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夏，我初到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上學時有「美國凱恩斯」之稱的韓森（Alvin H. Hansen，1887~1975）教授所開的當時極負盛名的「財經政策研討課」，那時已改稱「經濟分析與公共政策」，讀了他所著的Fiscal Policy and Business Cycles (Norton, 1941)。其中有一章之後印了薩繆森（Paul A. Samuelson，1915~2009）所寫的論文，做為附錄。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薩氏的名字，他那篇論文稱為「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閱讀之後甚為欽佩。後來知道他是韓森教授於1938年到哈佛任教的第一批學生之一，三年後得到博士學位，當時正在附近的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任教。
到了1950年，我在台灣選擇教書為我終生的職業，先是在省立行政專科學校（即為今日台北大學的前身）與淡江英語專科學校（即為今日淡江大學的前身）各兼任一門課，後來前者就改聘我為專任教授。到了1952年國立台灣大學聘我為專任教授，教經濟政策與經濟學兩門課。當時台灣由於戰後復員不久，一切都極為簡陋，尤其是圖書雜誌方面更是貧乏，有文化沙漠之稱。有一天聞有一位友人隨手帶回一本薩繆森寫的《經濟學：初步的分析》（Economic: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一書，我向他借來一閱，這是我第二次看到他的名字與作品。這次我對薩繆森的反應就不僅是欽佩而已，而且還有感激之情。因為他這本書告訴我，當年我在哈佛時親眼看到的那種轟轟烈烈的凱恩斯革命是成功了。現代經濟學是完全更新了。這就使我能改進我的教法，結果甚獲學生之讚賞。我在台大的聲譽顯然是提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