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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賈伯斯：天才巨星的挫敗與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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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不是歷史：文革的紀實與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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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12878
			啟之/主編
			要有光
			2013年4月24日
			173.00 元
			HK$ 147.05

詳
細
資
料

叢書系列：知青年代
規格：平裝 / 404頁 / 25k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出版地：台灣

知青年代

分
類

人文史地 > 中國史地 > 朝代史 > 民國

同
類
書
推
薦

閻錫山故居所藏第二戰區史料：第二戰區抗戰要役紀（下）

閻錫山故居所藏第二戰區史料：第二戰區抗戰要役紀（上）

閻錫山故居所藏第二戰區史料：第二戰區之過去與現狀

其
他
讀
者
也
買

內
容
簡
介

　　整個社會遲遲未曾公開面對的禁忌色彩，加上人們對中國現狀的持續不滿，造就了一則則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傳說。

　　揭開誇飾和想像，故事底下藏著的真相究竟是什麼？
　　我們都在追問。

　　Truth vs. Myth

　　故事未必是歷史──事實上，好故事往往不是好歷史。

　　道德評判不能代替事實考證，政治正確不能代替事實準確。關於文革的種種書寫與回憶，哪些是故事？哪些是歷史？

　　本書作者群包括葉維麗、李紅雲、范世濤、余汝信、顧土、遲澤厚、尹曙生、蔣平安、宋彬彬，破除故事與浪漫的傳說，重新透過考證和第一手見證，合力為那癲狂的時代，找一個真相。

本書特色

　　以扎實的考證和一手見聞，還原文革歷史真相。

作者簡介

啟之

　　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著有《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與「挖肅」運動》、《毛澤東時代的人民電影》、《姜文的「前世今生」：鬼子來了》、《中西風馬牛》等書。編著《溫都爾汗的幽靈：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後的回憶與思考》，譯有《香港淪陷與加拿大戰俘》等作品。

目
錄

編者前言

【論文】
卞仲耘之死／葉維麗
好故事未必是好歷史－－再談卞仲耘之死／葉維麗
工作組與師大女附中文革／李紅雲
文革是怎樣發動起來的？－－以北師大女附中為例／范世濤
文革日記：規訓、懲罰和日常記錄／范世濤
紅衛兵抓走彭真－－對照民間記載與高層言辭的變化／范世濤
關於高萬春之死及其它／范世濤
中共九屆二中全會第六號簡報讀解／余汝信
吳法憲1971年4月9日檢討讀解／余汝信
李作鵬的「九一三」／余汝信
中央文革小組情報搜集機制述略／余汝信
康生的另一面／余汝信

【評論】
「戰爭危險」與文革－－文革思想遺產斷想之二／顧土
愛國主義與文革－－文革思想遺產斷想之三／顧土
「為人民服務」與文革－－文革思想遺產斷想之七／顧土
榜樣與文革－－文革思想遺產斷想之十一／顧土
親歷者的感想－－《分裂的造反：北京紅衛兵運動》讀後／葉維麗
假作真時真亦假－－質疑〈邱會作之父得罪班長挨了打〉及其他／遲澤厚

【往事】
青海省長王昭－－從糾「左」、偏「左」到被「左」扼殺／尹曙生
我的回憶－－文革中的「楊余傅事件」／蔣平安
四十多年來我一直想說的話／宋彬彬

編後記

序

編者前言

　　這本書的書名「故事不是歷史」，概念來自於書中的一篇文章。以此為名，是因為當代國史充斥著無數的「好故事」，而這本書中的文章非但談不上「好故事」，而且還為「好故事」所痛恨。因為這些文章的作者們剝去了「好故事」的偽裝，指出了它們的謬誤。「故事」與「歷史」的不同之處在於：「故事」是可以杜撰的，而「歷史」是事實，其真相只有一個－它是要用大量的、客觀的史料證明的。我們要對「文革」進行反思，首先要恢復歷史的真相。作者們正是懷抱著這樣一個共同的目的：求索被「好故事」歪曲、粉飾、遮蔽的真相。

