天採菱、冬季網魚,分送各家」的美麗江南風光。全村都是新蓋水泥房,俗而劣;水塘小而髒,婦人在塘邊洗衣,既無菱亦無魚。

  去了七十多年前父親出發從軍,曾經渡過的長江。江面一片煙漫,橋上車水馬龍,橋頭矗立著工農兵群眾的巨大雕像,提醒路人那非常革命的共產中國。革命,革了誰的命?

  我發現南京的地鐵是全世界銅臭味最重──不,是最「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大眾交通系統。有些站名顯然被企業買下。例如我所進出的玄武門站,改叫「南京國際廣場 / 玄武門站」,而快到站時,車內廣播會說:

  「南京銀行 / 金梅花基金提醒您,南京國際廣場 / 玄武門站到了,有到某某整形外科、某某英語補習班的旅客,請不要緊靠車門,拿好您的隨身物品,準備下車。不下車的旅客,請您看管好隨身物品。本列車開往高麗家具城 / 邁皋橋站。」

  有時候,廣告主換了,車廂內張貼的地鐵路線圖站名還沒改,廣播站名卻變了。我目瞪口呆。四周乘客對這強力的置入性行銷卻如聾似瞎──我想不是無可奈何,而是根本沒想到有什麼不對,或根本沒有想,從來沒有「想」的習慣。我想像著台北捷運若竟敢如此大賣廣告,不知會怎樣的被市民罵到臭頭。

  晚上我向兒子會報白日見聞,兒子說:

  「今天的中國,看起來還跟《水滸傳》的時代一樣,老百姓滿心盼望『包青天』出現。沒有包青天,有了天大的冤屈,他們就是『上訪』,那不還是在『告御狀』、『攔轎喊冤』嗎。」

  「在台灣,我們早就超越那個階段了,」我喃喃道。

  「在台灣,幾乎每個人都知道『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化』,這是人的天性。」兒子轉口又說:「不過我對中國的政治前景並不那麼悲觀,因為追求公平合理的待遇也是人的天性,事情終究要改變。」

  我在南京的最後一晚,兒子知道我在等他,九點半回了房,跟我道歉說,沒辦法,今晚是客戶請吃飯。

  客戶都是所謂「八○後」的一代,有跨國公司主管,有專司國際業務的律師,總之是南京的優秀年輕人。這樣有點像兩支辯論隊對壘?我暗自想。

  兒子的領隊上司卻先就指示:「你們會講中文的,只管用中文跟客戶聊天,不必忙翻譯,不用管我們聽不懂的人。」他們這邊隊上,能用中文聊天的,其實並無第二人。

  「那你舌戰群儒囉?」我顯然還是滿腦袋冷戰思維。

  「哪有,大家都很友善,聊些輕鬆話題。我就跟他們談南京的歷史啦,孔尚任的《桃花扇》啦……。」

  「孔尚任的《桃花扇》!」

  「南京最有名的愛情故事,媽教過我的呀。」

  喔。

  我想起兒子告訴我,他在耶魯的政治學教授蓋迪斯(John Gaddis)在課堂上剖析:「『中國』沒有固定的疆界,文化的認同是它的疆界。因為中國不是一般定義的國家,更不是某個政權。它是一個文化的概念。」

  一九三七年,我的父母分別離開在南京、在湖南的故鄉,萬里流徙,十一年後落腳台灣,終老於斯,埋骨於斯。他們尋求的是基本的生存與發展。

  一九九四年,我帶著兒女離開台灣,去到世界邊緣的另一個島,追求的是跨越文化界限,更多選擇的自由,另一種發展的可能。

  年輕的一代成長後,離開那個優美但偏遠的南太平洋之島,分別飛往美國和歐洲,則是企圖更進一步擺脫疆界的限制,試探展翼的空間。

  「中國」於他們無所謂回歸,因為他們從未離開。作為一種文化的概念、身分的起源,我希望「中國」會追隨他們到天涯海角,但不是他們的腳鐐手銬。

  我的父母盡力過他們的一生,作了我們的墊腳石。如果人死後有知,我希望他們能夠卸下靈魂的重擔。

  而我,將由此去,安心回到我的簡單常軌,種花、讀書,偶然上網,施展Skype天眼通、Googletalk傳音入密,觀察我最關切的兩顆天體,在無垠的宇宙飛行。




其 他 著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