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從我一九五八年進入台塑集團迄今，已經是第五十七年。看著台塑集團從當年一間位在稻田中間的小工廠，到今日名列全球前十大石化集團，要歸功於兩位創辦人的合作無間，以及不斷追求企業成長與突破的共同理念。但外界總將光環都給了董座王永慶先生一人，老實說，對總座王永在先生並不公平。不過，總座從來沒有表現出受委屈的樣子，連一句抱怨都沒有，這是很了不起的。
本書以較為中立的觀點，忠實呈現出總座對台塑集團的貢獻。讓外界知道，沒有王永在，就不會有今日的六輕，台塑集團也不會因為六輕而聞名全球。所以，台塑集團有兩位創辦人，缺一不可，董座王永慶享有「經營之神」的光環，總座王永在也應該同樣享有外界的掌聲，這是屬於他的榮耀。
長年跟隨兩位創辦人，走過草創時期的艱辛、度過政經局勢動盪紛擾的年代，有一件事情我感觸很深，也從來沒有對外說過。但在今日這種排富反商的社會氛圍下，我想特別說明一下。
一九七一年十月，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國內瀰漫著一股躁動不安的氣氛，許多人紛紛處分掉台灣的資產，申請移民國外。兩位創辦人王永慶與王永在那時已經非常富有，但他們從沒想過撤資台灣，反而還要大手筆加碼在台灣的投資。所以我們在一九七二年，委由史丹佛研究院（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的嚴演存教授幫我們評估輕油裂解廠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然後，我們還在一九七三年跟政府提出申請三輕計畫，後來遭到拒絕。
事實上，在那時候，有一位蔣家十分器重的政府官員，在當時是權傾一時的政治人物，就曾以好友的身分跟兩位創辦人勸說：「台灣很可能會被中國收復，你們還是不要在台灣投資那麼大的計畫，風險很高。中國共產黨如果收復台灣，你們就什麼都沒有了。」結果兩位創辦人跟那位重要人士說：「就算台灣真的被中國收復，共產黨掌管政府，我投資的工廠被收歸國有，雖然對我個人來說，我失去了這座工廠；但對台灣來說，這座工廠還是留下來了。那又有什麼關係？」
我會知道這件事情，是因為我跟王金樹都參與了那場會晤，我們就在那聽到他們三人討論這件事情。在那個動盪的年代、在很多人都選擇撤資台灣的時候，兩位創辦人還有這股雄心壯志申請興建三輕，因為他們認為就算工廠變成國家的也沒關係，好歹是留在台灣，好歹是對台灣有幫助；而且是兩位創辦人都有這樣的想法。我不能說出那位政要的名字，因為以那個人當時的身分不能說出這樣的話，他是把兩位創辦人當好朋友才這樣勸誡。
我今天會講出這件事情，只是想讓大家知道：兩位創辦人努力發展事業，從來都不是為了個人享受或累積財富。他們就是不斷追求突破、要成就一個非凡的事業；他們要讓台塑集團可以站在國際舞台上，跟全世界一流的大企業競爭；他們要證明台灣人也不輸歐、美、日，一樣可以蓋出世界級的工廠。最終，他們希望台塑集團能永續經營。
無庸置疑，兩位創辦人非常富有。但對他們來說，資金是他們發展事業的工具，財富是事業發展的結果。兩位創辦人勇於夢想，享受的是將夢想實踐的過程，但他們從來都不會把財富花在享樂上。他們節儉的程度，比一般中小企業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出國搭經濟艙、家裡沒有進口貨、手上不戴名錶，就連當初我們建議長庚球場的餐廳是不是要委由飯店來承包，都被兩位創辦人否決了，說「我們不要奢侈的，這樣就可以了」。
他們認為「富不過三代」，所以財富應該要回饋社會，而且要親力親為。不同於一般企業捐款行善，台塑集團不管是認領台灣因九二一大地震所倒塌的老舊校舍重建工程，或是在中國捐贈興建的「明德小學」，通通都是台塑集團花錢出力自己蓋的。因為創辦人認為民間企業效率好，與其把錢捐給政府讓公家單位來做，還不如台塑集團自行興建來得有效率。所以過去十多年，台塑集團已經在中國興建了近五千所的明德小學，希望能讓所有貧窮困苦的人，都可以透過教育來逆轉自己的命運。
現在社會「排富反商」很厲害，因為有錢的人會炫富，沒有錢的人就會忌妒，這樣社會不會安寧。我今天特別提到這一點，就是希望社會上有能力的人可以向兩位創辦人學習，少點奢華、多點善行，改善這種「排富反商」的對立氣氛，國家社會才能更安定。
我在台塑集團服務超過半個世紀，相當感念能獲得兩位創辦人的高度信任與充分授權，他們非常尊重專業，從不拒諫、也不堅持己見，勇於改變自己的態度與做法。只要是有建設性的案子，兩位創辦人都會放手讓我們嘗試，讓我們在工作上可以盡情發揮。隨著台塑企業發展，我有幸參與了在台灣、美國及中國等地的重大擴建計畫，從中學習到很多。能與台塑企業共同奮鬥、成長及茁壯，過程中雖然辛苦，但是我深切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我希望年輕的一代可以在工作中找到熱忱，找到這樣的幸福。
台塑董事長 李志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