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袁來如此——袁世凱與晚清三十年》是青年編輯湯伏祥先生寫的關於袁世凱其人其事的第二本書。這個題目與其第一本書《外國人眼中的袁世凱》都是十分有意義的選題。大處著眼，力圖捕捉觀察袁世凱現象的本質。
清王朝最後三十年，從敗落到滅亡，與袁世凱的升騰並達到其不可企及的頂峰，恰成一對對稱得十分完美的曲線：清王朝由同光中興，一敗於甲午，再敗於庚子；一摧折於戊戌維新，再困於立憲逼迫，最後宣布於事無補的十九信條；袁世凱則由布衣從軍，而洋務新秀，而新政中堅，而成就其非袁莫屬。它們的交會點就是清皇室發布經過袁世凱改定的遜位詔書、袁世凱發布共和為最佳國體的通電。袁世凱見證了清王朝垂死掙扎的全過程，導演了它的壽終正寢。
然而，清王朝迅速終結的根本原因並不是袁世凱權術的高超、權力的膨脹，而是舉國上下、朝野內外對清廷的信任危機，即所謂「氣數盡了」。最具說明意義的歷史現象是，革命軍興，東南、西南乃至西北各省的光復，幾乎是兵不血刃，各省督撫疆吏，將軍提鎮，新練陸軍的鎮、協統，率皆望風迎降，沒有嬰城固守者，亦鮮有奮起率師「勤王」者，南北各省士紳更無一人團練自衛者。其形與勢都與六十年前鎮壓發撚，形成巨大反差。清王朝喪失了當年的底氣。朝野內外，都把挽狂瀾於既倒的重任寄託在袁世凱一人身上。其成功之無望是不言而喻的。
數月之間，袁世凱不僅未能讓清王朝起死回生，而且還堂而皇之地親自取代了它。於是乎神話其能量的想像，與鬼化其行事作為的描述便相伴而生。坊間小說，嚴肅史籍，乃至教科書都不能免俗。
史籍說，革命黨武昌起義，清廷下詔起復袁世凱任湖廣總督，對付革命軍。袁的盟兄徐世昌從北京來到洹上，二人密謀，以清廷委以全國水陸各軍指揮編制全權，撥付巨額軍餉，召開國會，實行責任內閣等為條件，提出要脅，倘不得滿足，拒不出山。其實，史實並非如此。武昌起義第四天，清廷下詔起復袁世凱，並派阮忠樞前來洹上勸駕。當晚，洹上經過激烈辯論，袁世凱最後決定應詔出山，次日拜折謝恩。其時，徐世昌是清朝內閣協理大臣，即副總理。他沒有密來洹上，更沒有二人夥同密謀提出攘奪中央軍政大權的出山條件。袁拜折出山，確實是提出了條件的，其內容是：徵調北洋續備兵、預備兵組建一支自己指揮的軍隊，調集一批非現役的將弁任統領，請撥軍餉，陸軍部、軍諮府對其軍事行動不為遙制等等。袁世凱作為逐臣起復，出任一方統帥，兵無一卒，將無一員，餉無一文，這些條件是自然合理的。不為遙制亦為時局所必須，且並無以攘奪中央軍政大權為籌碼之意。相反，就在袁致電內閣通報確定南下督師啟程日期之前，還特地一連兩天兩次長電內閣，建議恢復設立軍機處之類的機構，以加強中央統一指揮的權力，並無任何覬覦中央權力之意。至於坐看蔭昌調動指揮不靈而拒絕出山，要求清軍緩攻武昌之說，則更是無據之臆斷。蔭昌南下武漢已在袁拜折出山之後。緩攻武昌，那是蔭昌到達前線之後的主意電告袁世凱的，袁只是以會辦軍務同意而已。
袁世凱出山之後，在公私場合都一再表示，打一兩場勝仗不難，難在全國消滅革命力量。因而他清楚明白，不能以當年對發捻之策對付革命軍，只能棄「剿」為「撫」，以自己的聲望為前提，臨以軍事威懾，與革命軍進行和談，以君主立憲作為雙方共同接受的底線。在他應詔出山伊始，就在進行這種試探，就任內閣總理後，便正式開始南北議和。歷史拐點的這一節史實，應當重建。
湯伏祥博采諸家之說，參以自己的解讀，通俗地闡釋了袁世凱於晚清三十年間的各個方面，對於文史愛好者認知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中國歷史，當會裨益良多。在袁世凱與近代中國的研究命題下，又一本新的成果產生，也是可喜可賀的。
駱寶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