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爾曼罹患精神疾病」躍上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份《辛辛那提紀事報》（Cincinnati Chronicle）的頭版標題。謝爾曼將軍（General William Tecumseh Sherman）已經「完全陷入瘋狂」，在肯塔基聯邦指揮部的職務也遭解除；其同僚、家屬、部屬無異議地表示，謝爾曼將軍罹患妄想症。謝爾曼將軍在返回俄亥俄州的路途上無奈表示：「在這個時代，很難說精神有毛病的是誰，精神正常的又是誰。」
後來，謝爾曼將軍奪回聯邦指揮部的職務，繼續踏上成為英雄人物的康莊大道，在美國南北戰爭中獲得勝利；他也成為心理學中恐怖份子的代言人──歷史記載謝爾曼將軍在破壞性十足的「大行軍」（March to the sea）中大舉殺伐、攻陷亞特蘭大（Atlanta），在喬治亞州殺出一條血路。謝爾曼將軍是美國歷史上一位具代表性的人物，但是只有少數美國人知道關於這號人物的本性。他的焦土戰略（scorched earth）被應用在近代戰爭中，從倫敦、德勒斯登、第二次世界大戰尾聲的突出部之役（Battle of the Bulge），到越南、波士尼亞和伊拉克。
這兩種觀點都滲入西方文化當中，高頓或龍布羅梭的觀點大多被交互引用；我在本書中採用龍布羅梭的論點，但有其條件限制。我在研究精神疾病和領導力之間的關聯性時，發現一個基本定理，可稱之為「精神健全的逆定理」（Inverse Law of Sanity）：在承平時代，和平當道，國家這艘大船只需要直線航行，精神健康的領導人能展現較出色的領導能力；當世道詭變不定時，患有精神疾病的領導人則擁有最佳的領導力。
躁症和憂鬱症這類精神疾病的四種基本特徵，似乎能促進危機領導力，這四種分別是：現實感（realism）、順應力（resilience）、同理心（empathy）和創造力（creativity）。這四項特徵並非只是定義鬆散的辭彙，它在精神病學上代表特定的意義，並在科學上受到廣泛的研究；我使用的是這四個辭彙在科學上的定義，而非其一般的意思。在心理學家的研究中，對這四項基本特徵著墨最多的是創造力和同理心，但是在領導能力上現實感和順應力也同等重要，近代已有部分研究針對後兩者進行詳細分析。這四項特徵全都伴隨著鬱症出現，但其中兩項（創造力和順應力）只會和躁症一起出現；除順應力之外，另外三項特徵皆不會表現在其他精神疾病（例如精神分裂症和焦慮症）上。憂鬱症能使領導者更有現實感和同理心，躁症則使領導者更有創造力和順應力。憂鬱症可能單獨發生，帶來上述的其中一些優勢；而當憂鬱症伴隨躁症出現時（雙極性情感疾病），則會激發更多領導特質。本書將分析八位成就非凡的政治、軍事、商業領導人，其生平事蹟和工作成就顯示領導力與精神疾病不同面向的關聯性，這些人物包括：謝爾曼將軍（William T. Sherman）、泰德．透納（Ted Turner）、林肯（Abraham Lincoln）、甘地（Mahatma Gandhi）、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甘迺迪總統（John F. Kennedy）。我也會提供五位在危機時期表現失格的「精神正常」反例：尼克森總統（Richard Nixon）、喬治．麥克萊倫將軍（George McClellan）、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還有小布希（George W.Bush）和布萊爾（Tony Blair）。這些反例也很重要：我並非到處診斷別人患有精神疾病；在我眼裡大多數的領導人精神健全，而我將這點視為危機時刻潛在的障礙。
我在研究過程中越來越清楚，精神疾病在歷史上的影響力比我原先想像的還要更大。美國南北戰爭時代的領導人之中，有好幾位患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狀況異於常人：例如林肯和謝爾曼將軍；另外還有較晚發現但同樣在精神上有問題的葛蘭特總統（Ulysses S.Grant），他酗酒成癮；可能還有石牆傑克森（Stonewall Jackson）；根據某些憂鬱症的症狀和精神疾病的家族病史，羅伯特李（Robert E. Lee）亦有此傾向。有許多合理的證據顯示，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各國主要領導人皆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狀況異常：例如邱吉爾、羅斯福總統、希特勒，還有史達林、墨索里尼皆經歷嚴重的憂鬱症發作期，可能還有躁症發作期。美國人權運動的兩位主要領袖，甘迺迪和金恩博士，同樣在精神狀況上出現異常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