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台灣，你沒有恐懼的理由
玉山社魏淑貞女士囑我將一年來發表於TaiwanNews等報刊的文字結集，並針對當前台灣社會的「信心」問題作序。台灣社會存在信心不足或失去信心，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我看是出於某種對自身命運不確定的集體恐懼感。而這種恐懼，又來自部分政客、媒體、大牌企業家的製造與散布，諸如「成長極限」論、「財富縮水」論、「中產變窮」論、「窮人世襲」論之類。其實台灣社會需要「恐懼」的，正是這莫須有的恐懼本身。
一、從製造戰爭恐懼到製造經濟恐懼
在台灣製造與散布集體恐懼的專家，古已有之，于今為烈。我記得的，一回是一九九六年總統大選前，有一本暢銷書《一九九五．閏八月》，講中國軍隊如何打台灣，台灣如何投降，內容雖極荒唐，卻正符合製造集體恐懼之需要，國防部長孫震還專文推薦。結果是作者發了橫財，移民國外。那時《財訊》舉辦研討會邀我來台參加，邀請函上的主題是「兩岸大和解研判」；甫抵台灣，中國飛彈演習正開始，主題已改成「台海風險大研判」了。
我在會上說：「研討會主題從『大和解』改成『風險大』，據我看，兩岸既無『大和解』，台海也無『風險大』，大家既要丟掉『大和解』的幻想，也要去除『風險大』的恐懼，戰爭打不起來。」我不說百分之九十九打不起來，讓大家對那剩下的百分之一提心吊膽，我肯定百分之百打不起來，你們放心買股票就是。會場上立刻有人起而反對。
我講百分之百，有百分之百的根據，第一，從大的戰略形勢觀察，中國對台軍事威脅目的是政治分化、分裂台灣內部，幫反李政治力量打擊李登輝。他們的口號不正是「飛彈頭上過，老李闖的禍」、「李登輝下台，共產黨不來」嗎？江澤民清楚若真打台灣，他自己先垮台。
第二，就小的軍事演習本身看，劉華秋在美國同雷克互相交了底，中國軍事演習的政治目的是影響台灣選舉，不會「擦槍走火」；飛彈在公海是「試射」﹝彈頭裝的是測試儀器，不是炸藥﹞；陸海空「實彈」演習則在本國沿海，不過海峽中線。美國方面，則將顯示軍事實力表達「關切」，雙方保持戰略均衡﹝BalanceofPower﹞。所以這是台、美、中的一齣「三國演義」。
那一回台灣人民丟掉恐懼，取得「選票VS.飛彈」的勝利。江澤民的戰爭恫嚇，未能阻止他聲稱要「掃進歷史垃圾堆」的李登輝高票當選台灣第一屆民選總統。又一回是二○○○年。中國故技重演，公布〈一個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進行戰爭恫嚇，阻撓台灣選民投陳水扁的票。
連戰一反昔日的沉悶木納，到處揚言「選陳水扁就是戰爭，選宋楚瑜就是賣台」；甚至到高雄說出「三月十八日是定時炸彈」，只有他能「防止炸彈引爆」。我當時指出，連戰的「炸彈」，是恐嚇選民的「詐彈」，已經超出口水戰，如同恐怖份子挾持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做人質：「不選我，都炸死！」﹝〈評國民黨的戰爭恐嚇術〉，《民主台灣VS.共產中國》，玉山社出版，第四十頁﹞
結果是台灣人民丟掉恐懼，實現了民主台灣的政權和平轉移。
兩次總統大選，宣告共產中國與聯共反台派製造戰爭恐懼的嚇人戰術已經破產。今天轉而採取製造與散布經濟恐懼的新戰略，其核心是摧毀國民對台灣經濟的信心，誤導國民墮入西下中國才能救台灣經濟的迷思。也就是從過去製造國民的戰爭恐懼心理，轉向製造國民的經濟恐懼心理，以適應共產中國對台採取經濟攻勢的戰略需要。
二、台灣成長到極限了嗎？
製造與散布經濟集體恐懼的一個主要論點，是台灣成長已到極限，唯有靠西下中國，與中國經濟「統合」，成為「大中華經濟圈」的一環，台灣才不致被「邊緣化」。有人神經衰弱到聽見「東盟十加一﹝中國﹞」，都要驚呼「台灣被邊緣化了」！
這裡附帶說明，我用「西下」而不用「西進」中國，並無輕視中國之意，乃出自對王永慶董事長「水往低處流」一說之欣賞。他極為形象地指出了一個事實，企業之去中國，是著眼於中國低廉的勞工成本，如水之向下流；而非著眼於創新求生產力之上進，用「西下」表達，比許信良的「西進」準確。
