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城大學環境史教授,杜克大學博士。與父親Willam NcNeill合著《文明之網:無國界的人類進化史》(The Human Web: 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中文版由書林出版),以及《地中海世界的山脈》(The Mountain of the Mediterranean World)等五本著作。2001年以本書獲頒世界史學會圖書獎及森林學會圖書獎。2010年再以《蚊子帝國:1620-1914年大加勒比海區域的生態與戰爭》(Mosquito Empires: Ecology and War in the Greater Caribbean, 1620-1914)獲頒美國歷史學會貝佛里奇獎,同年榮獲湯恩比獎基金會頒發人文學術及公共貢獻獎。他目前正在進行1945年以後冷戰時期環境史的寫作計畫。
本書所提的部分觀念,在環境史領域的其他著作中也甚受關切。「生物入侵」涉及「環境跨越疆界」的課題,作者認為它和歐洲人開始跨洲探險有關,並特別強調勞工移民因素的混入,對生物入侵有所影響。作者著墨了許多引發生態體系變遷的生物圈故事,讀來令人不勝唏噓。讀者可以拿來和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的《哥倫布大交換》(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與《生態帝國主義》(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相互驗證。
在工業革命前,唯一重要的轉換就是生物轉換。 最早人類社會只知道利用肌力,源於儲存在植物與動物肉類中的化學能量。後來有了少數幾種工具輔助,使肌力的運用更有效率。火的使用自然對取得熱能大有幫助,而且在烹飪發明之後,一些原本不可食用的能量也變得可以食用。但直到約一萬年前,我們的祖先仍依賴自身的機械能(或可稱之為「體內能機制」somatic energy regime)。
農業讓人類更能控制我們稱之為糧食作物的植物轉換。和狩獵或採集相比,移動農業(shifting agriculture)讓能源的可用性增加了可能有十倍之多,定居農業(settled agriculture)又增加了十倍,造成更高的人口密度。接下來,隨著大型動物被馴化,人類需要更多的肌力、更多的機械力,且其形式更為集中。用牛來拖曳、以馬或駱駝來運輸,都是相當重大的進步。牛可以在難耕的土地上耕田,在糧食方面開拓新的可能性,進而將更多的人與牛導入一個能夠延伸並強化體內能機制的正面回饋循環(positive energy regime)。未能馴化大型動物的社會,在勞動方面處於不利地位。在隨後的一千年裡,新作物、輪子及馬項圈改善了人類社會的能源效率,但即使在工業革命初期的歐洲(約為西元1800年),人們所使用的機械能中仍有超過七成由人類的肌力供應。 可耕地與種植作物所需的水源不足,仍從根本上限制了能源的發展。
所有史學家在寫作時都有自己的觀點與偏見,而這就是我的觀點與偏見,本書是以人類為中心。據說美國幽默作家班奇利(Robert Benchley)曾用魚的觀點,以大西洋鱈魚業為題寫作。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Tonybee)出版過《從花的觀點看羅馬革命》(The Roman Revolution from the Flora’s Point of View)一書,書中的植物主角還會說話。 從旅鼠或青苔的觀點來寫廿世紀的世界環境史,可能會很有趣,但我的想像力不及於此。本書還會略去許多生態變遷,純粹因為它們與人類歷史關聯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