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日本新中產階級

序

回顧一本前瞻的經典???????????????????????? ?

William W. Kelly

　　埃茲勒，你也未免太狹隘了，從來不曾在另一個文化生活過。既然從未領略過另一個文化的生活，又怎麼可能了解美國呢？在你安定下來要去教書之前，最好先出國一趟，到一個截然不同的文化去，生活於其中，吸收其文化。──芙蘿倫絲．克拉克霍恩（Florence Kluckhohn）

　　早在一九五七年，傑出社會學家芙蘿倫絲．克拉克霍恩這樣提醒她的助理研究員傅高義（Ezra Vogel）。當時，與克拉克霍恩同事三年的傅高義，剛在哈佛完成有關社會關係的博士論文，深受此一告誡之震撼，轉而求教於亦師亦友的指導教授威廉．高迪博士（Dr. William Gaudill）。高迪為一人類學家，兼治心理學，任教於社會關係學系，一九五四至五五年曾在日本做研究一年，對這個國家充滿著研究的熱情。很自然地，他力勸傅高義到日本去。傅高義乃追隨哈佛當時的日本人類學家約翰．貝爾哲（John Pelzel）進修速成課程，並和研究所的日本同學上了幾堂語言課程。次年，一九五八年，偕同妻子蘇珊（Suzanne）及一歲大的兒子首途東京。蘇珊當時從事精神治療社會工作，主修的是社會學。此行說來偶然，卻就此成就了一本在日本學中足以名垂青史的著作。

　　傅高義在日本生活兩年，第一年住在東京市中心，後來搬到東郊他們稱之為「町」的地方度過第二年。蘇珊身為人妻兼為人母，但到第二年，又成為傅高義的全職研究搭檔，本書即為兩人實地研究的結晶。傅高義掛名作者，但在書中強調了蘇珊不可或缺的貢獻。

　　這本夫妻攜手博士後研究的著作，的確大異於傅高義最初的發心，以當初的環境來說，也純屬意外。在這裡，雖然是後知之明，我還是要來談談這本書在日本社會科學上的意義。我想要說明的包括：此書之所以純屬意外的道理何在，此書的精闢之處何在，以及歷經了半個世紀之後，此書還能在日本研究上佔有一席之地的道理又何在。

　　此書之誕生，對兩位作者來說，純屬意外。傅高義的博士論文寫的是〈父母的婚姻關係與子女的情緒困擾〉（The Marital Relationship of Parents and the Emotionally Disturbed Child），是一項有關家庭與心理健康的大型研究的一環，指導教授是芙蘿倫絲．克拉克霍恩與精神分析家約翰．史匹哲（John Speigel）。研究檢測文化價值與心理健康之間的關係，拿「正常」家庭成員與心理上有問題的孩子做比較，後者的樣本則來自波士頓地區義大利裔、愛爾蘭裔及英國裔族群。最初，傅高義的日本之行只是要延伸克拉克霍恩與史匹哲的研究，探討民族特質與心理健康之間的變數。

　　傅高義本身也強化了這項研究的目的。芙蘿倫絲．克拉克霍恩安排這趟研究的經費，比爾．高迪（Bill Caudill）則為他們有關日本兒童社會化的研究做準備。高迪和妻子在東京羽田機場接機，介紹認識土居健郎博士，並由他安排，在他家隔壁租了一間房子。土居健郎當時已是日本知名的精神科醫師，曾經在美國研究兩年，並與高迪長期合作，成果豐碩。傅高義接受為期一年的密集語言訓練後，國立心理健康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幫他們挑了六個有「正常」兒童的家庭，並安排了每周的會面。研究院另外偶爾也安排他們會見家有情緒障礙兒童的家庭，並透過他們的醫療紀錄做更多的了解。

　　按照計畫，由傅高義訪談丈夫／父親，蘇珊訪談妻子／母親。一切進行順利，但一年之後，他們把家搬進町區（有些家庭住在那兒），在每個人類學家所謂的深度情境參與觀察中度過第二年。

　　等到了研究時間結束時，他們已經放棄了正常/障礙的研究，至於更粗糙的日本/美國比較，也丟到了一邊，而是看到了更大的在地力量所形成的另一種社會經濟差異：新中產階級與舊中產階級之間的差異。因此，傅高義回到美國打算要寫的俗民誌（ethnography）研究，與其說是一種預測，不如說是一項發現。新的主題，日本的新中產階級，指的是日本當地所謂的「上班族」及其家庭，亦即在大公司及公務機關工作的白領受薪員工。傅高義指出，整個一九五○年代，都市特質──亦即社會的普遍願望與制度形式──的形塑，大公司及其白領員工所展現的影響愈來愈大，他們所居住的地方──町──東京都會區邊緣，既沒有特色又不起眼，則是由獨戶住家、小商店、地方機關及幾家小工廠構成。一如大都會區的許多舊部落，這裡仍然沒有抽水馬桶，當時搭火車三十分鐘可以到東京市區，逐漸成為新中產階級──白領上班族──的家。此一受雇於公司及政府機關的薪水階級，夾雜於當時仍屬支配力量的「舊中產階級」之中。所謂舊中產階級則包括經營家族企業的成功商人（町區裡的地方領袖）、少數專業個體戶如醫師及牙醫、家庭式小商店及小公司受雇員工。透過樣本家庭的拜訪及町內生活的體驗，在這些住民的人際關係與生活方式上，傅高義看出了明顯的差異。

