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社會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專長為文化社會學與政治社會學,研究興趣包括民族主義、集體認同與記憶、歷史意識、時間、敘事、族群與世代等。著有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London: Rutledge, 2000)、《回歸現實:台灣一九七○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第二版,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0),與John Makeham合編Cultural, Ethnic, and Politic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Taiwan: Bentuhu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在當代台灣的歷史上,1980、1990年代,是台灣政治與文化「本土化」、「台灣化」的關鍵時期。就文化的轉變而言,這二十年左右的階段,是台灣民族主義在文化界傳播發展的高峰。追求台灣文化的主體性、建立具有主體性的台灣文化等理念,亦即「台灣文化民族主義」(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從少數人的提倡,逐漸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與台灣政治的轉變互相激盪,使台灣的文化面貌產生重大的變化。在這個二十年左右的光陰中,台灣民族主義對文化界的改變,最顯著、最值得關注的是文學、語言、歷史這三個領域。台灣文學的成立、台灣本土語言運動的興起、台灣史觀的發展,是文化本土化、台灣化的領頭羊,亦即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的主要部分。本書關注文學、語言與歷史三個領域,正在於記錄、研究這段二十年左右重大的文化政治變遷。
筆者的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London: Routledge)一書,自從2000年出版以來,被許多國外大學開設的台灣課程列為教材。十年來,經常有國外學者或研究生告訴我,他們受益於此書不少,這本書使他們對台灣近三十年來最顯著的文化政治變遷,有了提綱挈領的清楚掌握,啟發他們對這個現象的興趣。現在讀者手上的這本書,即根據英文原著改寫而成。至於在國內,筆者曾經改寫原書第四章的一部分,發表一篇中文期刊論文(〈1980年代以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以「台灣(民族)文學」為主的分析〉,《台灣社會學研究》,1999年第3期,頁1-51)。這篇論文僅僅討論文學部分,不過也呈現了英文原書的主要概念、理論角度與論點。國內早已有針對筆者英文原書的書評,而這篇中文期刊論文發表後,也引起許多回應與論辯。但是除了這篇論文,英文原著的內容,始終沒有出現中文版的全貌。事實上,過去多年來,也曾不止一次有出版社邀請發行中文版,不過都因為筆者忙於新的研究而作罷。
十幾年來,關於本書涉及的台灣國族認同、民族主義、文化政治、台灣文學、語言、歷史等議題的研究,有相當長足的進步。在這些方面,眾多的研究推陳出新,深挖各種現象,經營各種大小不一的題目,已經累積非常多的研究文獻。雖然如此,在目前既有的研究文獻中,能夠針對1980、1990年代台灣民族主義在文化界傳播發展的高峰、文化本土化或台灣化關鍵時期的二十年,提供較為全面而清楚的描述與分析的,除了拙著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一書之外,恐怕仍然難以覓得。如果我們希望對這個歷史階段與國族認同有關的文化政治有較為整體的圖像與理解,那麼筆者的英文原著,應該還是近乎僅有的依賴。這是筆者認為十年前的舊作仍然有必要以中文改寫出版的第一個重要原因。
John Shelton Reed在他的學術生涯中,致力於研究美國南方。他的著作以社會學的觀點洞察美國南方獨特的歷史變幻與風土人情,娓娓道來,饒富趣味。在1989年擔任美國南部社會學會(Southern Sociological Society)會長時,他以〈論敘事與社會學〉(On Narrative and Sociology)為題,發表就職演講,談到如何改進社會學、社會學家應該如何有一番不同的作為、社會學的著作如何能夠被學科之外的廣泛讀者所欣賞。Reed認為,除了良好的文筆與寫作能力是必要的第一步之外,社會學不管基於智識上或政治上的理由,都應該更加重視「描述性的、詮釋性的、說故事的」(descriptive, interpretive, story-telling)社會學著作。他指出,當今這種「敘事的或詮釋的社會學」(narrative or interpretive sociology),要比過去不受重視,如今大多數的社會學家更加看重「具有假設性命題的─演繹推論性的」(hypothetico-deductive)、致力於驗證假設、建立理論的社會科學。Reed引用心理學家Jerome Bruner的著名論點,認為這兩種探究社會與發展知識的方式,相當於人類兩種不同的認知運作與思維的模式。他認為能夠結合兩者是理想,但能兼擅兩方面的學者極為罕見,因此社會學的確出現分工的現象。Reed認為,應用社會學的概念與方法來幫助我們了解特殊的個案,不僅是值得從事的工作,而且對那些渴望了解社會的廣泛讀者大眾來說,這要比追求解釋性的理論(explanatory theory)更加有趣。他強調,面對讀者大眾,社會學家應該努力訴說由社會學所指引的故事──那些關於他們自身、關於他們社會中其他的男男女女、關於別的時代與地方的故事。Reed對社會學的反思與忠告,發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