　　這一求索之旅，首先從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八五事件」起步。領跑者葉維麗是這所著名的女子中學的66屆初中畢業生，耶魯大學史學博士，麻省波士頓分校大學的歷史教授。雖然人在大洋彼岸，但是她念念不忘中國的「十年浩劫」，尤其是其母校在文革初發生的「八五事件」。這一心結，促使她在2006年用英文寫下了〈卞仲耘之死〉的長篇論文，在這篇基於大量調查訪談的文章中，她分析並描述了文革「再次發動」（1966年7月至秋季）的特點：毛鼓動天下大亂，黨政機構癱瘓，在毛的縱容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狂熱的青少年／紅衛兵的暴力從學校走向社會。她認為，「八五事件」中的卞仲耘之死，是這些因素共同造成的結果。

　　五年後，葉維麗又用中文寫下了〈好故事未必是好歷史：再談卞仲耘之死〉。在這篇文章中，葉向多年來擔任「歷史義工」，為文革中慘死的「小人物」伸張正義的校友王友琴表示敬佩，也就王友琴對「八五事件」的敘述和解釋，提出了五點有力的質疑，其中十分關鍵的一點是，王友琴所在的高一三班恰恰是鬥爭校領導的始作俑者，為什麼王多年來卻始終堅持將矛頭指向既沒有發起鬥爭校領導、也沒有參與打人的宋彬彬？

　　葉維麗認為，在「八五事件」上，王友琴講述的是一個關於「宋要武傳說」的好故事，而不是經得起推敲的「好歷史」。因此，葉提醒王「切記道德評判不能代替事實考證，政治正確不能代替事實准確，這樣才能在歷史上站住腳。」

　　因為「八五事件」與北京中學紅衛兵運動有關，所以，葉維麗對這一運動有著一份執著的關注和深入的思考。她對斯坦福大學Andrew Walder教授的新著《分裂的造反：北京紅衛兵運動》的評析表現了她思考的縝密和深度。她指出，Andrew Walder用「輸不起」來解釋北京天派地派之間的爭鬥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也存在著明顯的缺欠。首先，這一結論缺乏對文革的整體把握，忽略了逍遙派群體的存在。其次，這一結論缺乏對派仗參與者心態的深入瞭解，忽略了信念在他們身上所起的作用。再次，這一結論缺乏對對抗性群體心理的理解，忽略了古今中外大量存在的兩派無法和解的事實。另外，葉維麗還指出，Andrew Walder對北京的中學生在文革中的重要性缺乏充分的認識，如紅衛兵組織的發起，中學紅衛兵對毛澤東造反思想的領悟與呼應，他們在暴力上所起的示範作用，以及中學生們開創的「青年亞文化」等等。

　　繼葉維麗之後，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李紅雲也加入了求索「八五事件」真相的行列。李是師大女附中的67屆初中畢業生，卞仲耘之死同樣讓她刻骨銘心。她在〈工作組與師大女附中文革〉一文中，詳細考察了工作組在女附中的活動：工作組進校後「按照以往的做法，貫徹了黨的階級路線，在女附中主要體現為依靠幹部子女。」然後「將運動的目標鎖定為以卞仲耘、胡志濤為首的女附中領導。」她的結論是：「由於工作組對揭批運動出現的暴力傾向沒有制止，為後來的暴力和卞仲耘之死埋下了禍根。」工作組的撤離使局面失去了控制，卞仲耘即死在這種情勢之下。在敘述工作組開展運動的時候，李紅雲還對工作組撤銷時女附中是否成立了紅衛兵或類似的組織這一爭論不休的問題，做出了否定的，但令人信服的回答。

