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臺灣農家經濟史之重新詮釋

推薦序（摘錄）

吳密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本書的作者葉淑貞教授堅持邀我為她的這本書寫一篇序。

　　其實，我之所以極力鼓吹她出版這本有關日本殖民時代臺灣農業經濟史的專著，是認為她的研究可以給我們這些文學院歷史系出身的日本殖民時代臺灣史研究者有所啟發，真不敢對她的研究有什麼指教。而且，我在葉教授去年出版的《臺灣日治時代的租佃制度》（臺北：遠流，2013）之序言中，已經對經濟學者之臺灣經濟史研究可以對傳統的歷史學者有什麼貢獻，做出了簡單的描述。但是此次葉教授還是要我在她這次出版的這本書中再寫一點文字，顯然是希望我就她的研究主題（日本殖民時代的臺灣農業經濟史），說一些個人的意見。因此，我就不揣淺陋地說一些外行話。這些外行話，有一些還是建立在1960 年代小時候在臺灣偏僻的農村依稀還可以感受到的日本殖民時代氛圍之印象上寫成的。

　　1980 年代留學日本時，「亞洲四小龍」是經常見諸報端的提法，而且也有一個將四小龍之所以能夠達致發展的原因求諸於儒家的學術風潮。但是，當時我對於這種解釋，總是無法臣服。反而，我認為戰後南韓、臺灣、香港、新加坡之所以能夠發展成四條小龍，一定不能忽視她們都曾經是殖民地的這個歷史因素。至少，殖民地時代所完成的包括近代法律、制度的各項基礎建設，透過教育所培養的識字階層和技術者，甚至殖民帝國所提供的廣域市場，一定對於戰後這些地區的發展提供了有用的基礎。所以，1995 年在日本的一個探討東亞殖民地問題的研討會上，我就刻意提出了一篇簡單的文章〈重新認識臺灣之殖民地型近代化〉，希望大家正視殖民地時代的「遺產」。就如預期的，這篇文章在會議場上受到來自中國、南韓的與會者幾乎是「圍剿」的待遇。因為，這兩個地區的學者認為我是在肯定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統治。

　　不過，過了二十年之後的現在來看，我的這種看法已經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創見。以韓國近代史的研究為例，各種領域都在以「殖民地近代性」的概念承認殖民地統治期間的近代化側面，即使一向強調民族主義抵抗的抗日歷史研究中也出現了強調「灰色地帶」的說法。當年在會場上重砲批評我的韓國近代經濟史大家，以後更是「轉向」專研日本殖民時代的經濟發展。

　　其實，我主張必須正面面對殖民統治所帶來的正面意義的同時，也希望大家不要忘了當時民族之間不合理的利益分配問題。用一個臺灣的例子來說，以日本資本為主的工廠制製糖業，雖然為生產製糖原料甘蔗的臺灣農民帶來了比以前更高的收入（這主要是因為日本所導入的資本、技術，並且提供了廣域之帝國市場所造成的），但我們也不能忽視總督府為了幫助製糖會社取得廉價的製糖原料甘蔗所制定的「（製糖）原料採收區域制」。因此，1920年代臺灣的農民運動之重要目標，便是在於撤廢這個讓臺灣農民在整個製糖產業中無法分配較高比率之利潤的制度。我甚至認為，不但在產業方面，即使在包括政治的各領域當中，日本殖民時代臺灣人的「抗日」努力，大概都是這種希望爭取更好之待遇的改良主義式抗爭。

作者序（摘錄）

　　一直以來臺灣經濟史研究在國內都未受到應有的重視，至今所累積的研究成果還很有限。戰後初期，在周憲文及吳幅員先生的號召下，經濟學者或多或少都曾致力於臺灣戰前經濟的研究。臺灣銀行並將這些研究成果定名為「臺灣特產叢刊」及「臺灣研究叢刊」，陸續出版。

　　但是自1960年代以後，國內臺灣經濟史研究逐漸沉寂，1970年代更加不振，1980年代初幾乎銷聲匿跡。以臺灣研究叢刊中相關文章的出版年代來看，內容觸及戰前經濟者共有130多篇，其中約70% 成於50年代，20% 成於60年代，10% 成於70年代，而無任何一文成於80年代。可見，臺灣經濟史研究在1960年代以來沒落的情況。這種情況直到1990年代以後，才因為政治的解嚴及新研究方法的應用而逐漸改觀。

　　過去國內臺灣經濟史研究之所以不振，除了由於1960年代以後臺灣經濟的蓬勃發展，吸走了經濟學界的目光，主要還是因為對於經濟學家而言，經濟史研究不具比較利益，致使臺灣經濟學者不願投入這個研究領域。而經濟史研究相對於其他經濟領域的研究之所以不具比較利益，主要是因為經濟史研究需要投入較多的時間於史料的蒐集與整理和政治上的禁忌這兩方面的因素。

　　1960年代以來臺灣經濟的快速發展，開始喚起美、日等地學者的注意。從1960年代底他們開始進行臺灣經濟的研究，其中有些人研究經濟現況，也有些人研究經濟史。為結合同行學者的力量，並交換研究心得，美國地區曾先後成立兩個臺灣研究會。第一個名為Committee for Taiwan Historical Studies，成立於1973年，由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中心（Hoover Institute）的主任馬若孟（Ramon H. Myers）擔任主席。第二個研究會名為Taiwan Studies Group，創於1982年。這兩個研究會定期舉辦討論會，並發行通訊，報導臺灣史研究的概況。

