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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七柱(上)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智慧七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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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8278523
勞倫斯/著
蔡憫生
馬可孛羅
2000年9月26日
160.00  元
HK$ 136  







叢書系列:探險與旅行經典文庫
規格:精裝 / 576頁 / 22*16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出版地:台灣


探險與旅行經典文庫


人文史地 > 世界史地 > 地區史 > 亞洲地區









  「 在文學上,本書勞倫斯的著作不多,卻無一不重要。《智慧七柱》記錄他自己在沙漠中的戰爭回憶,已被公認為「英語文學中最偉大的現代史詩」,借邱吉爾的評語來說:「它躋身於英語文學最偉大的作品之中,在戰爭與冒險的描述上,無人能超越。」《智慧七柱》在出版時固然洛陽紙貴,今日的光輝也依舊不減,地位則有越來越高之勢。 在軍事上,他是巴勒斯坦戰役的決定性人物,當代戰略專家Bevin Alexandere更把他和拿破崙、毛澤東、隆美爾等人並列,認為是使上最偉大的軍事將領之一,對游擊戰的理論發明貢獻尤多。」-摘自詹宏志《阿拉伯的勞倫斯》導讀 勞倫斯利用阿拉伯沙漠漫無邊際、變化難測的特性,率領三千阿拉伯抗暴軍,神出鬼沒,專事破壞土耳其的補給鐵路,牽制了五萬以上的土耳其正規部隊,創下歷史上代價最小而獲利鉅大的戰果,而且當時他的年紀還不滿三十歲。 

作者:T.E.勞倫斯

  1888年出生於英國威爾斯,曾就讀於牛津高中、牛津耶穌學院及麥格戴倫學院。他後來獲得獎學金成為牛津全靈學院的研究生。由1910至1914年,他擔任大英博物館在幼發拉底河畔的卡契米希考古隊的助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投筆從戎,於1917年正式成為溫蓋特將軍率領的漢志遠征軍參謀官。1918年,他轉至艾倫比將軍麾下。他在1919年成為英國參與巴黎和會的代表團成員,並於1921及1922年擔任英國殖民部中東署的阿拉伯事務顧問。「阿拉伯的勞倫斯」這則傳奇令他不堪其擾,因而於1927年改姓蕭(Shaw)。他加入英國皇家空軍擔任空軍地勤技師,蟄居於英格蘭多塞特郡一棟農舍中,如今這棟農舍為國家信託(National Trust)的財產。他在1935騎機車車禍身亡。



導讀
詹宏志

金色靈魂的戰士:阿拉伯的勞倫斯

  「人皆有夢,但多寡不同。夜間作夢的人,日間醒來發現心靈塵灰深處所夢不過是虛華一場;但日間作夢的人則是危險人物,因為他們睜著眼行其所夢,甚至使之可能。而我就是如此。」──阿拉伯的勞倫斯,《智慧七柱》

戰爭改變了學者

  1914年第一次大戰爆發時,出身牛津大學的湯姆士.愛德華.勞倫斯(T. E. Lawrence, 1888-1935)剛剛才二十六歲。

  按照他更年輕時的發展軌跡,他本來應該成為一位傑出的考古學者;當時,他已經是個旅行老手,足跡踏遍敘利亞、巴勒斯坦等地,加上他的阿拉伯語流利,歷史成績優秀,古典基礎深厚,並且有多年在中東實地考古發掘的經驗,璀璨的學術前景幾乎是可期待的。

  但二十六歲以前的勞倫斯,對這樣一個皓首窮經的「光明前程」,似乎是有一些猶豫和保留,一九一一年他曾在家書中寫下:「我絕不會把精力耗費在寫歷史書、或當考古學家之類的垃圾,我寧願去寫小說,或者當個報紙的特派員。」他的內心似乎是有一種年輕的浪漫激情,不願人生一早就埋頭於舊紙堆中,他更情願找到一種有創造性的生涯(小說家或記者,代表的就是不願和既定軌跡妥協的替代品),這種內心掙扎的力量正汲汲於找到一條出路。突然之間,戰爭爆發,一條全新的路找上了他。

  他沒有成為學者,也沒成為記者,他成了一名戰士,一位帶領沙漠部落烏合組成的游擊隊領導人,他改變了整個阿拉伯半島的歷史,也改變了世人對阿拉伯民族的了解與想像。

  這就是「阿拉伯的勞倫斯」(Lawrence of Arabia)的傳奇故事:而這其中,勞倫斯又留有一本奇書可供世人回味(勞倫斯當然不是一般粗魯不文的游擊隊領袖,世上有那些游擊隊首領能寫出這樣文采絕倫、充滿詩人情懷的書,又能翻譯荷馬的古希臘史詩?),但這樣的歷史浪漫恐怕是世界「現代化」以前的奇緣,如今已經是不可復得了。

