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水木風雨：北京清華大學文革史

編者的話

　　我知道天下有個清華，是小學六年級，班主任老師動員我考清華附中，說這個中學後面有個清華大學。言下之意，上了此附中，就不愁上彼大學。我辜負了老師的好意，沒考清華附。歷史證明，即使上了此附中，也上不了彼大學——沒幾年就來了個「史無前例」，中學生都上山下鄉了。

　　「史無前例」之初，學校亂了，學生以看大字報的名義到處跑。我就是那時候遊覽了八大院校和北大。

　　那時清華的二校門是否還在，我記不得了。在我的印象裡，這所大學只是幾條馬路，若干磚樓，若干大樹和無數各種顏色的大字報。我在清華第一次看到了「大字報區」——樓房之間的空場上栽上木樁，拉上繩子，把大字報掛在上面。一排一排的，看完這一排，從繩子底下鑽過去，去看另一排。大字報在鑽來鑽去中嘩嘩做響。我完全記不得我在本子上記下了什麼，只感覺到每一張紙都是一把火，在暑熱下通過墨蹟噴發著怒氣。

　　除了後來與個別清華人的過往之外，我與清華的關係史，也就到此而止。

　　我與清華再次發生關係，端賴於文革——四年前，我與朋友辦了一個研究文革的刊物《記憶》，沒想到，這樣一個隻憑信箱發送，沒有稿費的小小眾刊物，竟然吸引了中外眾多的眼球，不但稿源充沛，而且稿件質量不俗。這其中最啟人心智的是清華人的文字。《記憶》為此編發了兩期「清華大學文革專輯」（2010-59期 / 60期）。陸小寶、唐偉、沈昆、葉志江、王大定、陳育延等人的名字走進了我的記憶。與此同時，邱心偉、原蜀育編寫的《清華文革親歷? 史料實錄? 大事日誌》、孫維藩的日記，唐少傑的《一葉驚秋——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鬥」》、唐金鶴的《倒下的英才》、徐葆耕的《清華精神生態史》等書，也先後來到了我的案頭。

　　從2009年起，《記憶》立了一個規矩——不定期地將刊發過的文章精選結集，在海外付梓。一者將《記憶》變成紙版，帶上國際書號，進入圖書館。二者給撰稿人一點補償，讓他們能在書裡看到自己的文章，他們的手裡有了沉甸甸的感覺，也使《記憶》有一點點心靈的分量。如此一來，編書、寫序就成了我的事。

　　陸小寶在《流著眼淚「剝洋蔥」》一文中提出，應該從事實、體制和文化這三個主要層次來反思文革。記述文革中發生的具體事件，為後人提供歷史真相是第一個層次。從政治體制、社會制度上反思文革，探究其產生的原因是第二個層次。從文化傳統、國民性、信仰、理想及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責任、道德準則和價值觀等文化層面上反思文革，是第三個層次。陸小寶認為，在這三個層次中，文化層面的反思最值得重視，但現在做的工作還遠遠不夠。

　　這本書的貢獻，就是彌補了第三個層次的不足——在研判事實，反思體制的同時，不少作者深入到了文化層面，追問百年清華的精神，疏理蔣南翔的教育思想，剖析清華文革中的大民主……唐少傑的《水木風雨，清華百年——從清華歷史到清華精神》和《清華大學「教育革命」述評》，唐偉的《從清華文革談清華校訓——孫怒濤〈良知的拷問〉讀後》，以及陸小寶的幾篇文章，都是這方面的傑作。

　　1966年8月5日，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副校長卞仲耘被學生們毆打致死，《記憶》曾就此編發過三個專輯。這三個專輯貫穿著這樣的大疑問：為什麼著名女校的花季少女會變成野獸？十七年的教育出了什麼問題？

