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說張萬康的人物來自於社會卻又與社會格格不入,不如說這些脫節的人物展現出某種真實的誘惑(seduction of the real)。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認為「誘惑不是來自單純的實在,或是純然的不在,而是來自銷蝕的存在(eclipse of presence)。存在與不在是誘惑唯一的策略,藉此生成一種若隱若現的催眠機制。」 布希亞曾以「錯視圖畫」(trompe l’oeil)──法文字面上的意義為「欺騙眼睛」──來解釋誘惑。他認為誘惑遮蔽真實的同時又和真實融為一體,甚至一如錯視圖畫延伸了遮蔽背後的空間。錯視以及誘惑的目的不在以假亂真,而在以假逼真。 簡單地說,文學便是生命的錯視,來自生命的誘惑。當然這樣對於文學創作的看法與實踐,古今中外早已有之。君不見曹雪芹之《紅樓夢》?大觀園中,人情世故的假作真時真亦假,欲望誘惑的無為有處有還無,讓多少評者窮其一生只為一窺究竟。張萬康在《道濟群生錄》引用曹雪芹著名的陳述「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的確再貼切不過。生命的荒唐與文學的誘惑(或說生命的誘惑和文學的荒唐,也未嘗不可)恰恰來自二者無中生有的力量,張萬康對此瞭然於胸。除了《道濟群生錄》之外,張萬康那些沒有方向感的人物,也是參差的對照:他們藉用某種後現代主義式的邏輯,以失序暗示秩序,以反作用力產生作用力,以反倫理的姿態構成某種自我安頓的倫理。也難怪駱以軍如下評介張萬康小說的語言:「愈是髒話連連,其實愈迷惘地憂心那種古老美德的散潰失落。」
4.
張萬康在〈我的小偷朋友〉裡的這一段話,可以看成他的自陳:「我一直認為這個世界太正常了,只有通過不正常才能打破正常……只有繼續以不正常的手法與它互動,才能獨善其身。」 他對語言的橫征暴斂成就了他自成一格的知識型(episteme),其中非常便是正常。傅科所謂的知識型可以與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感情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相互對照,二者都指出每一個時代都有異於前代的,對於知識生產、情感教育、以及文字創作的組織規範。傅科以賽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的唐吉訶德(Don Quixote)為例說道:當這位帶有某種流風遺緒的狂人執拗地把磨坊風車看成巨大怪獸而展開你死我活搏鬥之時,舊有的認識事物的眼光便有了突破。狂人為時代所不容的幻覺反倒成為遠見和願景的基礎。當然張萬康之前,我們已經有了魯迅的先例,而魯迅所立下的知識型到現在還影響深遠。張萬康或許沒有魯迅救國救民的宏願,但他抖出的包袱毫不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