  在戰爭歷史上,這位斯文矮小的牛津畢業生是一位不世出的軍事天才;當代戰略專家貝文.亞歷山大(Bevin Alexander)就把勞倫斯拿來與漢尼拔、拿破崙、古德林、毛澤東、隆美爾等人並列,認為是史上最偉大的軍事將領之一。勞倫斯的軍事貢獻在那裡?主要在游擊戰的理論發明與行動實踐。他首先創造了一種利用沙漠的特性,讓阿拉伯部落軍神出鬼沒於自然地形掩護之中,卻讓設備精良的正規軍無計可施(正規部落沒有能力進入無法補給的沙漠),用幾千個人牽制了數萬土耳其軍隊於阿拉伯半島(連帶地也牽制了土耳其對盟國德軍的支援),最後不得不全盤退出,堪稱是戰史上耗費代價最小、收效最大的游擊戰略應用,是一場「勞倫斯式」最聰明的戰爭。

旅行成就了戰事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勞倫斯放下已經進行了幾年在卡契米希(Carchemish)的考古工作,回到英國自願從軍;但當時自願入伍的愛國青年太多,身高太矮的勞倫斯根本排不上隊伍,後來土耳其參戰,成為德軍的盟國,英國軍方覺得勞倫斯等人對中東的了解,也許有助於情報戰,因而接受他從軍;一開始,他牛刀小試地一個人寫出一份厚達一百九十頁精彩的〈對西奈半島之軍事報告〉來(這份報告現在還保存在英國國防部檔案中),隨後又把他派到對土耳其作戰的總部開羅去,一場驚天動地的沙漠史詩才就此展開。

  這一場大行動基於英軍的一個理論,認為必須守住蘇伊士運河,才能防止德軍的勢力危及印度(英國殖民地與重要的補給來源);守住蘇伊士運河的關鍵則在於如何化守為攻,主動出擊德國的盟軍土耳其,而打擊土耳其的一個成本較低的方法,是發動蠢蠢欲動的阿拉伯人的民族主義,以反抗土耳其統治的方式形成敵盟的騷擾與壓力。勞倫斯也是此一理論的熱誠推銷者兼規劃者,早期他曾給一位朋友寫信說:「我要聯合各地區之勢力,以胡笙的名義由漢志地區發動爆動,直到席捲整個敘利亞,你也知道胡笙在敘利亞德高望重。我們與他組成聯合陣線,提供他一切所需,我想紐坎和我將到鞏菲達,當伊德里斯的軍師。如果伊德里斯的表現不負重望,則可長驅直入大馬士革。」可見勞倫斯後來在阿拉伯沙漠轟轟烈烈的行動,早就是他成竹在胸的計畫。

  勞倫斯後來如願以償,被英國政府派往阿拉伯半島,連絡並策動阿拉伯人起來對抗土耳其統治。但阿拉伯半島上的各部落各擁其主,互不聽令;他們並不是現代化的國家或軍隊,面對的也不是現代化的「環境」(大自然,尤其是沙漠,還支配著生活其上的人群)。勞倫斯來到這樣一個環境,面對這樣一群獨特的民族與文化,儘管是一場軍事行動,關鍵卻是一段又一段克服自然環境的「旅行」;而勞倫斯嘔心瀝血、震驚世界的著作《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 1926)記錄的正是他這一段沙漠戰爭回憶,它當然是戰史的經典,但更是冒險與旅行的不朽經典。

  《智慧七柱》篇幅不小,英文原書近七百頁,譯成中文更厚達千頁;但這是英語文學中最偉大的現代史詩,借英國首相邱吉爾的話來說:「它躋身於英語文學最偉大的著作之中,在戰爭與冒險的描述上,無人能超越。」

  事實上,勞倫斯的《智慧七柱》是旅行經典中罕見冒險行動與文學技藝同樣偉大的作品。從行動來說,勞倫斯曾率五十人,帶六週之糧,穿越世人認為不可能穿過的內夫德沙漠(Nefud),那一路上是烈日晒炙而毫無水源的地形,路途備極艱辛,沒有人相信他真的能完成不可思議的沙漠行軍,來到了阿拉伯北部的席勒漢河谷(Wadi Sirhan);在那裡,他結合了北方部落酋長奧達.阿布.塔伊(Auda Abu Tayi),借奧達的聲望募得五千士兵。雖然這個部隊武器落後,火藥糧食兩缺,但越過沙漠、俯攻海岸的阿卡巴港(Akaba)是土耳其軍隊不能想像的事,所有碉堡大砲都面向大海,根本無法對抗來自背後山頭的天降神兵。不管從戰役,或從旅行,這場大行動都是經典。因為旅行在這裡就是戰爭,越過沙漠就贏得戰爭,戰勝自然就戰勝敵人。

  《智慧七柱》記錄了這些沙漠抗暴軍的故事與行動,又記錄了勞倫斯個人的思索與心境。在文學上,它既是記錄的,也是反省的;既是史學,也是文學;既是英雄行徑,也是詩人情懷。如果旅行文學能有令人振奮的作品,《智慧七柱》當然是不可或缺。