　　北京師大女附中的文革也吸引了七零後的關注。年輕的經濟學博士，北京師範大學教師范世濤從1966年兩位女附中同學的日記或筆記入手，揭示了卞仲耘早在「五一六通知」通過之前就動員全校師生積極、主動、自覺地參加這場不久置她於死地的運動；在全校動員會議後不久，卞仲耘書記按照上級傳達的宋碩5.14報告要求「加強領導」，採用班會、小組會為主的模式揭批「三家村」。但官方以支持「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方式根本改變了宋碩的身份和他的報告的性質，這使認真落實宋碩的基層幹部陷入「執行了前北京市委修正主義路線」的政治困境。於是，運動的矛頭由揭批「三家村」直接轉向本校的領導。工作組進駐後，這種轉向就正式確立下來了。他的《文革是怎樣發動起來的－以師大女附中為例》一文，雖然重點探討工作組進駐前女附中開展文革的情況，但主要目的是通過這樣一個案例揭示北京市教育系統文革初期的發動過程：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聶元梓等人大字報從根本上改變了宋碩及其報告的性質，各單位的運動矛頭紛紛從「三家村」轉向按照宋碩報告要求領導運動的本單位領導，學校的日常運轉難以繼續，中央不得不迅速派出工作組來穩定秩序，而校領導由於前一段的緊跟而犯了「修正主義路線」錯誤，正式成了鬥爭的重點。

　　借助於搜集來的日記，范世濤還在〈紅衛兵抓走彭真－對照民間記載與高層言辭的變化〉一文中披露了周恩來在紅衛兵揪鬥彭真前後判若雲泥的表現，訂正了若干重要當事人回憶這一事件時的不實之辭；在〈關於高萬春之死及其它〉一文中，糾正了王友琴在〈學生打老師：1966年的革命〉等文中描述的北京26中校長高萬春之死主要情節的錯誤，並提出了訪談者利用口述資料時怎樣維持學術規範等方法論問題。范世濤的論文常以收集利用民間日記為基礎，在他的四篇文章中，〈文革日記：規訓、懲罰和日常記錄〉一文最有學術文獻價值和思想文化含量。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對毛時代如何利用私人日記規訓思想、懲罰異己，洗澡洗腦等做了相當精彩的描述與剖析：文革前，政教部門用雷鋒日記培養全民的愚忠，以至於雷鋒本人都要按照媒體公佈的雷鋒日記來校正、提升自己後來的日記行為。文革中，抄沒審查私人日記成了時尚，日記成了專政機關陷人於罪的證據，成了論證懲罰合法性的手段，成了變相的認罪書，成了不敢記錄真情實感的流水賬。但是，文革並沒有像王友琴所說的「摧毀了中國人的日記」－在整個文革時期，這種古老的文體仍舊活躍，為文革研究提供了數量巨大的民間記錄文本。

　　在求索歷史真相的隊伍裡，余汝信是一位奇人。他是商界人士，卻對文革研究情有獨鍾；他不是教授博導，卻有著遠遠超過官方學者的才學識膽；他沒有單位的圖書館、資料室做後盾，卻掌握並熟知大量的文獻資料且長於考證勘比。這一去偽存真的功夫在本書收入的五篇文章可見一斑。通過《吳法憲回憶錄》和《吳法憲1971年4月9日檢討》這兩個文本的比較，以及與其他文獻互參，余汝信揭示了兩個被長期掩蓋的事實：一、吳法憲迎合上意的不實交待，為官方給林彪羅織罪名提供了證據。批林批孔材料中所謂的林彪集團試圖通過設國家主席來搶班奪權云云，不過是偽證的產物。二、「《周恩來年譜》說毛批評了江青，是為毛作掩飾。」毛澤東心裡是袒護江青，袒護文革極左派的。

　　在〈李作鵬的「九一三」〉一文中，余汝信通過對《李作鵬回憶錄》中的相關內容逐句逐字的分析，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毛企圖用南巡講話來敲山震虎，沒料到，那虎一口氣跑出了中國。而周恩來在「九一三」事件發生後的表現，不僅僅有自保求存之心，更有落井下石之意。因此，「九一三」的最大責任人，應該是毛本人。而周則是助紂為虐。」

