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我接任辛辛那堤大學（University of Cincinnati）校長，有機會把我對於領導的理念付諸實踐。我們這個團隊在辛辛那堤創造了一個奇蹟：把這所大學納入州立大學系統，成功化解了它的財務危機。但經過這一役，我也發現我對行政工作實在沒有興趣。我喜歡思考、寫作，想靠教學為生。過去三十年（我人生中最愉快的時光），我都在南加大（USC），住在聖塔莫尼卡的海邊。在接下來的篇章中，你就可以知道我是怎麼一路來到這裡的。在我人生的故事裡，充滿了傑出甚至有些怪異的人們或場景，有的時候連動物也會來湊上一腳。這裡面包括了叫我華特（Walter）的牛津心理分析師、加爾各答廁所便斗裡的一隻恆河猴、史都華．布蘭德（Stewart Brand）、蘭姆．達斯（Ram Dass）與其他住在賽薩里多（Sausalito）船屋社區的鄰居好友、為了排除白宮內部緊張關係而找上門來的前副總統艾爾．高爾（Al Gore）以及我美麗的醫師太太。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經常憶及在我生命不同階段中演奏的樂章。比起照片，流行音樂似乎更能激發我的想像，把我帶回到那個時代的情緒氛圍。＜我會再看到你＞（I’ll be seeing You）讓過去的記憶排山倒海而來，那時穿著制服的我們，是那樣的年輕、瀟灑，但即便是約會調情，甜蜜無限，也排除不了「我明天就要出征」的緊張與難以承受的離別苦。直到我寫這本書時，才發現二次世界大戰是怎樣改變這個世界，又是怎麼樣塑造我們這個世代的。戰爭動員結束了經濟大蕭條，為戰後的繁榮拉開序幕。我研究所是在MIT院唸的，這所學校因為參與戰爭研究計畫，提升雷達性能與開發雷達推廣訓練計畫而聲名大噪。今天當然沒有人會認為盟軍打不贏二次世界大戰。不過，當時一般認為，起碼要拖到一九四五年的冬天，才有可能掌握擊潰軸心國的契機。誰敢想像一旦軸心國支配全世界，會帶來怎樣的災難？幸好盟軍獲勝，大批的復員戰士滿載著希望與樂觀的精神，從歐洲與太平洋戰場凱旋歸國。在信念上來說，我是全美總動員、為國奮戰的一份子，我的人生也因為這場戰爭而徹底改變。美國政府明白，它必須在這些人身上投資自己的未來。大戰結束，光明的戰後歲月隨即展開。我的生涯跟其他千千萬萬的阿兵哥一樣，得力於一九四四年設立的退伍軍人福利計畫，這個計畫也催生了美國強大的中產階級。
傑洛德與莎拉．莫菲（Gerald and Sara Murphy）是費滋傑羅的小說《夜未央》（Tender Is the Night）中狄克與妮可．戴佛（Dick and Nicole Diver）的原型。他們曾經說過：「開心活著就是最好的報復。」這句話我想修正為「活著，就是最好的報復」。偶爾我會接到法蘭克．班漢（Frank Benham）的電子郵件，他跟我一樣今年都八十來歲了。上次看到他，我還是個十八歲的年輕小伙子。我們那時在德州，靠近瓦可（Waco）的胡德營（現在改稱堡了）接受基本訓練，還睡上下舖。二○○四年十二月，他寫信提醒我，那年是突出部戰役（Battle of the Bulge）六十周年紀念。六十年前，他苦守法國萊茵河，那是抵擋著試圖想要奪回巴黎的德軍的最後一道防線之一。「我可以這麼跟你說，那個聖誕節我快緊張死了。」他回憶道：「好些廚師、麵包師、公司職員、卡車司機趕赴戰場，搶當步兵過過癮。比起德國人，我還比較怕他們太興奮，胡亂開槍打到我。」法蘭克說，據他所知，當年在胡德營受訓，準備遠赴戰場保護世界民主陣營的少年郎，如今只剩下我們兩個了，這事實令人非常訝異。就算我跟法蘭克已經如禿鷹一般瀕臨絕種了，我們也能處之泰然，因為我們見過更恐怖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