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這本書裡的篇章，是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應義大利《共和報》（La Repubblica）之邀而寫，收錄了他未曾集結成書的十六篇文章，在一九八九年和二???年之間以法文書寫而成。
在這些文章中，李維-史陀都是由一則時事出發，進而闡釋某些當代重要議題。但無論是關於被稱為「狂牛症」的疾病疫情、或食人主義的種種形式（食物性質的或療癒性質的）、或與某些習俗儀式（女性割禮或加上男性割禮）有關的種族偏見，這位民族學家在引述西方現代化奠基者之一，蒙田（Montaigne）的文句：「每個人都將不符合自己習慣的事稱為野蠻」之際，總是嘗試去了解這些發生在我們眼下的社會現象。
李維-史陀因此認為，所有「如此奇怪、令人驚異、甚至顯得令人作嘔」的習慣、信仰或習俗，只能夠在它們獨特的背景下去理解。一九九二年，蒙田逝世四百週年時，這位人類學家重新思考一個始終緊扣時代脈絡的哲學議題：「一方面，啟蒙時代的哲學批評了歷史上所有的社會型態，獨尊理性社會為烏托邦；另一方面，相對主義棄絕所有絕對性的準則，不認可某一文化能夠評斷與它不同的其他文化。自蒙田以來，效法他的作法，人們總是不斷尋找解決這個矛盾的出路。」
和李維-史陀的其他作品一樣，這本書名來自其中一個章節的著作，強調了「神話思維和科學思維」之間不可分割的關連，卻未將後者化約到前者。他提醒我們，在被稱為複雜的社會與錯誤地被認定為「原始且落後」的社會之間，並不存在人們長久以來想像的鴻溝。這樣的看法來自一種研究步驟，也就是一種方法，一種能夠成為日常生活中可理解的研究方式：「遠方照耀近處，近處也能照亮遠方。」
這本書的首篇文章，一九五二年為《現代》（Les Temps modernes）期刊所作的〈被處決的耶誕老人〉（Le Pere Noel supplicie）一文中，已經出現這樣的觀察方式，這種遠方與近處互為明燈的看法的「實行」。在這篇文章中，關於一個近期才出現在西方社會的儀式，李維-史陀寫道：「民族學家並非總是能夠有此機會去觀察一個儀式、甚至是一種崇拜，在他自己的社會中如此微妙的發展。」然而他很謹慎地立即說明，要了解我們自己的社會同時是最簡單也最困難的：「最簡單，因為經驗的傳承無時無刻、鉅細靡遺；但也是最困難的，因為只有在這種極為罕見的機會下，我們才能察覺社會轉變的極端複雜性，即使是最受約束的轉變。」
在這些帶著二十世紀末年標記的專欄寫作中，我們可以看見這位偉大人類學家的卓見與始終的悲觀主義。在被翻譯為三十多種語言之後，他的作品從此將標誌著我們二十一世紀的開端。
莫里斯．歐隆岱爾（Maurice Olend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