　　《中共九屆二中全會第六號簡報》因為力挺毛是天才和要求設國家主席。被毛澤東定性為「反革命的簡報」，在批林運動中遭到了大批特批。余汝信通過讀解簡報，勘比吳德的回憶和批林材料，以及對相關人員－汪東興、陳毅、錢學森、鄭維山在事件之後的處理情況的分析，得出這樣的結論：毛的這一指控其實就是給林彪一夥打棍子、扣帽子，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說到底，就是要保張春橋，保文革的極左路線。餘汝信進而認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要反對張春橋一類極左派，沒有其他的理論武器，也不可能拿起其他的理論武器。只得站在比他更左的方位，以其反對毛、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林彪為藉口。」因此，林彪等人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表現值得肯定，它符合歷史前進的大方向。「如果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打張的中央委員們有什麼錯，只是錯在選擇了這麼一個發難的時機。」

　　文革中，毛澤東是否瞭解下面的情況，他通過哪些途徑瞭解，瞭解的範圍和程度如何，諸如此類的問題，不但為學界所關心，也為百姓所關注。然而，迄今出版的黨史國史文革史對此或刻意迴避，或含糊其詞。余汝信迎難而上，在〈中央文革小組情報搜集機制述略〉一文中，告訴我們，為了開展這場史無前例的革命，毛拋開了他不甚信任的、遍佈全國的新華社，轉而借助中央文革小組，建立起另外一個高度機密的情報系統－一個組織嚴密、功能齊全，代號811的資訊中心。這個中心「下設編輯組、通聯組、秘書組、後勤組，以及派到全國各地的記者組。通聯組負責接收和抄錄各地記者組的稿件、電話，初審、登記後送編輯組，由編輯組編成《文化革命簡報》和《快報》。」前者每天一份，後者每天數十份。《快報》印數極少，最多不超過三十份，只發給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而它的期數極多，僅1967年就出了六千餘份。

　　為了讓讀者一窺《快報》的廬山真面目，余汝信從1967年4、7、8、10四個月中的《快報》中，各選了一期，它們的內容分別是：一、西安的「紅色恐怖隊」抄家打人，與「聯動」沆瀣一氣，反對中央文革。但因其頭目是軍區領導之子，所以，軍區對他們採取包庇態度（第0159號）。二、太原奪權功臣，北京軍區第二政委張日清刁難記者，張家有十二間屋子，但只有一間掛毛像，劉鄧的畫像被精心保存，紅寶書被冷落（第3096號）。三、廈門軍管會以明搶實送的方式將大批槍支彈藥送給保守組織「革聯」，兩名武裝部長跳樓自殺。「革聯」煽動農民進城械鬥，死傷嚴重，市內一片混亂（第3709號）。四、以成都地質學院「解放大西南戰鬥團」為首的「紅成」派，極力反對省革籌幹部劉結挺、張西挺（第4852號）。在對這幾期《快報》做了周詳的分析之後，余指出：就總體上講，「中央文革小組記者站的採編活動，是服務於中央文革小組所執行的文革極左路線、方針和政策的。記者站記者所反映、上報的各地動態，普遍帶有記者本人主觀的、強烈的傾向性，而並非是純客觀的、中立的、不偏不倚的。記者既有的傾向性加上身在北京中央文革小組內受到極左思潮薰陶更深的編輯們的加工改動，使情報資料的傾向性更為明顯。」不管這些記者多麼富於獻身精神，他們歸根結底是為一條是非混淆、黑白顛倒的極左路線服務的，「他們越努力，其實不過就是為這條錯誤路線提供更多的彈藥而已。」因此，這個「記者站的一切所作所為，應該而且必須同文化大革命一樣一並加以徹底否定。」余進一步指出：「每天能看到十多二十份《快報》的毛澤東，應對全國類似情形瞭若指掌。」「官史說毛對很多事毫不知情，受江青等人所利用所蒙蔽，自然是罔顧事實，為毛開脫。」

　　求索真相需要學術研究，也需要思想評論。前者靠實證邏輯安身，後者以睿智感悟立命。評論的優點是靈活親切，轉換自如，貼近時代。本書所收的五篇評論文章，有四篇出自顧土之手。顧土是北京一家大報政文部的高級編輯，也是《記憶》的主筆之一。三年前，他在《記憶》上開闢專欄，成為「文革思想遺產研究」的先鋒和重鎮。他的評論敏銳、犀利且聯想豐富，視野開闊。似乎信筆寫來，卻足以發聾振聵，解愚啟蒙。

