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濟濟旅美華裔歷史學者中，唐德剛先生和吳天威先生都是我十分敬重的前輩。我特別佩服他倆宣導對日本侵華史的重視，並帶頭推動對日索賠運動。請容許我述說認識兩位先生的緣由。
一九八九年初夏，我還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有幸在吳先生的邀請和指導下，參與在美國伊利諾州吳先生任教的南伊州大學創辦《日本侵華研究》季刊 （一九九○年二月發刊），越洋協助吳先生約稿、組稿、為長篇論文用中英日文撰寫提要，並協助香港教育家杜學魁先生在香港和大陸發行和推廣這本季刊。一九九○年仲夏，由吳先生和杜先生任共同主席、我任祕書長，在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第一屆「近百年中日關係國際研討會」，邀約近百名老中青學者共同探討近現代中日關係問題，並且檢討日本的戰爭責任，引發國際學術界研究中日關係和重視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應負的責任。此後，此一國際研討會隔年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台北中央研究院和東京慶應大學續辦，其論文集亦先後面世，嘉惠後學。可惜一九九七年之後，這個國際研討會便停辦。
追溯起來，唐先生是我認識吳先生的介紹人。早在冷戰結束之前，唐吳兩位先生便在美國發起對日索賠，並且大力推動保釣運動。兩位先生都是先天下之憂而憂、進出象牙塔與社會之間、坐言起行的學者，早就成為我崇敬的偶像。一九七○年秋季起，我在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日本史專業），一九七一年夏季經師友介紹，課餘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東亞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助理，協助一些研究生和教授研讀日文資料和史料翻譯。我又加入由哥大博士生黃養志學兄主持的「紐約國是研究社」，從事留美學生保釣運動的對日連絡、日文資料收集和編譯工作。那時唐先生雖然已經離開哥大到紐約市立大學任教，我還是有機會向他請益問難。一九九○年我從香港移居美國明州，由於出任世界抗日戰爭史實維護聯合會執行副會長（一九九六∼一九九八）及會長（一九九八∼二○○○），在組織學術和社會活動時遇到疑難，總是懇請唐先生指點迷津，唐先生總是有求必應，出手相助，不遺餘力，使我和聯合會的朋友一直感激不已。
唐先生令人欽佩的地方很多。首先，唐先生治史雖然以嚴謹著稱，誠如胡菊人先生所言，唐氏為文「暢曉易讀」，「都以幽默的筆調，亦莊亦諧來著墨，使人讀來猶如可愛的散文，一點都不感到枯燥，而覺興味盎然。」我認同胡先生的評論，唐氏確實「不同於一般寫歷史的人的習慣……這是很難得的修養。」（胡菊人〈悼唐德剛先生：可讀可賞的文章〉，見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編輯委員會編《唐德剛與口述歷史──唐德剛教授逝世周年紀念文集》，頁五八。）唐先生又是筆耕甚勤的學者，他的學術成果不但以專著形式面世，也見於學術機構的叢刊（例如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的《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更奇特的是，唐氏不少著作首見於台灣《傳記文學》月刊、香港《明報月刊》，乃至台北《中央日報》、台北《中國時報》、紐約《中報》等新聞媒體及其副刊。職是之故，久而久之，唐先生對於普及史學教育和中國近現代史知識，貢獻良多，可惜這一貢獻往往被人忽視。