　　同樣的疑問壓在清華人的心頭：唐偉提出了尖銳的詰問：為什麼最高學府的「『龍種』，變成了兇神惡煞的魔鬼，變成了惟命是從的小爬蟲和滿世界亂竄的『跳蚤』？」陸小寶發出了痛心的呼喊：「血腥的暴力，是人性的喪失，是知識分子的恥辱。為了『政治進步』或者保護自己，對同事和同學進行陷害或告發，是知識分子基本人格的喪失。對權威盲目隨從，喪失了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更可怕的，是對權力的主動迎合，這是知識分子道德靈魂的喪失。而極端的意識形態取向，又是知識分子學術靈魂的喪失。所有這些，我們必須痛切反省。」

　　與女附中人一樣，清華人所反省的也是十七年的教育。從「又紅又專」、「聽話出活」的弊端，到政治輔導員制度的惡果，從「馴服工具論」的愚民，到毛澤東教育思想的誤國。而對「黨化」教育的清醒認識，則使他們不約而同地高舉起「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大纛。

　　在這面旗幟下，他們的天性稟賦和個人風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唐偉的特點是思想大膽敏銳，文風恣肆辛辣。他對徐葆耕提出的「災難鑄就輝煌」的評價振聾發聵：「這個理論有點奇怪，它不追尋災難的原因，總結災難的教訓，也不去尋找規避災難的辦法，只是出人意外地歌頌災後的輝煌。這個理論頗受主流青睞，並廣為流行，地震、礦難、?鐵出軌後，這個論調都能在主流媒體上『輝煌』好一陣子。」

　　唐偉掂出徐葆耕上述理論的兩個例證：一是西南聯大「在抗日戰爭中，在敵機不斷轟炸的艱難條件下弦歌不輟，無論是教學、學術都創造了史詩般的輝煌。」二是清華「文革動亂後，在『連洋人屁股都看不見了』的情況下，瞄準世界先進水平急起直追，不僅迅速地恢復了十年動亂造成的創傷，而且創造了新的輝煌」。

　　寫到這裡，唐偉一針見血：「『災難鑄就輝煌』，通俗說法是：『災難就是輝煌』，這是毛澤東的『破就是立』的破壞哲學的另一種表述。常識告訴我們，創造和建設才能鑄就輝煌。當年西南聯大師生生活異常艱苦，聞一多教授要業餘篆刻圖章換米求生，如果生活無憂，他們的學術成就是否會更為斐然？亂離人可憐！文史學生尚可苟且延讀學業，科研、實驗應當難以為繼。那時的清華學人之所以還能有所成就，只能說明專制的學術鉗制比戰亂還要不出學術成果、還要讓人才思枯竭。葆耕學長是否也要像毛澤東對田中角榮談話那樣，像無恥地感謝日本人的侵略那樣去感激災難呢？」

　　唐偉對政治輔導員制度的解讀，更是入木三分：在痛陳清華大學「以吏為師」之後，作者深挖了那些輔導員的家庭、階級的根源：「學生政治輔導員大多來自『紅五類』的農民、工人家庭。尤其那些堅信『王子永遠是王子，貧兒永遠是貧兒』，既順從又聽話的同學，最適合輔導員工作，成為黨的馴服工具。他們純樸勤奮、感恩心切，對『奴化教育』、『痞化教育』殊無反感。植根於底層民眾心靈深處的奴隸思想、皇權意識很快上升為對無產階級偉大領袖的階級感情。因為只有那種奴性入骨、惟命是從的人，才是最適合被打造成暴力機器的胚子。……至今這個制度己有了近60年的社會實踐，培養出了大批優秀輔導員，不僅充實了校系領導班子，而且為黨中央領導的梯隊建設做出了突出貢獻，其中濤哥就是最傑出的代表。」