西下中國可以降低勞工成本，兩岸三通可節約時間和運輸成本，我一向贊成。但我也一向反對把西下、三通當作台灣的命脈與國家目標。許信良提出「大膽西進」時，我就說不只「西」，東西南北都要；而且都只是手段、方法，是「用」，不是「體」。「體」和目標，是台灣本國經濟、文化、教育、科技、環境，國民生活品質的全面提升。
台灣的經濟發展戰略，過去是出口導向，製造業導向；從勞動密集的傳統製造業出口，到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的高科技製造業出口，創造了經濟奇蹟。這種類似日本的外向型發展模式，在國民收入不斷提高，國內工資水準、消費能力相應上升之後，需要逐步把發展的重心轉移到本國，即轉向美國模式。
美國是以本國為中心的開放經濟，開放全球的資源，人力、財力、物力，來發展本國，為國民創業和消費服務，也吸引世界各國來美國創業和消費，使全球優秀人才薈萃美國，積累起雄厚的國力和競爭力。
我初到美國﹝二十世紀八○年代後期﹞，正是日本模式稱霸全球之際。我在哈佛大學的房東EzraVogel﹝傅高義﹞教授寫了一本《日本第一》，暢銷全球。那時有人說，日本可以買下四個美國，我開始難以理解。原來他們以日、美兩國的房地產價格來計算。
日本沒有警覺到：第一，他們的房地產市場、股票市場已經泡沫化了，一個日本膨脹到了四個美國大，豈不荒誕？第二，他們以製造業出口為主軸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的確已到了「增長的極限」。日本的國民收入和工資均已達到美國水準，亟需把增長目標轉向本國國民需求，創造國民消費，提升國民生活和國內環境品質，引進國外人才、技術、資源，強化本國經濟的創新能力與競爭力，也就是轉向美國模式。
但當時美國自己也不認識這一點，他們恐懼日本，日本也確實買走不少紐約的標竿資產。美國人還寫書預告「美國的沒落」。我同樣難以理解，因為我所看到的是全球的人才、資金﹝包括日本的﹞都正源源不絕地流入美國；美國的大學、研究機構、實驗室，匯集了全球第一流的知識精英，他們來自印度、中國、俄羅斯和歐洲各國。我向來服膺熊彼得的理論，創新能力是增長的源泉。美國擁有全球最多、最具創新能力的人才，美國怎麼會「沒落」？
今天的台灣，類似當年的日本。
台灣走過的，也是以出口為主軸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勞動密集的傳統製造業﹝服裝、鞋襪、玩具等﹞，已經大量轉移到勞工成本低廉的開發中國家。近十幾年發展起來的技術密集、資本密集製造業，也正競相轉移到中國。台灣的半導體產業龍頭台積電張忠謀董事長，還為此發明了一條「張忠謀定律」，斷言「全球半導體產業重心將轉移中國」。
當然這不是一條科學定律，中國半導體產業按其自身的發展，與國際水準還有一段差距。但這可以是一條政治定律，假如以政治力量，把達到國際水準的台灣半導體產業聚落﹝從設計、製造到封裝、測試﹞整個「統合」到中國去，中國就有可能取代台灣半導體產業在世界的地位。所謂中國磁吸效應，就是以全球最低價勞工與土地等國家資源的特殊優惠﹝甚至無償提供土地與平整土地的勞力﹞，吸引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高科技製造業，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
由於中國是共產黨專政國家，其勞工非自由勞工，其土地等國家資源非由自由市場價格決定，再憑藉其黨國對勞工工資與國家資源的控制力，已經成為製造業的「世界工廠」，以其大量超低價產品在全球市場競爭，對於包括台灣在內的世界各國製造業工人就業的巨大衝擊，是「史無前例」的。
