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醫者，本來如此：台灣腦神經外科權威魏國珍的快樂行醫路

回到從醫的原始初衷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副司長　王宗曦

快樂醫師的一種可能

　　二??一年秋，國珍和我帶著二個稚齡的兒女，一家四口，經歷十多個小時的航行，終於降落在桃園國際機場，回到睽違已久的台灣，那時，我們才剛結束二年的美國進修生活。走出機艙，內心百感交集。

　　我原本是台北市立仁愛醫院婦產科醫師，國珍是長庚神經外科主治醫師。為了這次進修，國珍向醫院請假，我也中斷公職，犧牲累計的年資，等於是連根拔起，舉家搬遷，前往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CSF）。我們一心想看更大的世界，亟望在醫療最前線，尋求自己更大的突破。

　　國珍跟他的老師、神經外科主任密契．伯格（Mitch Berger）做腦瘤疫苗研究；我在婦產科做研究員，全部的心力放在流行病學、美國保險和藥品等領域的研究，同時要做資料分析和看臨床。我們見識到美國醫師如何竭盡所能地不斷求進步、不斷創新，極有效率的時間管理、對「成本效益」嚴密計算。沒有效率的事，他們不願意多花一分鐘、不賺錢的醫院，說關就關，不多浪費一天。

　　伯格對國珍很好，為他出社會保險金，腦瘤疫苗的實驗很花錢，投入多，必須要回收成果，我知道國珍沒有說出口的壓力是很大的。他每天蹲在冷冰冰的實驗室裡，處理檢體、讀數據、做著暗無天日的實驗。公元二千年凌晨，千禧新年別人都在倒數狂歡跨年，國珍半夜死守實驗室，就怕十二點一到電腦出亂子。

　　除了實驗室的高壓外，我們經濟負擔也很大，兩個孩子念幼稚園，國珍還向長庚預支薪水。在台灣我們都是醫師，一到美國，我們體會到自己什麼都不是、沒有位置，生活上也得忍受諸多不便，還有各種明的、暗的種族歧視。

　　一回到台灣，二年間異國生活所積壓的一切，此時忍不住渲洩而出。我記得很清楚，一下飛機，我們倆人都忍不住哭了，連平時冷靜自制的國珍也是。

　　回台之後，我們滿懷想法，想為台灣醫療貢獻自己所學，為台灣留下些什麼。我們真心愛台灣，覺得至少有一塊自己的土地可以愛、可以為她奮鬥。我可以感覺到，出國進修，對國珍是很大的分水嶺。回台灣之後，他帶著全新的視野與衝勁，每天想著如何將美國實驗室裡學到的，繼續在台灣發揚光大。魏國珍一面在研究上想要突破，一方面在臨床服務上盡心，因為病人的肯定是醫師最大的存在價值，他對自己的工作有很多commitment，投入大量的時間，往往回家也接醫院或研究室的電話，處理公事。

　　我們都相信「事有可為」，畢竟這裡才是自己的國家，有彼此接納互信的人民，如果不在這裡奉獻，又要去哪裡奉獻呢？

醫病之間築起一道防護牆

　　我從美國進修回台第二年SARS襲台，二年後又有H5N1疫情，以前念醫學系上公衛課時，公衛對我很有吸引力，我也被公衛使命感動，隱然間有一種「上醫醫國」的使命感，我想從事結構面的改革，所以幾經考慮，回國二年間，我逐漸放下自己深愛的臨床醫療，進入當時的衛生署（現今衛生福利部），投身結構面的改革。

　　然而，十年過去了，台灣的醫療環境，正以超乎想像的速度持續惡化，以往優秀學生選外科的榮景不在，白袍褪盡光環，愈來愈多醫學畢業生想到國外就業，龐大資源培養的醫護人員紛紛出走，台灣面臨人才流失危機。外科、內科、小兒科、婦產科、急診科，找不到醫師，五大皆空。

