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奔星一九五○年代日記》序
近年來，諸多屬民間的「新史料」，競相進入了知識界的視野，並已逐漸成為出版物中的「新寵」了。
之所以如此者，大概與人們不懈尋求歷史的真相有關，並與人們不斷地從中受益，使之向縱深擴展的勢頭有增無減有關；其緣由，恐怕由於我們在威權主義的統治下，經歷並閱讀刻意偽造的所謂「歷史」，確實已經太久太久了。當官方的歷史檔案遲遲不能按部就班的解密時，與之相對照的，則是近年來「新史料」的挖掘、收集、整理與出版，大有蔚然成風之勢；大概算是形格勢禁，不得不為之的另闢蹊徑之舉罷。這便是許許多多涉及各種「政治運動、政治人物與政治事件」的，個人的「回憶錄」、「書信」、「日記」、「筆記」、「私人檔案」等歷史資料，破土而出，應運而生了；深受歡迎的關鍵，就在於它們不是遭受意識形態過慮、炮炙、乃至閹割過的「偽史料」，而是富有歷史細節感的、散落於街頭巷尾的、原汁原味原生態的「真史料」。
而那富有歷史細節感的日記的價值，此刻便順其自然地從中突現了出來，成為「新寵」中的「新寵」了。
提起日記，吳奔星先生曾這樣說過：「寫日記，是為了寄託自己的精神，並非為了出版，為了賺稿費。如果帶有功利之心，日記就不能說真話了。」
吳先生如是說，我們據此可知，他老人家的這部「並非為了出版」的《吳奔星一九五○年代日記》，是以怎樣的態度來寫作的了。他的這部日記，正是這樣一部並非「帶有功利之心」而「說真話」的日記。今天看來，唯其「說真話」，他的正直、憧憬、執著，與天真、幻覺、追求，及其作為一代詩人與學者的優點與弱點，乃至時代的光怪陸離的投影，盡顯其中。
這本日記所載內容為「土改」、「思想改造」和「反右」三個部分。在我看來，這三個部分選得很好，似乎應為知識份子在新政權下，最初經歷的「心靈苦難三部曲」，也可說是知識份子進入新政權之門檻首當其衝的「三斧頭」：一恐嚇，二羞辱，三整肅！這「三斧頭」的說法，自然不是他日記寫作時的主觀意識，而是我今天概括的時代背景；但讀者諸君只要細心閱讀，從中是不難體會到的。
說起「土改」，對於當時還是個在城市裏的懵懂的小學生的我來說，按常理應該是毫無印象的；但由於一個偶然的因素，事實上卻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
一天，我從小學校放學，背著書包，跨進家門，興致勃勃地說：「這下好了，農民都可以分到土地了！」想不到我的從鄉間來南京的三舅，猛地在我頭上拍一巴掌：「你個小孩子，懂個屁！自古以來沒有這樣的好事；前頭分，馬上一轉臉，公家就會統統收回去了！」我不敢回三舅的嘴，只是辯解了一句：「這是老師說的，報紙上也有了。」但心裏仍然不服，還嫌作為可以分到土地的貧農的三舅，「他政治覺悟實在太低，真是個老頑固，老落後！」可是，後來幾年間中國農村，發生接二連三的情況，從農戶單幹到互助合作組，從低級社到高級社，整個農村土地快速向公社化聚攏的令人眼花繚亂的變化過程，倒一步又一步地印證了這個「公家先分後收」的此言不虛；而農民則從「分田分地真忙」，轉眼間落得個「無田無產一場空」的赤貧結局，終於被這個不經意的預言，所不幸言中。