但這只是台灣出口製造業面臨的一大威脅，而非台灣經濟成長已到極限。而且這威脅本身，相當程度上也是台灣出口製造廠商自己造成的。今日全球市場上大量的MadeinChina商品，從服裝、玩具、鞋子到家用電子，相當部分過去是MadeinTaiwan，是台灣轉移到中國的，只是價格殺得更低而已。
三、台灣經濟戰略轉移的歷史機會
面對中國對台灣出口製造廠商的強大磁吸，應當怎麼辦？可以有兩種選擇。一種主張是堵。但正如王永慶說「水往低處流」，你要堵也堵不住，何況堵本身就是恐懼的表現，只會更助長集體恐懼心理。不是有人說「在台灣等死，不如到中國找死，五年後你想找死的機會都沒有了」嗎？
再一種是把台灣經濟發展戰略，從出口製造為重心的日本模式，轉移到以提升國民生活和環境品質為重心的美國模式。
照我的看法，今天正是台灣經濟戰略轉移千載難逢的歷史機會。假如沒有中國這個「全球製造工廠」的威脅，台灣出口製造業持續發展，產能需求不斷擴大，勞力短缺尚需引進外勞補充，那樣一種經濟快速增長的環境中，恐怕難以推動產業結構的轉型。而今天由於中國大量廉價勞工的供應，由於台商、日商、世界各國廠商源源不斷向中國投入資金、技術，提供全球行銷通路，中國出口製造業迅速蠶食全球市場的趨勢正持續發展。即使全球經濟景氣回升，也不可能再回到過去台灣出口製造業的普遍榮景。所以現在正是台灣經濟戰略轉移的最好時機。
願意西下中國擠進「全球製造工廠」的，不必去堵。今天去中國的大致是兩類產業：一類是中國所謂「兩頭在外」，就是由台灣出口機器設備、關鍵零部件、關鍵原材料到中國，利用中國廉價勞力加工製造出成品，再出口行銷全球市場，從傳統民生消費品到高科技電子、通訊產品，大致都可以賺到錢，不會找死。
另一類是看中國市場看花了眼，想去賺十三億中國人的錢，除了康師傅等生產低價民生必需品、早期佔領市場的少數例外，都不易成功。道理很簡單，你能利用他廉價勞工幫他賺外國人的錢，他才需要你的本事；你想開電廠、醫院同他競爭賺中國人的錢，他能那麼傻嗎？這就是林百里、郭台銘成功而王永慶受挫的原因。有眼光的台灣企業家，不會放棄在台灣和世界的實力地位，把自己的賭注都下到中國市場。
最近看到陸委會主委蔡英文「強力推薦」的一本書《中國，出租中》﹝大前研一著﹞，第一章開頭〈活力奔騰的中國〉，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作者訪問深圳的電子零組件製造廠，約有萬名員工，月薪約八十美元，員工都是年輕女性，沒有一個人戴眼鏡。
作者問廠長：「沒雇用視力不好的人嗎？」
廠長答：「員工眼睛壞了就請她走路。她們只要找得到工作就好了，反正不關我的事。想在這裡幹活的人多得很。」
作者說：「在深圳、上海、蘇州、大連等湧進大批鄉下求職人口的大都市，這種模式變成理所當然，大連某工廠登出一個月工資九十美元的徵人廣告，鄰近農村跑來兩千個少女應徵，等面試時足足把工廠圍了一圈，錄取的少女就住進公司宿舍，晝夜不分地工作，午休時間還積極地學習電子回路等高科技知識和技術。像中國這樣人口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還是史無前例。」
作者如此津津樂道他所謂「名副其實的資本主義天堂」，都讓我讀得毛骨悚然，心中感到的是「人的地獄」和作者的冷酷。這個故事道出了中國強大磁吸的秘密。中國經濟的金字塔，正是這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農村少女們失去的視力與青春堆砌而成的。這也就是世界「自由」資本趨之若鶩的「磁極」。
這種情景發生在十九世紀的歐洲時，還有雨果和恩格斯寫出《悲慘世界》和《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發出人道的呼籲；而發生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時，卻被「世界知名的經濟戰略專家」、「日本少數對中國大陸有深刻認識的權威人士」﹝引自蔡英文推薦序﹞譽之為「史無前例」的「理所當然」！