　　從醫師、護士到病患，人人有怨氣。我也在自己任教的大學看到新一代醫師面孔，從學生課堂上的討論，我感到他們仇視健保，他們覺得健保只看錢，只看財務平衡，不看醫療品質，應該做的醫療服務被亂刪。

　　總之，這些未來的醫師，對健保有很深的批判，同時對病人也有誤解。過去醫學院畢業生有多少，留在臨床也差不多，現在至少有一成以上流失，實習完就不做臨床了，轉做其他性質的醫療。他們都不想當醫師了。

　　更多時候，年輕一輩的醫學生必須像涉入險灘似的學會自保，他們很早就懂得要充實法律知識，因為一個小小醫療糾紛便可以將他們壓死。他們所學的，已經不是單純要面對和解決醫療問題，這中間有很多不信任存在，築起一道防護牆。

　　面臨這麼多的困境，我很擔心學生被法律的邏輯控制。醫療的邏輯跟法律邏輯有時並不相容一致，有時法律上最站得住腳的選擇，不一定是對病人最大利益的選擇，他們想知道：當「醫療邏輯」跟「法律邏輯」互相違背、抵觸時，應該怎麼辦？如果，為了病人最大利益但卻可能蒙受被告的風險，醫師應不應該做？有沒有道德勇氣來做？

　　這些年輕的醫學生，日後，怎麼能夠一本初衷？享受醫病關係的黏著、成就與滿足感？

原來醫師是不光榮的

　　這個是大環境的重挫，我也觀察到自己兩個孩子內心的變化。我們小兒子最早想當心臟科醫師或消防隊員，因為他在美國看到消防隊「?鳴」「?鳴」鳴笛而過、道路馬上淨空，當消防隊員何等威風八面；而小朋友心中，總覺得時時刻刻跳動的心臟最重要，心臟科醫師當然也最厲害。

　　回台這幾年，他們正好從小學高年級，邁入青春期，也更加懂事，他們從媒體聽到了各種消息：醫師開錯刀、「血汗醫院」、「醫師將檢體掉包」「不肖醫師吃健保」。不是個別的單一事件，而是在他們成長過程中，他們所聽到醫師就是「愛錢」、醫療糾紛很多，各種事件積累，他們深切體會到，社會有一股普遍的「仇醫」的氣氛。

　　「醫師的子女」這身分，對他們身心產生很大的壓力跟困惑。有時上課，老師無意間，講到醫師哪裡不好，全班目光就掃視而來，他們感到被「標誌」出來，連頭都不知道要往哪裡擺，內心非常受傷，有幾次回家，悶悶不樂，仔細盤問方知原委，這些令我們深深難過。現在，兩個小孩也都不想做任何有關醫生的行業。

回到從醫的初衷

　　然而，這些負面印象，卻跟國珍每天接觸到的醫療現場，有著極大的落差。國珍想告訴大家，媒體中看到的並非醫師工作的全部面貌，甚至，他覺得當醫師是他生命中最受祝福，也是最享受、最快樂的事。

　　身為長庚醫院的醫師，ろ國珍當然深切了解到五大皆空、醫療執業環境的改變、使學子從醫熱情不再。於是，他想著如何以自身為例證，想對社會發生更多的影響力，以平實誠懇的態度，談談自己「如何做一個快樂的醫師」心路歷程。

　　藉著此書，國珍願意將自己在醫學上的經歷都無私地分享出來，希望能鼓勵更多新下一代醫師，願意投入醫療工作，重獲動力，重新體會真正照顧病人的喜悅，回到從醫的原始初衷。

後記

父與子　吳錦勳

　　書寫到最後，引起我想起童年所理解的第一個醫師形象。

　　祖母心臟一向不好，活到七十幾歲的晚年，常常心口壓迫、喘不過氣，每次她不舒服時，爸爸便十萬火急地趕到鎮上醫院，請醫生公來家裡。

　　記憶中，有時是清晨，有時是晚上，甚至半夜，黑西裝、黑眼鏡的醫師公總像忠實的郵差，右手提一只真皮的黑包包，皮鞋閃亮、步履穩重，他一進門，大家的心都安了，那是一種典型小鎮醫師的形象。

