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師承西方漢學巨擘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十六到十七世紀歐洲史專家帕克（Geoffrey Parker）。現任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歷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殖民主義比較研究及中國史。著有《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 Dutch, Spanish, and Han Coloniz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歐陽泰先前已出版過一本有關早期台灣歷史的專書，《福爾摩沙如何變成台灣府？》（二○○七）；當時，他以敘述體寫法，描述十七世紀初期，荷蘭人、西班牙人和漢人，從不同時期，採用槍炮、鋼鐵和農耕方式，陸續征服台灣土著，將獵場闢成水田，使台灣變成南中國米糧供應中心。現在這本書，則以荷蘭人和鄭成功的海戰和包圍戰為中心，訴說中國人打敗荷蘭人，其實包含更深刻的歷史意義。他引用最新的中西戰爭研究報告，指出十七世紀歐洲普遍使用大炮和火藥等武器，其實源自中國元、明以來的持續發明；歐洲人從絲路獲得火炮知識，經過頻繁戰爭的試驗，逐步改良，變成稱霸世界的精良武器。相對的，明朝政府向來重視西洋的火炮技術，經常打撈廢船武器，重新複製。鄭成功很早就從出身海盜的父親鄭芝龍手上，獲得葡萄牙船艦的造船技術、新式武器和火藥炮彈等配備。為此，在一六六一年攻台前夕，鄭成功便不斷派遣船艦，試探荷蘭人的守備和攻擊要點。荷蘭人記錄台灣事物的官方文書──《熱蘭遮城日誌》（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登錄荷鄭兩方頻繁往來信函；當時，鄭成功雖然讚美荷蘭人的船艦和大炮，其實始終未將荷軍看在眼裡，好像隨時都可跟他們打一仗。這不是吹牛，也不是不自量力。鄭成功的龐大船艦隊伍和幾十萬的兵馬，對付荷蘭人兩千名守軍，當然有勝戰把握。更要命的問題是天候、海潮、暴風雨和運氣，都不在荷蘭長官揆一這邊。
美國歷史學者歐陽泰長期以來便相當關注上述議題，並且對這個問題作了不少研究上的回應。他上一本大作《福爾摩沙如何變成台灣府》，即敘述台灣海域已有華人勢力與網絡，新闖入的荷蘭、西班牙殖民者，終究力量有限，到頭來，台灣還是華人的（社會）。套句歐陽泰於這本新書所用的術語，十七世紀，依然是東西世界「勢均力敵」（The age of parity）的時代。這本新書，是承上一本書旨趣，繼續進行他對上述「正統」西洋優越史觀的「修正主義」主張，以及再自我修正的敘述與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