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轉向文化，是受到兩個概念上的轉變所刺激：第一，研究者開始注意到人們對於場所的理解，不單只是被賦予的，實際上是由文化建構而成的。第二，研究焦點轉而處理文化變遷的經濟基礎，並關注我曾在他處提出的「符號經濟」（economy of signs）（Lash and Urry 1994）。這也導致使許多研究開始重視所謂的文化產業－－藝術、觀光、休閒——文化產業如今已成為各地經濟、文化急遽改變的關鍵因素。
就在這些革新概念發展之際，我們對於社會和自然兩者關係的認知也有了些微改變。社會學是一門研究人類社會的學問，過去，社會學立論的大前提是，社會和自然彼此截然有別。如此的觀念其實透露出改造自然的想法，甚至還把自然概念化成應受人類、社會馴化與支配的不自由領域。不過近年來，將自然視為就在那裡（out there）且應受控制和支配的觀念，卻同遭學術和實務層面的批判（同樣參閱Lash and Urry 1994: 第十一章）。特別是環境保護運動已然改變我們對於自然的理解，而近年諸多新興構想認為自然同時涵蓋了社會和自然環境，其共通特點即是「整體的自然」（integral nature）。
本章的重點，我應當擺在鑽研多年的時、空議題上（參閱Urry 1981b; Gregory and Urry 1985）。本章我將會指出，時空議題在當代社會學理論本應舉足輕重，可然而實情並非如此。二十世紀社會理論史，就某些方面而言，係一部時空議題意外缺席的歷史。不過我也會指出，時空議題不盡然一片空白。四處突圍的時間與空間論點，試圖破除原有的看法，這些既有概念一再清楚界定出立基在與無涉時間與空間的社會學。社會，向來被當作從內部自行生成，有它們各自的社會結構，完全不受時間、空間所囿。此外，每個社會自成一格、互不往來，社會的界限幾乎等同於民族國家的疆界，舉凡規範共識、結構衝突或策略行為，在概念上多半被當作社會內部運作的過程。除卻都市及鄉村社會學，學界很少去正視社會內部空間彼此分化、區隔的過程。因此，二十世紀社會學研究的焦點多半側重在獨立的社會體系，認為社會結構不因空間條件不同而有所差異，也很少認真分析各式各樣的社會時間（social times），更無視場所和組織在重要意義上而言，其實是有時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