在中國專制政府、全球跨國資本和世界經濟戰略專家的合作下，以十九世紀歐洲模式壓榨「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中國少女們的「世界工廠」，果真是值得世人膜拜或恐懼的二十一世紀文明典範嗎？
不。十九世紀歐洲資本原始積累模式在共產中國的再現，不過是人類歷史上短暫的「返祖」現象。「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中國少女們也會有覺悟到爭取自己「人的權利」和「平等待遇」之日。自由的台灣人應當有自己的選擇，別讓中國磁極干擾了目標。台灣需要，而且正在創造的，是二十一世紀國家發展的新典範，台灣主體的新經濟戰略。
第一，國家發展以人為目的。不但發展的目的是為人的自由，而且發展的手段也必須符合人的自由與人道原則。中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勞工壓榨違背人道原則，並非「理所當然」，二十一世紀的國家競爭力不能靠無限壓低勞工成本，剝奪人的自由、幸福來達到；而要靠人的自主創新精神，靠人的智慧和創造力的充分發揮。二十一世紀的競爭是人的智慧和創造力的競爭。
第二，國家產業結構從出口製造業導向轉到台灣主體的全方位發展，提升國民生活和環境品質，吸引全球「投資台灣」。台灣有《投資中國》雜誌，卻沒有《投資台灣》雜誌。台灣主體的全方位發展戰略，不但台灣產業要向全球發展，到世界找商機；更要在國內創造商機，吸引全球來台灣發展。中國「磁吸」靠廉價勞工，台灣要有自己的區別於中國的「磁吸」，靠出色人才、優美環境、健全法制、高效行政，國際化高水準的教育、科研、金融機制和舒適便利的生活服務設施。而這些內需的服務、教育、文化產業，可以創造大量的國內消費和就業機會，又可以吸引全球人才、資金、技術來台灣創業。
第三，台灣二十一世紀的國家發展，應走科技與人文結合之路，創造現代海洋國家的新經濟、新文明。這種新經濟、新文明，已經在南台灣誕生。本書第三部分「發展戰略」中，〈奇美的台灣新文明〉、〈台灣的希望在哪裡？台灣的未來在哪裡？〉、〈以自由與智慧屹立世界〉等篇，都是討論這一主題的。台灣不需要恐懼一個靠剝奪多數人的自由和幸福、靠壓榨廉價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青春生命構築起來的「資本主義天堂」。自信的、智慧的台灣人能夠、而且正在自己的國土上建構讓每一個國民的自由、幸福都得到尊重、讓每一個國民的智慧和創造力都得到發揮的「自由人的天堂」。
四、泡沫不是水，財富沒有縮
謊言永遠成不了真理。所謂「謊言千遍成真理」，只是表明不斷重複的謊言可以使人暫時迷失，摧毀人的信心。製造集體恐懼的謊言，如「選陳水扁就是戰爭」，可以利用一部分人對戰爭的集體恐懼，阻止他們去投陳水扁的票。今天集體恐懼的製造與散布重心已從戰爭轉到經濟，創造出「財富縮水」論、「台灣變窮」論等等，天天在立法院和媒體上不斷重複，製造與傳播經濟恐懼症。
重複最多的，是所謂台灣股市從一萬多點跌到三、四千點，台灣的資產已縮水三分之二，人民荷包縮掉三分之二！房地產不景氣，房價下跌，「社會大眾財產又縮掉三分之一」等等。
構造這種謊言的基礎，是混淆了空氣和水這兩種不同的東西。水面上的泡沫，裡面是空氣不是水。所以「泡沫」不是實際存在的財富，「泡沫」破滅，不是實際資產的「縮水」。一所工廠，經營不好，虧損了，屬於資產縮水。一個人或者失業，或者減薪，屬於收入縮水。你的房屋失火倒塌了，失去原有價值，也屬於財富的損失或「縮水」。假如你的工廠既未虧本，你的薪水也未減少，又沒有通貨膨脹，物價也沒有漲，你住的房子也沒有縮掉一間，怎麼能說「財富縮水」，「大眾變窮」了呢？
對於五％失業人口來說，是變窮了。這個問題在產業轉型期還會存在甚至擴大，需要政府完善地從職業培訓到生活救濟一系列制度妥善解決。對於多數社會大眾，並不存在財富縮水、荷包和房子縮小的問題。
至於股市漲跌、股民賺賠，即屬於空氣與水的消長問題。股市漲到一萬多點，升上去的大部分是空氣不是水。因為上市公司的實際資產、營利，並沒有增長那麼多。所謂市值，只是股票的牌價，不是資產的實際價值。股票牌價隨股市買賣漲跌，與實際資產的增減並無直接關聯。