　　陸小寶的特點是思想深刻獨到，文風嚴謹質實。他提出了幾個重要的思想。

　　第一，文革是民主政治的初步嘗試。這是因為，首先「文革是一個有億萬人民參加的運動，他們的許多訴求是正當的，有一些抗爭也是正義的。」這些訴求和抗爭之中包含著政治民主化的內容。其次，某種程度上，文革中群眾組織的兩大派是兩黨政治的雛形。文革中提倡的巴黎公社選舉等，「經過總結、提煉和改進，也許最後能夠找到一種適合中國國情的形式來。」陸小寶分析了反對者的誤區——把民主理想化。他認為：「我們國內有些人往往把文革的醜惡和兇殘，完全歸因於獨裁、社會主義或無神論，認為只要西化了，有了民主，就可以避免文革重演，看來是將這個問題過分簡單化了。」「民主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具體的政治形態……有英國那樣君主立憲式改良主義的民主，也有美國那樣代議制式比較溫和的民主，還有法國大革命那樣全民參與的比較激烈的直接民主。從歷史上看，有些民主式樣，在它們的『嘗試』階段，確實出現過混亂、殘忍和醜惡的現象。……法國資產階級民主大革命時期，他們的動亂和血腥，並不亞於我們的文革。」也就是說，民主政治中也有醜惡的東西。文革的動亂之中，也包括著這種畸形民主所引起的動亂。就此，陸小寶糾正了兩種說法，一、文革並不是「史無前例的浩劫」，在世界史上，像文革這樣的「浩劫」，可以說是「史不乏例」。二、「文革必須否定，但不能全盤否定，更不能簡單否定」。

　　第二，文革的某些內容正以另一種形式重演。陸小寶認為：「文革大民主的部分內容是無法防止，一定會『重演』的。」他以大字報、大辯論和群眾抗爭為例，「文革後把『大字報』從憲法中刪掉了，並被嚴令取締。結果呢？大家看到，今天互聯網上博客蜂起，比我們當年的大字報範圍更大，傳播更廣。再說『大辯論』，文革後，權威人士明確規定『不爭論』，結果呢，你到網上去看看，左派和右派，幾乎每一天、每一小時、每一分鐘都在那裡不停地辯論著、爭論著。」「文革時期，各地都爆發過群眾性組織的抗爭行動。文革後，此類行動是法律禁止的，但是看看目前中國各地的反腐敗、反剝削、反迫害的群眾抗爭運動，屢禁不止。」總之，在陸小寶看來，這些文革中的舊東西都在換個形式「重演」。

　　這些思想來自於文革的血腥和苦難。「又紅又專」只能培養出了官吏、爬蟲和跳蚤。只有痛定思痛，直面真相的人，才能成為有膽有識的民間思想家和社會批判者。

　　大約是2006或07年夏天，崔衛平找我，說徐葆耕想見面聊聊。對徐先生我早有耳聞，他是清華人文社科學院的副院長，理工出身的才子，文革中就以筆桿子著名。我研究生畢業的時候，差點投到他的帳下。飯桌上，他問我編寫的那本《是非姜文——〈鬼子來了〉惹的禍》為什麼在大陸、香港都買不到。我告訴他，此書是我託人找書商做的，書的出版方——「亞洲文化出版公司」和版權頁上的國際書號恐怕都是書商編造的。書商只是拿它們來騙我，但沒法騙官家。所以此書沒有資格進入市場。徐先生大發感慨，從馬克思批評普魯士的書報檢查，說到國內知識界的沉淪。在座的錢理群更是議論風發，滔滔不絕。徐的耳朵重聽，錢只好對著徐的耳朵大聲嚷嚷。我想問徐，他對文革什麼看法？為什麼那麼積極地用筆桿子為極左政治服務？因為跟他交流太費勁，沒問。後來，看了他的「災難鑄就輝煌」的說法，我就想，按這個邏輯，徐先生應該為普魯士的書報檢查制度叫好，應該為買不到我那本小書慶幸——這些災難正是「輝煌」的鋪路石。

　　2012年9月16日，葉挺之子、七機部「九一六」的第一勤務員葉正光老總宴請舊部。蒙戴晴引薦，我作為《記憶》的編者有幸與會。席間，我問那些鳴冤叫屈的「九一六」人：為什麼不寫回憶錄？他們反問我，上哪兒發去？我說：寫下來總有發表的地方，就是留給你的孫輩也有意義。我得到了一個又一個懷疑的眼神，一個又一個敷衍的笑。一位據說是七機部最聰明的人，聰明得連信箱都不肯告訴我。我真想衝他們大喊：「你們這些懦夫、膽小鬼！看看人家清華人！」

2012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