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貧窮與能動性
政治學雖然沒有直接處理貧窮的問題，但是在政治學的研究議程上，貧窮卻是一個無所不在的課題。不同的政治理論如自由主義、馬克斯主義、制度主義、儒家思想、社會主義，對貧窮的定義與分析亦不同，所以改善貧窮現象的策略就不同。
本書根據在湘西與廣西考察扶貧工作時的訪談資料，讀出了隱含各種立場的貧窮論述，貧窮所指涉的內涵，包括收入、溫飽、生產條件、效益動機與生態環境。雖然可以抽象地定義貧窮，但實踐中卻很難客觀地界定貧窮，使得縣政府、扶貧隊、村幹部與村民都得以參與詮釋貧窮。其中生態扶貧的提法將落後與先進，匱乏與豐富等相對的概念統合在一起，最具有在論述上產生突破效果的潛能，使得貧窮這個原本由國家機器所建構的論述，具有了不可壟斷的意義空間。
湘西生態扶貧論述給村民提供了某種發展主體能動意識的機緣。生態是一種具有在地性的論述，在地村民站在生態的基礎上，能夠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能有所自信地形成一套看法，具備不同於國家的視角，對國家政策提出不同看法，說明生態意識不是國家幹部能夠片面封鎖的一套動員工具，而是備受競爭的一個觀念場域。
國家在生態論述中發展出來的遷村政策，反而是與生態論述不全一致的產物。固然在表面上，為了保護生態而遷徙，似乎是對生態的尊重，但深層裡卻因為牴觸了村民對自己在生態中的定位，造成村民主體意識中所萌生的某種抗拒力量。恰巧由於遷村的執行遲緩，意外凸出村民的生態保護與國家的生態保護重點不同，畢竟村民不會相信自己世代居住的原始森林，將因為自己繼續生活在此而遭破壞。
而為了脫貧，他們之中便有人積極擴建，以吸納更多的遊客，忤逆了封山政策，也就將鄉民的主體性反襯出來。生態扶貧的概念讓他們超越貧困村的自我理解，則他們的抗爭就不是單純的反抗國家政策，因為他的主體性不全來自國家，而更奠基在他們熟悉的、融入的、且國家已經認可的他們世代生活的環境上。
本書考察的地點是湘西永順縣、鳳凰縣與廣西壯族自治州百色市，以扶貧幹部的思路內容作為分析重點，歸納他們因為參與扶貧工作後，對自身認識曾產生了什麼樣的演化，在他們論述貧困的過程中，如何保留了原本對貧困的某些想法，如何又融合了某些來自貧困村民的角度，甚至開發出與貧困概念不直接相關的其他情感。
當前扶貧的研究預設了某種由外而內與由上而下的角度，故總是從國家政策指標來評價貧困村，或從外來資金技術角度來要求貧困村，因此忽略掉，各級扶貧幹部並不是單方向片面地在改造貧困地區而已，相反地，在與貧困村民、其他扶貧幹部及來自貧困區之外的上級、專家、媒體的互動中，扶貧幹部不斷自我修正，開發了一些不為人知的知識途徑，容許原本沒有論述能力的貧困村民，取得某種參與的機緣，自覺或不自覺地透過社會關係網的建立與情感交流，把自己對於扶貧的情緒，經由扶貧幹部的體會後，翻譯成與流行扶貧論述不全然一致的發言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