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劍濤所關心的問題,正是最近數十年來國內外許多儒學研究工作者殫精以思的課題。上個世紀港臺新儒家學者唐君毅(1909-1978)、徐復觀(1904-1982)、牟宗三(1909-1995)都曾思考如何從儒家傳統開出民本政治的問題。唐君毅寄望於中國人文精神的重建,牟宗三訴諸於道德主體之「良知的坎陷」,而徐復觀則希望以儒家的性善論賦予現代民主政治以道德的基礎,並經由自耕農階級的復興,而創造「儒家民主政治」,我在拙著《東亞儒學視域中的徐復觀及其思想》一書(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9)中,對上述問題也有初步討論。最近有許多學者撰文探討儒學的民主觀、資本主義觀以及法治觀,對「儒學」與「現代」的接筍問題有所思考(參考:Daniel A. Bell and Hahm Chaibong eds., Confucianism for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劍濤在本書第10章主張:重建儒家「覆蓋律的普遍主義」立場,將儒家推進到與現代自由民主政體相得益彰的思想世界,是今天面對現代性儒學建構任務的儒家中人必須正視的要務。他關心的是「儒學如何開展其現代內涵」這個問題。20世紀港臺當代新儒家對這個問題的思考都聚焦在儒學的根本精神:「道德主體性的建立」這個問題,但是在21世紀的今日,儒學面臨的挑戰也許是:「道德主體性的客觀化如何可能」這個問題。用20世紀自由主義大師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的話來說,就是:傳統儒家思想家很重視以「自作主宰」(self-mastery)為核心的「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但卻忽視保障「積極自由」的「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換言之,傳統儒家重視「freedom of …」 而較為忽略「freedom from …」。我們在21世紀思考所謂「儒家民主」、「儒家憲政主義」或「儒家資本主義」等可能性的時候,恐怕也不能完全跳過其下層結構的基礎如「儒家民主」的經濟基礎與階級基礎等。劍濤正在構思「普世儒學」作為他下一部著作的主題,我相信儒學研究同道以及廣大的讀者都期待劍濤在下一部新著中,對上述問題提出他獨到的見解。我相信現在《複調儒學》這部書的出版,將為儒學研究開啟一個新視窗,並引領儒學與21世紀進行更深刻而具有創造性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