小鎮醫師的魔幻時刻

　　我最喜歡他的大包包，肚子圓鼓鼓的，很重、寶貝很多的樣子。他走到阿嬤昏昏暗暗的臥房，揭開蚊帳，通常開始握她細瘦的手，觸摸她微弱的脈博，或坐在床沿拍她的肩，然後掛起聽診器，在阿嬤痀僂的背後按了又按、聽了又聽，他慈祥的眉頭微微皺起，稍微低頭時，可以瞥見他日漸稀疏的灰白髮，飄著一股老牌賓士美髮霜香味。

　　我好羡慕他那「真的」聽診器，我也有一支，只是塑膠玩具。接下來，我最愛看他「啪地」彈開包包金屬內扣，拿出一只字典厚的皮夾，取出一管深褐色的「小奶瓶」。他彈一彈瓶子，舉起來對著光線看了看，或搖一搖藥水，之後又取出一把小鋸子或是銼刀，在它的頸部鋸了幾下，之後「啪地」將頭截下來。再拿出一個鋁盒，裡面裝著一整排粗細不一的針管，那豪華堅強的陣容令我驚喜。

　　他總是挑最粗的那支，插入小奶瓶裡，將藥水吸到針筒裡。之後，我努力睜大眼睛，摒息以待，目睹一場驚心動魄的魔幻時刻，醫師公將針頭往阿嬤的手臂扎去，「呀喲」我心底吶喊著，阿嬤默不做聲，我一邊忘神看針筒藥水緩緩下降，一邊觀察阿嬤不知是痛快或痛苦的神情。天曉得，那針筒都快比她手臂粗了，注射好久好久，而她居然都不會喊痛，她的堅強贏得孫子的佩服。片刻之後，阿嬤便露出緩解的怡然，呼吸逐漸平順，醫師和阿嬤聊上兩句，檢查靜脈沒有淤血，便微笑收拾藥品、棉花和針頭，然後總是拒絕爸爸用餐喝茶的邀請，匆忙且安靜地走了。有時，他還轉贈一、兩顆比我臉還要大的五爪蘋果。昂貴的五爪蘋果，當時好稀罕，我總因為對阿嬤忠心耿耿，賞得一小片戰利品。幾年之後，阿嬤還是心臟衰竭去世了，打針的刺激沒有了、蘋果味淡忘了，醫生公也不曾再踏入我們家。時移事易，小鎮變大城，醫生公的兒子賣掉鋪著氣派大理石地板的醫院，改建成一家三流飯店。

　　然而，不變的是年幼印象：醫師帶著神奇的力量，足以醫治人的痛楚，抒解一個家庭的焦慮，讓生活回到常軌，有時僅只是讓阿嬤一夜好眠都足以令人感激。

　　魏國珍的醫師父親，令我想起這樣的小鎮醫師。

　　因為訪問所需，走進中華路二段、西藏路交叉口附近的南機場二期公寓，四層樓高的梯形建築，從樓梯上去，便是堆滿洗衣機、熱水器、冷氣的廊道，狹窄陰暗深不可測，走入其中好像掉入時光隧道。或許在三、四十年前，這算是台北市新型的集合式住宅，但如同人生會蒼老，如今它散發因陋就簡的違章氣氛。

　　想當初，魏清潭「一身憨膽」，從中部北上來此打拚，一家十口、八個嗷嗷待哺的小孩，全棲身在這個十坪大的診所，這是何等堅實「開枝散葉」的決心。他必定有那種挺直如方尖碑的背脊，才能甘心窩居於此，以崇高正向的價值，立下身教的典範，教養兒女個個卓然成才。

