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依德是世界影響力有數的文學兼文化批評大師。他是哥倫比亞大學英國文學與比較文學教授，有《東方主義》(Orientialism)、《鄉關何處》(Out of Place)、《開始》(Beginnings)等十七部著作，其中《東方主義》曾獲美國全國書評家獎。薩依德也是樂評家、歌劇學者、鋼琴家，兼為巴勒斯坦在西方最雄辯的代言人。
正如薩依德的分析和批判方式，乃是將這些現代歐洲文學大師的作品置於其所處身的政治與文化史的具體脈絡中一樣，要想深刻瞭解《文化與帝國主義》和薩依德的其它作品，也有必要將他放在其所置身之當代歷史的脈絡和薩依德個人的生活史中。薩依德本人的自傳《鄉關何處》（Out of Place）已有彭淮棟教授的中譯（亦由立緒出版），讀者可自行參閱細節，不再贅述。個人在此要特別指出的是，薩依德之所以能對西方殖民主義提出如此深刻的批判，而在其行文中又充滿著劇烈之不可解的矛盾衝突和對現代歷史的悲劇感，無疑與其巴勒斯坦阿拉伯裔基督徒家庭的特殊背景有關，這個身分認同使他在他的阿拉伯祖國和在自我流放的僑居地美國，都感受到格格不入。當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均在民族主義的浪潮下脫離西方帝國主義的政治支配，取得獨立，但巴勒斯坦人卻反而淪為新殖民勢力---錫安主義的以色列和為其撐腰之新殖民強權的美國－－所徹底宰制，成為後殖民時代中最悲慘的次殖民地之一。薩依德身為西方殖民之子，自然也和其祖國本土的阿拉伯伊斯蘭文明有所疏離，而在流亡到美國之後，卻又因美國對中東政局的強力介入、一面倒的偏袒以色列，使大眾媒體不斷地呈現出薩伊德的巴勒斯坦同胞乃是落後和野蠻的恐怖份子之形象，這自然使薩依德對美國主流文化實在難以忍受。令人激賞的是，薩依德將此種個人的屈辱和受難昇華為一種普世性關懷的層次，對被壓迫者之悲天憫人，並堅持知識分子不妥協的性格和冷靜客觀地批判現實的態度，使他對西方和第三世界雙方的文化都有賞識讚揚和尖銳批判的兩種態度並存，並非一面倒的傾向反西方的的狹隘本土主義立場。
但薩依德除了敏銳的批判外，提供讀者任何積極建設性的參考方案嗎？在第四章〈脫離宰制、邁向自由的未來〉之結論處，提到了他對伊朗什葉派充滿反叛精神的知識分子、也是伊朗革命初期的學運領袖阿里．薩里阿提（Ali Shariati）的讚許，並引述他的話：「人，是一充滿辯證的現象......因此，所有固定不移的準則何其可悲啊！......人是一場『抉擇』、一場鬥爭、處在一個持續不斷的變化之中。他是一場無限的遷徙，自我內在之遷徙，從黏土到上帝；他是自我內在靈魂的遷徙者。」接著又引用了十二世紀的薩克森僧侶聖維克多的雨果（Hugo of St. Victor）之一段話來做為韻味深長的尾聲：「凡是一個人覺得其家園是甜蜜的，則它仍然只是一位纖弱的初學者而已；認為每一寸土地都是其故土者，則已算是一位強者；若將整個世界視為是異域，則他已是一位完人了。纖弱的靈魂只將他的愛固著在世界的某一定點上﹔強人則將他的愛擴充到所有的地方﹔完人則止熄了他的愛。」薩依德經常強調自己是一位世俗的人本主義者，對宗教教條和各種宰制人性的意識型態充滿厭惡，但在如此充滿關鍵性的結尾處，卻引用了兩個來自全然不同傳統、不同時代的宗教思想家來為其終極的關懷提出闡釋，這點豈不矛盾和突兀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