編輯前言
詹宏志

探險家的事業

  探險家的事業並不是從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才開始的,至少,早在哥倫布向西航行一千多年前,中國的大探險家法顯(319-414)就已經完成了一項轟轟烈烈的壯舉,書上記載說:「法顯發長安,六年到中國(編按:指今日的中印度),停六年,還三年,達青州,凡所遊歷,減三十國。」法顯旅行中所克服的困難並不比後代探險家稍有遜色,我們看他留下的「度沙河」(穿越戈壁沙漠)記錄說:「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這個記載,又與一千五百年後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穿越戈壁的記錄何其相似?從法顯,到玄奘,再到鄭和,探險旅行的大行動,本來中國人是不遑多讓的。

  有意思的是,中國歷史上的探險旅行,多半是帶回知識與文化,改變了「自己」;但近代西方探險旅行卻是輸出了殖民和帝國,改變了「別人」。(中國歷史不能說沒有這樣的例子,也許班超的「武裝使節團」就是一路結盟一路打,霸權行徑近乎近代的帝國主義。)何以中西探險文化態度有此根本差異,應該是旅行史上一個有趣的題目。

  哥倫布以降的近代探險旅行(所謂的「大發現」),是「強國」的事業,華人不與焉。使得一個對世界知識高速進步的時代,我們瞠乎其後;過去幾百年間,西方探險英雄行走八方,留下的「探險文獻」波瀾壯闊,我們徒然在這個「大行動」裡,成了靜態的「被觀看者」,無力起而觀看別人。又因為這「被觀看」的地位,讓我們在閱讀那些「發現者」的描述文章時,並不完全感到舒適(他們所說的蠻荒,有時就是我們的家鄉);現在,通過知識家的解構努力,我們終於知道使我們不舒適的其中一個解釋,就是薩依德(Edward W. Said)所說的「東方幻想」(Orientalism)。這可能是過去百年來,中文世界對「西方探險經典」譯介工作並不熱衷的原因吧?或者是因為透過異文化的眼睛,我們也看到頹唐的自己,情何以堪吧?

編輯人的志業

  這當然是一個巨大的損失,探險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大內容;不了解近兩百年的探險經典,就不容易體會西方文化中闖入、突破、征服的內在特質。而近兩百年的探險行動,也的確是人類活動中最精彩、最富戲劇性的一幕;當旅行被逼到極限時,許多人的能力、品性,都將以另種方式呈現,那個時候,我們也才知道,人的鄙下和高貴可以伸展到什麼地步。

  西方的旅行文學也不只是穿破、征服這一條路線,另一個在異文化觀照下逐步認識自己的「旅行文學」傳統,也是使我們值得重新認識西方旅行文學的理由。也許可以從金雷克(Alexander W. Kinglake, 1809-1891)的<日昇之處>(Eothen, 1844)開始起算,標示著一種謙卑觀看別人,悄悄了解自己的旅行文學的進展。這個傳統,一直也藏在某些品質獨特的旅行家身上,譬如流浪於阿拉伯沙漠,寫下不朽的<古沙國游記>(Arabia Deserta, 1888)的旅行家查爾士.道諦(Charles Doughty, 1843-1926),就是一位向沙漠民族學習的人。而當代的旅行探險家,更是深受這個傳統影響,「新的旅行家像是一個來去孤單的影子,對旅行地沒有重量,也不留下影響。大部分的旅行內容發生在內在,不發生在外部。現代旅行文學比起歷史上任何時刻都深刻而豐富,因為積累已厚,了解遂深,載諸文字也就漸漸脫離了獵奇采風,進入意蘊無窮之境。」這些話,我已經說過了。

  現在,被觀看者的苦楚情勢已變,輪到我們要去觀看別人了。且慢,在我們出發之前,我們知道過去那些鑿空探險的人曾經想過什麼嗎?我們知道那些善於行走、善於反省的旅行家們說過什麼嗎?現在,是輪到我們閱讀、我們思考、我們書寫的時候。

  在這樣的時候,是不是<旅行與探險經典>的工作已經成熟?是不是該有人把他讀了二十年的書整理出一條線索,就像前面的探險者為後來者畫地圖一樣?通過這個工作,一方面是知識,一方面是樂趣,讓我們都得以按圖索驥,安然穿越大漠?

  這當然是填補過去中文出版空白的工作,它的前驅性格也勢必帶來爭議。好在前行的編輯者已為我做好心理建設,旅行家艾瑞克.紐比(Eric Newby, 1919- )在編<旅行家故事集>(A Book of Traveller’s Tales, 1985)時,就轉引別人的話說:「別退卻,別解釋,把事做成,笑吠由他。」(Never retreat. Never explain. Get it done and let them howl.)

  這千萬字的編輯工作又何其漫長,我們必須擁有在大海上漂流的決心、堅信和堅忍,才能有一天重見陸地。讓我們每天都持續工作,一如哥倫布的航海日記所記:「今天我們繼續航行,方向西南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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