也就是說，股票暴漲時，那牌價中的大部分是泡沫，裡面是空氣不是水，不是實際的資產。你那時買來，股票暴跌時縮掉的是泡沫中的空氣。你把空氣當水買來花掉的錢，是被把空氣當水賣給你的人賺去了。有些大牌企業家，不是常藉媒體放話，先說景氣要來了，騙你去買他的股票，他則大量高價賣出；接著又說，看來不景氣還要延長，讓股票大跌，他又大量低價買進。這樣，你把他的空氣當水買進，你賠，他就賺了。
這是一群語言魔術家，用語言的魔術製造集體恐懼。嘴裡他們最關心台灣經濟，實際是打擊台灣經濟，讓社會大眾失去信心，不敢消費，不敢投資。而他們自己時放時收，從中漁利。
五、去除恐懼，建立自信
大前研一在《中國，出租中》一書中說「日本即將成為中國十分之一的周邊國家」。因為「中國有十二億人口，日本只有一億二千萬，一個只有對方十分之一的國家，可以說完全不具任何影響力，這就是十分之一小國的悲哀」。
曾幾何時？膨脹到四個美國大的日本，縮小到十分之一中國了？其實日本沒有縮小，還是那個日本，是日本人的信心縮小了，被把握不住自身命運的恐懼壓縮了。按大前研一的邏輯，台灣更小，只是對方﹝中國﹞六十分之一的小國，當然更得「邊緣化」了。何況有人連台灣是不是一個「國」都未認定呢！
一個國家的力量，同一個人的力量一樣，不在於大小，而在於她的價值。古代希臘是小國，波斯是大國；自由的希臘擊敗了波斯帝國的侵略，這就是自由的價值。象徵自由戰勝強權的馬拉松之戰的故事，寄託於馬拉松長跑流傳至今。美國發表《獨立宣言》、制定《聯邦憲法》時，只是大西洋沿岸十三個州，總共三百萬人口的小國。她擊敗了統治她的大英殖民帝國，這就是自由的價值。從波斯帝國到蘇聯共產帝國，歷史上多少大帝國覆滅了，瓦解了；而自由的價值是不可戰勝的，自由與人類共存。
台灣是自由國家，而恐懼是自由之敵。集體恐懼的製造與散布者，是要讓國民失去維護自由國家的信心與勇氣，他們不願意看到這個自由國家的獨立成長。
我初到台灣那一年﹝一九九七年﹞，發現台灣一部分人士不認同自己的自由國家，不認同自己的自由國民。我把他們的言論概括成六個字：懼共、畏美、輕己。懼共懼到一言一行都怕「挑釁」共產中國，一位言論「大師」在電視上嚷：「現在全世界都怕中國，連美國都怕，你敢說不怕？」那時美國總統柯林頓，常同江澤民站到一起壓李登輝；台灣這些人也拿美國來壓自己國家的總統，要台灣服從柯林頓、江澤民的「世界新秩序」，奈伊的「台灣交易」，李侃如的「五十年中程協議」，把自己套進「一中」絞索。對自己的國家民主台灣，他們看得一錢不值；《紐約時報》說了句「麻煩製造者」，不但不駁，還接過來羞辱自己。
二○○○年台灣和平轉移政權，美國也換了總統，不再欺侮台灣了。我以為這些人會有所反省，豈知不但沒有反省，還變本加厲。懼共變成聯共，聯共反台。畏美變成反美，「九一一」賓拉登發動對美恐怖襲擊，他們歡呼賓拉登；布希總統支持民主台灣加強對中國戰爭威脅的防衛能力，他們污衊美國把台灣當做反中「馬前卒」，公然助中反美。輕己變成譭己，不但在國內媒體天天譭謗台灣，還跑到美國去譭謗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總統。
可惜他們生不逢時，美國國家戰略已改變為有利於自由的均衡戰略﹝TheBalanceofPowerthatFavorsFreedom﹞。連中國都不敢再肆無忌憚地動輒以戰爭恐怖主義威脅台灣人民了。於是他們也不得不改變策略，把製造集體恐懼的重心從戰爭轉向經濟了。
我的這本書，可以說是反映這個時代變化的一面鏡子，主要目的就是「去恐懼」，包括「去國家認同恐懼」、「去國際環境恐懼」、「去成長極限恐懼」、「去政治分裂恐懼」、「去中國崛起恐懼」五個部分。民主台灣正處於歷史上最好時期，實在沒有任何恐懼的理由。唯一需要「恐懼」的，正是這莫須有的恐懼心理。去除恐懼，建立自信，才能開創台灣更加自由、幸福的未來。
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