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概念是相對「自然」而言的，它包括人類的一切活動及其創造物。自然演化偶然地產生了人類，而人類又創造了燦爛的文化。自然是人類的生存條件，文化是人類的生存方式。既屬於自然又屬於文化的人類，就生活在自然和文化的夾縫中。人類的這種二重屬性決定著他在自然和文化之間的尷尬地位，既不能脫離自然又不能停止文化創造。這種尷尬地位所造成的人的精神分裂，是人類生活中一切善惡的總根源。文化的發展經過蒙昧和野蠻而進入文明時代，而文明又有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的轉變。「文明要經過歷史的考驗而存活下來」，比利時—美國科學史學家薩頓（George Alfred Leon Sarton,1884—1956）早在1930 年就指出，但對於以科技為基礎的當代工業文明「我們還沒有經過」這種歷史的考驗。
英國農學家和科學史學家丹皮爾— 惠商（William Cecil Dampier-Whetham,1867—1952），在其著作《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和宗教的關係》（1929）第一章「古代世界的科學」中說，「在歷史的黎明期，文明首先在中國以及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印度河和尼羅河幾條大河流域從蒙昧中誕生出來」。薩頓曾經寫過一篇隨筆《東方和西方的科學》（1930），引用了拉丁文古訓「光明來自東方，法律來自西方」（ Ex oriente lux,exoccidente lex），強調「西方全部形式的科學種子來自東方」。李約瑟的多卷本《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1954 年以來陸續出版），鼎力推薦中國文明中的科技成就。
《馬可• 波羅遊記》（1298）曾引發歐洲人幾個世紀的東方情結。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斯畫家施特拉丹烏斯（Johannes Stradanus or Giovanni Stradano or Jan van der Straet, 1523—1605），在他的木刻畫《新發現》（Nova Reperta, 1580）中繪製了九項所謂古人不知的「新發現」，即美洲大陸圖、磁羅盤、火炮、印刷機、馬鐙、機械鐘、治療梅毒的熱帶木、蒸餾器和蠶絲。
自然界中的生命之所以生生不息，是因為採取了兩性繁殖的策略。作為自然演化之延續的文化演化也類似於生物的兩性繁殖，文明的演進就根源於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融合，或強勢文化同化弱勢文化或結合兩種文化基因形成新文明。英國歷史學家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的《世界史綱》（The Outline of History,1920）描繪了工業文明如何在遊牧與農耕兩種文化的衝突融合中誕生於歐洲的歷史。中華民族在人類創造工業文明的進程中是落伍的，工程和產業之價值取向的權力主導滯緩了中國歷史的車輪，最終以引進西學的方式走向現代化。面對工業文明進犯威脅的中華民族，通過西學東漸、洋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三部曲，完成了從傳統到近代的心態轉變，實現了由格致到科學的知識銜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