不過，正是由於唐先生行事不拘一格，喜歡放下高端學者身段，通過大眾傳媒與讀者見面交流，今天要系統地閱讀唐先生著作，並非易事。可幸承吳章銓先生和禤福煇先生努力不懈，搜集唐先生關於抗戰史實的論著，悉心校訂，託請奉行「出版界的蔡元培主義」的遠流出版公司，編輯出版《民國史抗戰篇：烽火八年》。我舉手加額感恩慶幸之餘，有幸先讀本書文稿。喜見所收各篇，不論長短，都可反映唐文特殊風格， 而且可以驗證唐先生的史學特色。
讀者不難發現，唐先生重視發掘新史料，不斷從中外檔案和口述資料尋找新線索、新證據，充分讓史料說話。因此他往往能夠言人之所未言，發人之所未發。本書所錄〈從美國檔案中看史迪威事件〉、「高宗武和汪精衛」系列、〈南京大屠殺不是從南京開始的〉等幾篇論文，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別是 〈使中國全土「滿洲化」的和戰經緯──高宗武探路、汪精衛投敵始末之三〉一文，證實汪精衛明知日本企圖使全中國都「滿洲化」，但是為了一己之私，拒絕有所作為，加深我們對汪氏罪惡的了解。唐先生關於高宗武的論述，有效地填補了幾個中國近現代史的空白。
唐先生對人對事都善於觀察入微，洞悉個中奧祕，因此可以理順〈李士群為「通共」被殺的種種瓜葛〉，寫成情文並茂的〈「滬上往事細?從頭」遲來的導論──珊瑚壩迎候吳開先感賦詩史釋〉，考證〈「蘆溝橋」還是「盧溝橋」？〉等見微知著的「小問題」。唐先生的〈華裔「慰安婦」的「口述歷史」〉、〈日本的「三光政策」〉、〈南京大屠殺五十年祭文〉、〈祭中國抗戰烈士文〉等短文，頗有梁任公筆端常帶感情的遺風，讀來特別真摯感人。
唐先生更善於反思、綜合、總結，顯示其史識，呈現大家風範。例如，〈抗戰勝利五十周年的回思與警惕〉、〈八年抗戰的歷史意義〉、〈台兒莊大捷的歷史意義〉、〈八年抗戰史新解雜錄〉這幾篇，都是辯證的結論，揚棄浮誇大話，擲地有聲，創意洋溢，讀者不難體味。
最後，我要指出的是唐先生不但善於治史，也非常關注今天海外華人的對日索賠和保釣運動，同時為破解今天國際紛爭和促進和平友好，唐先生多方出謀獻策。本書所收的幾篇雜文，就是最好的明證：〈紀念抗戰•對日索賠──「日本侵華百年：華人對日索賠國際研討會」講辭〉、〈紀念抗戰•對日索賠──海外華人團體推動索賠經過及目前相關組織簡介〉、〈對保釣運動的微觀探索〉等，都是難得一見的點評。當今之世，學術界都有相同的潛規則：因為時局變化莫測，一般歷史學者都避談當前爭議，讓給政論家或新聞評論員發聲。唐先生卻從來不避嫌；他深信研究日本侵華歷史可以幫助我們透視今天的中日關係，為破解今天中日之間的難題提供有建設性的參考。唐先生能夠在學術與現實之間游刃有餘，可以比美英國牛津學者米特（Rana Mitter）教授在其近著《被遺忘的盟友：中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九三七∼一九四五》（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Lond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所顯示的修為。我覺得唐先生的建言比米特教授來得更加直接了當，因而更加管用。例如，在〈對保釣運動的微觀探索〉一文，唐先生為解決今天中日釣魚台主權之爭，毫不猶豫開了兩劑藥方：「萬船齊發，三岸（陸、台、港）同心」及「不惜一戰才能避免一戰」。前者用民間力量去解決問題，較為溫和；後者訴諸武裝實力，顯示不惜一戰的勢態，毫不閃閃縮縮，讓對方知難而退，這樣才能真正避免一戰。我們保釣已經四十多年，進展殊慢。唐氏所開兩劑藥方，都值得我們深思、試用。
今天，中日東海釣魚台爭議未平，中越、中菲南海主權爭議又起，美國決心重返太平洋，西方鼓吹「中國威脅論」，國際危機日益加劇。《民國史抗戰篇：烽火八年》面世，實在是適應時代的需求。我們有機會閱讀唐先生的舊文，也許憑添幾分信心和智慧，使我們能夠化解當前危機，增進睦鄰友好，維護世界和平。我們的鄰人，孰敵孰友，也應細讀唐先生的著述，體味他的建言，以史為鑒，然後和平可期。
譚汝謙敬識
二○一四年六月十二日於美國明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