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在文化的情境下去瞭解華人是瞭解或研究華人社會任何層面(如政治)必要的工具。或許Pye教授(1988)批評華人不願意自我分析是對的,我們沒有任何自我檢討、自我分析的雅量。這是第一本根據實徵的數據來作的華人-尤其是知識份子-深度分析。這本書與林語堂的《吾土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1939)在內容、研究方法及風格上並不相同,也與許烺光(Francis Hsu)的《中國人與美國人》(Americans and Chinese,1981;中譯本巨流出版)及香港中文大學Michael Bond的《中國人的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the Chinese People,1986)相異。
我生長在中國大陸,在台灣和香港教過書。很少華人或非華人有我這種機會能在不同的文化中觀察華人的行為。我在三個華人社會的經驗,使我對華人有不同的看法,也使我想要以實徵的方式研究他們。當我在1954年第一次去美國讀書時,我就注意到華人和美國人的差異。1972年,我應邀到夏威夷的東西文化中心去作一年的研究員。我認為研究華人是件有意義的事,還有兩個理由:第一,華人佔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你的鄰居、同事都有可能是華人;第二,中國開始成為世界的列強之一,它的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
1977∼1978年,我從香港中文大學休假一年(自1973年到1987年回台為止,我一直都在中文大學教書),到哈佛大學開始計劃研究華人性格。那時,我是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的榮譽研究員。這個夢想在我回到香港後逐漸成型,最後在台灣完成。1983∼1995年,我在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和美國蒐集資料,用自己設計的問卷、訪談、觀察和深度交往中得到這些資料。
外國人常誤解華人,以為華人就是那些典型,其實華人社會就跟其他社會一樣,各種典型的人都有。但是我必須承認,跟1954年我所看到的美國人比起來,華人的確有比較多的負面人格特質。我跟魯迅(《阿Q正傳》的作者,這本諷刺的書,有多種語言的譯本)的看法多少有些相同。魯迅放棄醫學來當作家,希望透過文學的力量來喚醒中國,他筆下的人物都有著華人民族性的弱點。我也在很多華人身上觀察到這些不好的人格特質,這些特質存在於高官權貴身上,也在平民百姓身上看到,知識份子如此,文盲也如此,這些特質似乎是中國幾千年來貧窮、無知、腐敗、獨裁、內戰權力鬥爭的原因。從正面來講,華人聰明、勤奮,他們的聰明才智和成就動機造就了香港及後來台灣的經濟成長,現在則是大陸的經濟起飛。所以,本書所根據的研究計畫有兩個目的:幫助其他國家的人瞭解華人,以及喚起華人同胞的注意。我們要保留好的人格特質,防止不好的人格特質在後代子孫身上再出現,我認為這個可以從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來著手防範。我希望這本書能對學術界,尤其是我深愛的祖國,能夠有所貢獻。當我說我的祖國時,我是指大中國(whole China),包括台灣、香港和大陸。
本書所根據的研究一共有21個,前後共有八章。第一章介紹本書的目的、採樣、使用方法、資料的蒐集及資料的分析。第二章到第七章詳細的報告這21個研究。最後一章討論研究的發現以及它的意義。本書兼顧學術性與非學術性,是給專家看的也是給普通人讀的。本研究質的部份大於量的部份。有些量的分析所用的統計方法都很簡單,為使大部份的讀者都能瞭解。有一些研究設計和資料分析是本土化的。我從人類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的觀點來分析這些資料。假如讀者不是對每一章都有興趣的話,我相信至少能找到一兩個章節是有興趣的。
我對已故的兄嫂感恩不盡,假如不是他們當年安排我離開大陸,我今天也不可能在此寫這本書。感謝內子則娟及三個兒女-呂維、呂明和呂綸-以及姪兒思允給我的支持。小兒子還買了一部電腦給我,教我如何使用它,這大大的加速了我寫書的進度。呂明和呂綸都協助我校稿。在分別了三十四年之後,我留在大陸的老友周貽白全程陪伴我在大陸蒐集資料。麻省理工學院的Lucian Pye替我寫了推薦文。普渡大學的Thomas Berndt和國立陽明大學的曾志朗替我看稿,國立台灣大學的楊國樞和黃光國教授、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校區的Alan Liu,香港中文學的Michael Bond、盧乃桂、侯傑泰和張炳松,伊利諾大學的Harry Triandis,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Shalom Schwartz和普渡大學的John Feldhusen給予我重要的建議。Alan Liu和Thomas Berndt也在精神上給我很大的支持。國立政治大學的秦夢群所長給我很多的鼓勵,我以前的學生及朋友侯傑泰替我跑大部份的統計資料。耶魯大學出版社、Norton、Sage、Caslon、Jossey-Bass以及聯合大學出版社都看過我的手稿並給我很多的建議,讓我修改書稿使得最後Edwin Mellen Press願意出版它。我對上述出版社感激不盡。
我也感謝台灣的國科會、香港中文大學的現代亞洲研究中心及新亞書院的明裕基金會提供我研究經費。最後,我深深感謝那些幫助我蒐集資料的朋友和學生,以及參加我研究、接受我訪談的所有參與者。
呂俊甫,1998年3月,台北,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