　　這本書，其實是一個隱藏版的《父與子》的故事。

　　「隱藏版」的父與子魏國珍醫師在他父親逝世週年祭之時，出版這本書，正是要告慰父親在天之靈：「我有好好做人、做事。」不論中西古今，「醫師」這種行業似乎都具有特殊的世襲色彩，醫師父親多半期許自己的兒子也能成為另一名醫師。魏國珍便是「子承父業」的典型，同時將父親的「庭訓」發揮到淋漓盡致。

　　魏清潭重視家庭，對國家有信仰，他連到了九十大壽致詞，最後都要祈求國泰民安，子女聽了都忍不住想笑，又覺得這就是老爸，誠懇、真心得可愛、可敬，「他一直希望國家強。」魏麗娟說。

　　魏麗娟回憶起父親，眼神是濕潤且發亮的，她說，直到生命的末期，看護推爸爸去青年公園散步、曬太陽時，有人問爸爸：「這個人是誰呀？」魏爸爸不說：「伊係我請的（傭人）」，而是客氣地說：「伊係我的『好朋友』。」「好朋友」的回答，讓看護很受感動。王宗曦也想到，公公是醫師，深切知道醫師的甘苦，「他很為我設想，是我很大的依靠。」明明她和魏國珍都是醫師，只要他們生病，即使是半夜，魏清潭總是去診所開藥，他醫師的角色會出來，王宗曦說：「我公公是照顧所有人的家庭醫師。」

　　魏清潭是好醫師，也是好病人。他晚年多病，面對很多治療，從來隱忍不會張口喊痛叫苦，也從不埋怨護士或看護哪裡做得不好，他唯一的「抗拒」是臨終要插管時，他搖頭微弱拒絕：「麥啦，那個?爽快，麥啦??。」意思是插管並不舒服，他自己是醫師，知道醫療的極限，寧可選擇自在無牽掛地走。

　　魏國珍很像他父親，是一個孝子，家庭觀念很重。王宗曦回想，結婚之初，魏家最小的妹妹還在念醫學系，大哥、大姊皆已出國，家用不算輕，魏國珍將賺來的全部薪水，悉數全部交給媽媽，他們很多年都沒有自己的房子。魏清潭晚年患有心臟等多重症狀，進出醫院多時，魏國珍每天從長庚下班後，不管多晚、多累，都一定去看望父親，有時長庚，有時台大，他默默兩頭盡孝。

　　在寫書、訪問魏國珍的病患時，每個人聽說是魏國珍的訪問，都十分願意以真實姓名現身說法。見微知著，我們也共同見證一位誠摯的醫師，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找出方法對治病人，用他的天賦、才能、專業，真正的救助病患，讓受苦的、殘缺的生命得到醫治。如同小鎮裡的醫生公，如同他南機場的醫師爸爸。

　　從醫三十年，魏國珍從未經歷過任何醫療糾紛，也是許多瀕臨死亡危機病患的最後一線生機，即便是病患最後還是沒能活下來，他愛護病患、認真誠懇的態度，仍贏得了所有病患家屬的衷心感謝。

　　他不只一次強調：當醫師是「滿足」、「快樂」的。這是他由衷的肺腑之言，雖然置放在今天的醫療大環境，顯得有點不可思議，但從他的熱情和笑容，可以真心感到他是一名「富足」的醫師。他的「富足」感，不是來自有形的物質或金錢，而是形而上的「價值」。醫師不能沒有「信仰」於是，想到一個問題：「醫師應該有什麼樣的信仰？」

　　醫學專業是一回事，信仰或價值是另外一回事。一個醫師不能沒有任何信仰，或是廣義的某種價值。我們看到史懷哲、馬偕、畢嘉士等無數西方的「傳教士」醫師都以自己的信仰為核心，以行醫濟世做為實踐信仰的一種積極方式。

　　有的醫師信仰神；有的醫師信仰錢；有的醫師或許信仰聲望；有的醫師則信仰技術，不同的終極關懷，形塑出不同的醫師典型，那是誠於中，形於外，談吐舉止之間掩飾不了的精神氣質。