對於三舅脫口而出的這句話，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內心深處感到震顫；對於一個尋常鄉下人竟然會憑藉常識，做出這個堪稱睿智的判斷，我拍案叫絕！相比較而言，學富五車的文人，因為不斷被「洗腦」，竟然逐步讓諸多「政治概念」充斥了頭腦，而卻發展到遠離常識的地步，他們似乎倒少有甚至喪失獨立審視似的「批判的眼力」。吳先生的土改日記，他積極主動「啟蒙」農民在婚姻大事上的愚昧與無知，所反映出的一個知識份子的良知、赤誠與熱情，反倒顯得格外的天真爛漫與可愛了。
可是，安分守己到這份田地的書生，能配一個好的命運嗎？
現在，鑒於對暴力「土改」諸多資料的接觸，我又進一步想到主政者的深謀遠慮，及其對暴力「土改」效應的巧妙運用；其目的就是要讓這些剛從前朝接受下來的知識份子，在鮮血淋淋的所謂「階級鬥爭」面前「目瞪口呆」一下。於是，只知道溫文爾雅，還喜歡高談闊論人道主義，而不知「階級鬥爭」為何物的知識份子，真的在「恐嚇」中改造成「新人」了。
如果說，在土地改革運動中，知識份子還是作為「客體」參與的，那麼，接踵而至的「思想改造運動」中，知識份子則成無可逃避的「主體」，而在劫難逃了。轉瞬間，讓知識份子從人格上「自命不凡」的高坡，一路滑落到「自慚形穢」的凹地，人人斯文掃地，個個灰頭土臉。其目的，還不僅如此，「思想改造運動」深層緣由，那就是如黎澍所言，是「宋明理學翻版，專門製造偽君子也」。從此，宋明理學的假道學，就在鮮豔奪目、簇簇嶄新的紅旗之下，大行其道了；其爐火純青的操作與嫺熟高妙的機巧，竟到天下之袞袞文人學士，似乎無人知曉、渾然不覺的地步。
例如：日記中所載，吳先生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陶行知和鄧初民兩位先生主編的《民主星期刊》上，發表批評國民黨政治腐敗的《實現民主與剷除「三才」》一文，大意是說國民黨要想實現民主，必須剷除內部的「奸才、奴才和庸才」，否則就沒有實現民主的希望。這篇文章發表不久，《民主星期刊》被查封了，吳先生也受到了國民黨政府的警告：要他指出「三才」的姓名。
相隔三年多時間，一九四九年春天國民黨獨裁政府即告垮臺，事實業已證明吳先生這篇文字，無疑是篇呼喚民主反對專制的好文章。
一九四九年政權更替後，吳先生提及此事時，難免有些沾沾自喜，自我陶醉的味道，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又有何不妥呢？其實，此類文字，若以中共當年重慶開展「統戰」時的角度來分析，求之不得，多多益善，功不可沒，何錯之有？但「此時」已過，「彼時」已來，到了過河該拆橋之時，就毫不留情地一「拆」了之了。從所提「三才」，即「奸才、奴才和庸才」而言，是切中官場之要害的；即便是反觀今天之官場而言，也是不可多得的一針見血的快人快語啊！
可是「明確立場，原形畢露」一節，關於「思想改造」的日記，卻揭露出了可怕的結論。「明確立場」，明確了什麼「立場」；「原形畢露」，畢露了什麼「原形」？其實，原本就是一個以教書而非政治為謀生方式的知識份子的「立場」與「原形」，一個正直果敢而非黨無派的知識份子抨擊國民黨黑暗政治的「立場」與「原形」，但卻經高明的領導「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一點撥，眾人便心領神會地硬生生地在不斷給予當事人「幫助改造」下，並讓你當事人在自己「心悅誠服」地「思想改造」中，取得「進步」與「提高」，從而當初公開發表批評國民黨的文字的「立場」與「原形」，竟然變成一個與吳本來就毫不相干的、完全陌生的、意想不到的「為了鞏固反動政權」的「立場」與「原形」。從此，取得這個結論，你便只有「夾著尾巴做人」的資格了！難怪黑格爾老人說，邏輯要是到了中國，就會變得不通了。果不其然，他的弟子，以及再傳、再再傳弟子，竟然能把上述兩者之間的邏輯演繹到這般令人瞠目結舌！當時思想改造運動中名為「辯證法」實為「詭辯術」的運用，真是到了無中生有、害人不淺，並無以復加的地步！