　　比如，作者用大量事實告訴我們，毛時代，尤其是文革時期籠罩著全國的戰爭威脅論，不過是執政黨自造的幻影。所謂來自臺灣、蘇聯、美國的戰爭危險不過是執政黨一廂情願的無限誇大。作者指出：「二次大戰前夕，英法等國政府錯誤估計了希特勒及其德國法西斯的意圖，因而推行了綏靖政策，給歐洲和世界帶來深重的災難，其領導人至今都為此背負歷史惡名。同樣，錯誤地誇大戰爭威脅而為國家帶來了惡果，其責任人也不能置身事外！1969年毛澤東提出『要準備打仗』，當年的國防戰備費用比上年增長34%，以後兩年又持續遞增15%和16%以上，大大干擾了國民經濟，讓本已十分困窘的人民生活雪上加霜，讓原已非常艱難的中國社會更為貧窮。僅此一條，一個政府及其領導人就應該承擔重大罪責。」（〈「戰爭危險」與文革〉）

　　對於毛時代大力宣傳的英雄模範，作者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英雄模範的基本品質就是「與現代的普世價值和常識認同大相徑庭」的愚忠、領袖崇拜、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而「楊水才、王國福，還有陳永貴等模範人物的事跡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帶來的最大影響，就是將大躍進、人民公社、趕英超美、一步跨入共產主義等荒唐的想像和硬性實踐加以合理化、現實化，是將科學社會主義退化為村社烏托邦。」（〈榜樣與文革〉）

　　這類鞭辟入裡的警世之論，在作者的文章中俯拾即是。可惜的是，因為篇幅所限，本書不能將作者的評論悉數收入。

　　在本書的作者中，遲澤厚是最年長者。他來自林彪領導的四野，長期在作戰部門工作，曾任黃永勝將軍的專職秘書。文革期間，任廣東省軍管會辦公室副主任及廣州軍區司令部動員部部長等職。1987年離休後，遲老以研究中共黨史、軍史為職志，撰寫、發表了大量重要文章。本書收入的〈假作真時真亦假－質疑〈邱會作之父得罪班長挨了打〉及其他〉一文，是他對程光所寫的《歷史的回顧》一書的批評。遺憾的是，遲老再也不能為文革史的撥亂反正的貢獻力量了－兩個月前（2012年10月26日）遲老在廣州病逝。

　　求索真相包括以求實之心記述生平，回憶往事。本書收入的三篇文章都是這一類作品。以尹曙生和宋彬彬為例。尹曙生是政法學院畢業的大學生，文革發動的前一年分配到青海省公安廳，親眼目睹了這場革命在青海的瘋狂。他以資深作家的嫻熟之筆，描述了青海省長王昭荒誕而悲慘的人生裡從糾正左傾到執行左傾，最後被極左奪去生命的真實經過。

　　宋彬彬是北京師大女附中66屆高三畢業生，1966年8月18日上天安門給毛戴袖章，毛在問了她的名字之後，來了一句「要武嘛！」。宋從此成了老紅衛兵的代表，成了文革的政治符號。四十多年來，堆積在這個符號上面的流言蜚語不計其數，關於宋要武打死七八個人的傳說不脛而走。宋彬彬在沈默了多年後，終於拿出勇氣，寫下了〈四十多年來我一直想說的話〉。此文在《記憶》上首發之後，在網上瘋傳，並引起了各種議論。有人表示遺憾，提醒《記憶》注意影響，不要拉偏架；有人表示憤怒，指責《記憶》為老紅衛兵，為「太子黨」說話；有人主張和諧，希望保護王友琴「文革研究第一人」的名聲，不要搞窩裡鬥；更有人造謠惑眾，說《記憶》之所以發表宋彬彬這篇文章，是因為拿了宋的錢。

　　我將宋文收入此書，與其說是傳播資訊，不如說是表明一種態度：求索真相，首先要允許人說話。不聽人家解釋而固步自封的「一家之言」，無論是怎樣的煌煌巨著，都只能是「好故事」，而不是「好歷史」。

編者識於2012.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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