　　不經由言語，敏感的病人其實在很短的幾分鐘，便了然於心。即使當下不一定知道，事後一定也可以判別「醫師的類型」。

　　魏國珍雖然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他仍是有信仰的醫師。他相信「美善醫病關係」的古典價值。他在醫術上力求精進，其實背後最大的力量來自他在醫德上的求全求實。於是，我們看到一個性格交揉各種特質的魏國珍，他做人圓融、和善，卻在專業上鍥而不捨，同時下刀冷靜、靈巧。有一種說法，外科醫師往往因為「一刀見分曉」，不得不變得獨斷，強勢主導一切，尤其風險愈高、壓力愈大的科別愈獨斷，腦神經外科更是如此，通常腦部出血極快，而且多半只有一次開刀的機會，病人無法給醫師第二次機會。

　　即便現在開刀多半是放射、影像、麻醉等科醫師一起團隊合作，但主刀的醫師，仍得在很短的時間快速做出精準的判斷，他內心會掙扎著：「這刀下去，病患會不會半身不遂？」或是「這一刀下去，會不會從此醒不過來？」可想壓力之大。

　　然而，即使在開刀房裡，魏國珍仍給人感覺不慍不火，溫文如玉，謙謙君子，王宗曦便說：「我們都是外科，都是動刀的。我充分感受得到這裡面的控制力有多難。」但是，魏國珍似乎可以做到在高壓下，優雅自持、真心享受。

看待生命的角度不同

　　今年五月初，魏國珍獲邀在「第十九屆台灣癌症聯合學術年會&ACOS國際會議」發表論文，同時接受「徐千田癌症研究傑出獎」頒獎，他由九位競爭者中脫穎而出，表彰其在於腦癌研究上的創新突破。

　　他在演講中提到，運用創新的「石墨烯」（Graphene）元素，以奈米大小，搭載藥物分子，輔以聚焦超音波，突破血腦屏障。由於石墨烯具有瞬間加熱的特性，在超音波聚焦照射下，可以局部快速提高溫度，更有效地聚焦殺死腦癌細胞。

　　演說到最後，他談到自己一項親身經歷。今年一月，這篇研究原本排定將於國際著名期刊《Nano Research》上發表。然而，在製版時，編輯委員忽然要求在「Taiwan」之後，加注屬於「PRC」。打聽之下，原來論文編輯團主席是來自對岸的人士，魏國珍在溝通、抗議無效之後，很豪氣地撤掉論文。

　　之後，他將這篇研究相關論文轉投另一更具聲望的《Biomaterials》雜誌，很快獲得讚賞、刊登，他轉個彎，同樣得到能見度，並堅持了自己土地的尊嚴。

　　從這個事件，可以看出魏國珍的「硬性」，也跟他的父親一樣。王宗曦回想，SARS之後有一年，新流感H1N1來勢洶洶，世衛組織研判將有全球大流行，當時「衛生署」未雨綢繆，甚至準備疫苗，王宗曦忙於找名人宣導。

　　有天晚上十點仍在做簡報，意外接到女兒電話，電話那頭的女兒一邊哭，一邊說：「爸爸昏倒了。」王宗曦立刻趕回家，魏國珍可能因為過度勞累，突然休克昏倒，臉部擦傷、牙齒撞歪一顆。醫師通常不願意讓人知道他們也有倒下的一刻，這次事件魏國珍始終閉口不提，但卻也讓王宗曦深思：「那次我們覺得生命真的很可貴，應該好好把握，因為不知道無常什麼時候來，我們看生命的角度也更加不同，想做點什麼對社會有貢獻的事。」

　　這個想法，鋪下了本書出版的遠因。

　　如今這本書終於出版，同時帶著緬懷魏家老父親的家族意義。在訪問寫作的漫長歷程裡，自始自終，我都為這樣的「父與子」故事深深著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