吳先生就是在日記中所寫的階級鬥爭的風風雨雨中，戰戰兢兢成為改造後的「新人」的，成為一步步走向下坡路的「新人」，並終於被打入了「另冊」。「土改」與「思想改造」兩部分日記，正好交待了前因後果與來龍去脈。
吳先生遭受右派羅網的具體情況，日記中自有詳細記載。這裏，就恕不細說「反右運動」部分，亦不加點評與介紹了。
心海在整理這部日記時，所遵循的原則，我是欣賞的。即「整舊如舊」，嚴格到連原稿中偶爾出現的筆誤，也一仍其舊，並標明「原文如此」，以證其「真」。此法說起來輕巧，真正做起來實非易事；不僅要細心加耐心就可以了，倘若整理者在文史方面未曾經歷過相當的訓練，是不可能勝任愉快的。
心海雖為報人出身，但因家學淵源深厚，長期受其父吳奔星先生的薰陶，耳濡目染，學養深厚，厚積而薄發。近四年來，劍指文壇，累累得手，頻頻斬獲，手身果然不凡，積發表的文字已達二十萬字之多，好評如潮，令人羡慕也；其結集《文壇遺蹤尋訪錄》即將問世。因而，心海在這樣學養堅實的基礎上，來整理這部日記，焉能不輕車熟路乎？讀者豈有不放心之理！
至於，心海、浦雷夫婦在那五十年代，僥倖留存的劣質紙的故紙堆裏，經年累月，斟字酌句，耗費心血，就不用去多加表彰了；因為，我以為，這是孝子賢媳應盡的義務。
吳老二○○四年逝世後的這些年，心海為其先父整理出版的著作，有《別：紀念詩人學者吳奔星》（逝世一周年，二○○五年）、《暮靄與春焰——吳奔星現代詩鈔》新詩集（誕辰百周年，二○一二年）、《吳奔星一九五○年代日記》（誕辰百周年，二○一三年）之多。當然，此情此景，也是時下諸多上了年紀的文人，甚至聲名顯赫而享譽海內外且耄耋高齡的大多數學者，既羡慕不已，而又自歎弗如的；因後繼無人，藏書散失，資料飄零，他們只能無可奈何地深感無緣享有這份福分而興歎不已了。然而，吳老身後的陰福，實在不淺！
這當然與心海把吳老先生在《遺囑》中，向子女們交待的一句話，時刻記在心頭有關，並不斷使其成為激勵自己的力量的源泉：「在你們當中只有心海文化素養高一些，……希望你們共同支持他成為我的接班人！超過我的成就！」
哪料想，吳老撒手人寰已曆九年，其公子心海先生與我，頗為投緣，接觸頻繁，過從甚密……。我又陸陸續續在吳老的題目下，意外地做了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加深了對吳老的認識與理解。哪料想，去年我從心海送達案頭的，由他為其父整理的《吳奔星一九五○年代日記》中，進入了吳老內心的隱秘世界，乃至思想苦難的歷程呢，更料想不到的是心海竟囑我為之作序。雖頗有榮幸之感，但考慮到可能應有更加合格的人來寫的，餘生亦晚，趕不上「成熟」地體驗那個鬥轉星移的「文化斷層」的風雨，而只能「幼稚」地經受一點風捲殘雲的餘緒，故時時躊躇不前；不過，心海執意不改初衷，不時詢問，又不急不慢，令我感動，想必他有他的考慮罷。
若以我與心海的交情而言，那肯定是卻之不妥，更無從向其開口的，我只有恭敬不如從命的份兒。
於是，從去年拖延到今年，心胸終於釋然，待春節一過，我就抓住這件「頭等大事」不放，欣然命筆了。
是為序。
周正章
二○一三年三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