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在人生的列車上

前言

　　跨越「人生」的飛行

　　人生有三個「社圈」。一般來說，家庭成員，構成自己的「第一社圈」，同學、同事、朋友、熟人構成「第二社圈」。人生還有「第三社圈」，這就是通過電視、廣播、報刊、網絡間接接觸和瞭解自己的人。很多默默無聞的人沒有「第三社圈」，他們以為，那些舞台明星和政治明星，光彩奪目，殊不知，在明亮的光線後是一片陰影。事實上，默默無聞能給純樸的人帶來平靜的生活。

　　一個人的「一生」，在一般情況下，「三個社圈」會發生變動，然而是連續的，即使移居「異國他鄉」，原來熟悉的人，當他回到「舊地」時還能見面。但我發現，當我與我妻子在一個「荒島」上待了一晚，我原來的「人生」基本上就消失了，進入了另一個「人生」。

　　一九七八年九月，在「真理標準」討論中，我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篇談「三個法庭」的文章，呼籲為「天安門事件」翻案，第二年，改寫成《跨越「時代」的飛行》一書，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一本哲學幻想小說，我乘的是一艘能穿越時空的「飛艇」，訪問了十六世紀意大利的「宗教法庭」、十八世紀法國的「理性法庭」和未來中國的「實踐法庭」。

　　今天這本書，取名為《在人生的列車上》，也可以稱為《跨越「人生」的飛行》，但這一本書不是「幻想小說」，而是真實人生記錄，記錄了我在北京、巴黎、紐約五十年兩個不同人生的所見所聞。我的人生中途有一個「大峽谷」，只能「飛行」過去。

　　一九八九年從北京到巴黎，我發現，我的人生經歷，不是感受到了中國與西方「兩個世界」的不同，而是進入了兩個不同世紀，感受到了「兩個人生」的不同，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八日，就是我人生的「大峽谷」。新的環境、新的朋友、新的感受，與「第一人生」如此不同。到今天，我無法像移居「異國他鄉」的人一樣，回到我夢牽魂繞的祖國和家鄉，我的兩個「人生」至今不能完全銜接起來。

　　當然，我的「第一人生」與「第二人生」並沒有絕然分開，在「兩個人生」中，我的家庭、親屬是同一的。在巴黎和紐約，流亡者還常在一起聚會，香港林道群和幾位北京朋友也把我「兩個人生」連接了起來。近三十年前，我在「第一人生」時遇見了林道群，後來，在「第二人生」，我們又在巴黎、紐約見面。然而，流亡者社圈非常不同於我在「第一人生」的所有社圈，這是我「第二人生」中的特有現象。

　　我出生在中國蘇南地區的一個小鎮——卜弋橋鎮。上小學時，我祖母的外甥到我家，我在他的數學書中看到了一個奇怪的符號——「√」 (根號)，為了弄清這個奇怪符號，成了我學數學的動力。十四歲時，離開父母，到幾十里外的另一個小鎮夏溪上高中，三年畢業後就到北京上大學，專攻數學。數學給我最大的影響，使我看到了一個不同於「現實世界」的「規範世界」。在大學期間，我又想探索人類社會的「理想世界」，反抗命運的安排，決心轉行哲學。後來，又從哲學改行政治科學。

　　在不由自主的力量的支配下，我介入了中國變幻莫測的政治，造成了我人生道路的一次「大斷裂」，經香港來到了巴黎、紐約，前後整整五十年。十九世紀法國詩人維尼說，「強者創造事變，弱者受制於上帝給他安排的事變。平凡的人聽從命運，只有具有偉大性格的人才起來鬥爭。」我不願順從命運，一生都在尋求真理和正義，反抗命運的安排。

　　人生有各種比喻，人生不是夢，人在夢中沒有選擇的自由，而現實人生永遠是在選擇中度過。人生如同我們乘上了一列列車，人生列車經歷了幾個完全不同的地區，窗外的景色使人眼花繚亂，它不停地開著，不知道它要開向何方。人生是一棵「生命樹」，同一樹幹，分枝繁雜。在同一起點的同學朋友，每人有不同的選擇，一次選擇，分道揚鑣，幾次選擇，南轅北轍。

　　人生有幾次轉折，就像長江黃河有轉折一樣。《在大亞灣荒島上》記述了我如何跨越「人生大峽谷」，從「第一人生」向「第二人生」的轉折。人生也可以如羅素所說，「人生好比是一條河流，起初只有狹窄帶河道，急速地流過巨石、越過瀑布；而後河道漸寬，河岸逐步後退，水流趨於平緩，最終不著痕跡地隱入茫茫大海中。」

　　在人與人關係上，人生更像乘坐列車，不過，我乘的列車在需要時可以飛行。在「人生列車」上，一些人上車了，一些人下車了，不同人在不同月台下車。一個人出生時，與他最早同行的是父母、兄弟姐妹，然後是他的同學、同事、他的孩子和形形色色的人。當一個人正在忙於自己的事業時，他沒有想到，他的父母也要下車，從此不再見到。

　　對許多人來說，與他(或她)同行最久的是妻子(或丈夫)。在列車上的人，給我們留下各種各樣的印象。一些人留下了良好印象，下車後，令人懷念；一些人在同一節車廂相遇時，發生了衝突，但一旦下車，再次遇見的機會很少。

　　這本《在人生的列車上》，不是我自己經歷的完整記述，主要是我五十年中對新朋舊友、熟人和一些事件的回憶，其中大部分文章，從二.一二年一月起，曾在香港《蘋果日報》上發表過。一面回憶，我一面想，發現幾乎所有人的人生都會有幾個轉折。回想起來，造成我人生轉折的還是兩次天安門事件，為天安門事件翻案，就是尋求正義。

　　為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翻案，在翻案前竭盡全力，寫出了《四五運動紀實》初稿，公開發表了《三個法庭》；第二次天安門事件後，像《三個法庭》裏寫的那樣，我乘上了「跨越時空」的「飛艇」，來到了巴黎和紐約，在我心中，認識真理的重要性，還莫過於尋求正義，為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翻案，為一九八九年的兩個互相聯繫的事件——所謂「動亂」和「六四暴亂」翻案。維克多．雨果說得好：「生活。就是有正義感。」「生活，就是面對現實微笑，就是越過障礙注視將來。」

　　真理如同光明，照亮我們前進的道路。在探索和認識真理方面，我相信，把萬事萬物，包括社會、人生和人性，看作純粹理解的對象，是邁向自由的一大步。我總在努力去理解一切難以理解的事物。《首腦論》和《霸權論》是我理解國家政體和國際關係的總結，而《普遍進化論》則是我理解人性與動物性的關係、理解宗教、意識形態和形形色色「主義」的結晶。

　　我的人生歷程，包括我在社會科學領域中的探索，這佔用了我很大一部分人生。所以，在這本書中，也收入幾篇「人生列車上的思考」，如對「規範世界」、「比較宗教」、「世界聯邦制」和「創造史觀」的研究和探索。

　　這本書部分初稿，承蒙好友保延昭、潘士弘閱讀，校正了一些錯誤，謹此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