　　日本地區臺灣經濟史研究的大本營在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知名的研究者有溝口敏行、梅村又次等多人。他們的研究焦點在日治時代，從1970年代以來，不但編了一些長期統計資料及相關的資料目錄，也結合經濟理論與統計方法有系統地探討一些總體經濟現象。美、日學者的研究無論從數量或品質上來看，皆有不錯的成績。

　　相對於美、日學者，國內經濟學者卻從1960年代以後逐漸遠離臺灣經濟史的研究，這可能是因為史料的性質與政治禁忌。臺灣經濟史資料雖稱豐富，但是資料的可用性與方便性較諸戰後的經濟資料落後許多。與經濟現況的研究相比，臺灣經濟史的研究必須投注比較多的時間與心力，進行資料的蒐集與整理。

　　又，解嚴以前研究臺灣經濟史必須立足於統治者所容許的史觀進行研究。既定的史觀不僅限定研究者的研究課題，更壓抑了研究者獨立研究的精神。例如，過去研究日治時代經濟史必須立基於「帝國主義論」，帝國主義論主張殖民政策的最終目的在於剝削殖民地的經濟剩餘，以促進統治國之經濟發展。欲達此一目標，必須從開發殖民地資源著手，以供應統治國所需的工業原料及初級產品，並消費統治國所生產的工業產品。是故，帝國統治的結果，殖民地的經濟雖然可能發展起來，但殖民地經濟卻會相對落後，致使被殖民者的生活水準相對地較低落。

　　第一個有系統探討日治時代臺灣人民生活水準的學者是張漢裕。他在1955年的研究比較1936-37、1941-42與1950-51年期間農家消費支出，發現1950-51年農家的生計低於1930年代後半段以來的日治時代。但是他的文章投稿至《臺銀季刊》後，臺銀雖願意付稿費，但對於發表與否有虞慮；也有人從旁告訴他，那文章若發表，可能對他不利。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政治禁忌對於學者獨立研究精神的壓抑。可能因為這樣，張教授的這個研究結論，在相當長久的時間中都未有人繼續進行引伸研究。

　　過去經濟學者所關注的另一個日治時代經濟史研究的課題為：農業成長率有多高、成長的來源有多少得自於要素的擴張、有多少得自於生產力的提升。這樣的研究課題並不違背帝國主義論的觀點，因為帝國主義論者主張統治國為了以殖民地的資源促進本國人民的生活水準，需先促成殖民地的經濟發展。而這可能是過去農業生產力方面的研究之所以得以締造較豐碩成果的因素之從以上例子，我們都可以看到政治禁忌如何限制了當時研究者的研究課題。

　　而1990年代以來臺灣經濟史研究之所以比較蓬勃，除了政治上的解嚴之外，更因為新經濟史研究方法愈來愈廣泛地被應用。經濟史研究方法有兩個派別，一派稱為傳統經濟史研究，另一派則稱為新經濟史研究。所謂新經濟史研究是指，有系統地應用經濟理論作為分析架構，並利用統計方法整理資料，最後使用估計、檢定及迴歸分析方法，把資料組合起來，探詢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

　　這樣的研究方法源自於1950年代的美國，往後更締造了豐碩的成果，在1993 年Robert W. Fogel和Douglass C. North二位經濟史學者更因為在經濟史研究方面的貢獻，而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Fogel and Engerman（1971）曾將美國新經濟史的部分研究結果編為《美國經濟史重新詮釋》（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一書，企圖綜合一些研究成果，重新詮釋美國經濟史。

　　本書的書名有一部分仿效Fogel and Engerman的書名，主要是因為筆者與Fogel and Engerman一樣，都應用新經濟史研究法，嘗試重新詮釋臺灣經濟史上的一些問題，不過本書只集中於農家經濟相關問題的探究。

　　筆者於1980年代末期在美國匹茲堡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有幸開始投入臺灣經濟史的研究，博士論文的題目就是《日治時代臺灣經濟的成長及農家經濟》（Economic Growth and the Farm Economy in Colonial Taiwan, 1895-1945）。1991年取得學位回國之後，就開始在臺大經濟系開授「臺灣經濟史」一課，並繼續從事相關的研究，至今已經有二十多年了。

　　本書的內容大部分就是改寫自筆者這二十多年來臺灣經濟史研究的部分成果。其中的第一章有一部分改寫自1994年發表於《經濟論文叢刊》的〈論臺灣經濟史研究的歷史解釋觀點〉；第二章改寫自1994年發表於《經濟論文叢刊》的〈臺灣「新經濟史」研究的新局面〉；第三章及第四章以張素梅及葉淑貞發表於2003年《臺灣史研究》的〈日治時代臺灣農家所得之分析〉、1996年《經濟論文叢刊》的〈日治時代臺灣農家儲蓄行為之分析〉及2003年《經濟論文叢刊》上的〈日治時代臺灣農家之消費結構〉三篇文章為基礎，改寫而成的，不過已經與原文完全不同了。第五章大部分的內容曾以〈1918-1951年間臺灣農家商業化程度的變遷：以米作為主〉為題，發表於2012年林玉茹主編之《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一書，而第六章的內容主要得自於筆者與張棋安先生合著，並於2004年發表在《經濟論文叢刊》的〈臺灣蓬萊種稻作普及之因素〉一文。附錄一文則從2005年發表於《兩岸與國際事務季刊》的〈臺灣經濟史大師—張漢裕教授的學術成就〉及2009年國立臺灣資料館編《臺灣教育人物誌Ⅳ》的〈張漢裕（1913-1998）：臺灣農業經濟的奠基者〉這兩文改寫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