　　傅高義使用的雖然是逐漸流行的民間用語「上班族」，但本書卻不是上班受薪人員的俗民誌論著。俗民誌的研究要等到十年之後湯瑪士．羅倫（Thomas Rohlen）有關猶他銀行受薪人員的俗民誌論著《和諧與力量》（For Harmony and Strength）出版時才看到。町的上班族每天一早出門前往市區的公司上班，傅高義與蘇珊則留在町內，跟著鄰居們日常作息，拜訪留在家中的男人與婦女。因此，本書實際上談的是上班族的生活方式，詳細描述了這個階級的需求，並針對薪水工作對町內上班族及其家人、社會關係、社區和正式制度的社會影響做了鉅細靡遺的實地調查。

　　在這裡，我必須對我已經用過了幾次ethnography（俗民誌）一詞作個說明。長久以來，多數人類學家所採取的策略都是將個案研究加以延伸。亦即在一個社會的一小部份上投入大量時間，詳細深入其生活組織及其參與者的意義模式，以便了解這個社會的生活方式，因此而產生的論著──俗民誌──既是在描述也是在分析一個生活世界。時至今日，俗民誌的研究與寫作大體上與人類學緊密相關，但在日本研究方面，其他領域的學者對俗民誌的貢獻卓著，包括宗教學者如海倫．哈德克萊（Helen Hardacre）及艾恩．瑞德（Ian Reader）、政治學者如大衛．艾普特（David Apter）及羅賓．勒布朗（Robin LeBlanc）與社會學者如羅納．多爾（Ronald Dore）及羅伯．寇爾（Robert Cole）。這本書，傅高義所寫的雖然屬於社會領域──上班族──但卻是密集實地調查的結果及町內上班族家庭的深入紀載。這就是俗民誌，是基本的日本研究。

　　本書的重要性在於傅高義提出了四項彰顯了上班族意義的基本洞見。第一，傅高義把焦點放在一個新階級的出現，但他心思敏銳，清楚看出上班族之所以突出，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收入與工作，而在於他們是受雇於大型的組織。這些上班族之看待自己，以及廣大社會之看待他們，所看的並不是金錢的數量，而是在一個穩定環境中，他們賺取一份固定薪水的地位和可以預期性及其對生活水準及人生願景的影響。Doing salaryman was essential to being a salaryman.

　　第二項洞見是：上班族的分析不可偏離其家庭關係、朋友型態、生活環境及學歷證明。換句話說，上班族之所以為上班族，無論在界定上，或其本身的條件上，相較於之前對上班族所做的分析，傅高義更注重的是家庭、教育與職場之間的緊密關係。上班族作為一種就業型態，二十世紀初期就已經出現在整個日本。但如同市場之先於資本主義，上班族在成為一種主要的生涯並開始重塑社會的體制輪廓之前，乃是一種早已經就存在的雇傭形式。但到了一九五○年代中期，上班族已經不只是一種就業的形式，同時也象徵一種逐漸取得廣大文化力量的生活方式，正是這種在町內日常生活中進行的重組，傅高義感受到了。

　　隨著家庭、學校與職場之間網絡的確認，在體制與個人的動態方面，傅高義又看到了另外一組社會、文化與心理之間連結。在這方面的研究上，他有效結合了兩位對他有著深刻影響的學者──羅納．多爾及土居健郎──的觀點。一九五○年代初期，英國社會學家羅納．多爾以東京一處小生活圈為對象，研究居民努力從個人的喪失、家庭的離散與物質的匱乏中重新站起來的情形，並於一九五八年出版俗民誌著作《日本的城市生活》（City Life in Japan）。傅高義夫婦要啟程前往日本時，多爾也剛好在波士頓地區，便將他該書的校樣給了他們夫婦。至於土居健郎，當時正在建構他的家庭動態模型以及以撒嬌概念為核心的母子關係心理學，傅高義夫婦就是用這套學理來分析家庭動態。針對都會及國家體制重新打造地方生活，多爾提出了社會學的觀點，土居健郎則分析了社會關係的心理脈絡，《日本的新中產階級》將兩者加以結合，告訴我們：薪水──文化賦與其價值，情感給予其動機──具有一種特殊的社會定位，為滿足供給與安定、動機與成就所不可或缺；參加考試為學生的取向及學校的架構定位；家庭成為職場與教育要求的交會點，形成了某種模式的家庭內部領域、性別分工與母親子女的動態，而所有這些都影響到地方的社區生活及經濟。

　　最後，在本書的最後部分，異於傳統的階級分析，傅高義認為，此一新中產階級並不在於激起階級對立，也不在於取代舊中產階級或勞工階級。相反地，透過願望的擴散與異議的整合，薪資的地位與受薪工作所造成的效應，文化多於政治。本書最後部分論及「新秩序的擴散」，認為「上班族的模式成就突出，已經成為一種令人嚮往的生活象徵，甚至對不屬於大型組織的人也具有重大影響」（267）。

　　數十年下來，上班族及其家庭的支配力量儼然形成主流，如今看來或許是大勢所趨，但在一九五○年代末期與一九六○年代初期卻一點都看不出來。面對工會的強力抗爭與充滿活力的反對意見，保守黨全力阻擋。政府的搖擺不定及處理這方面問題時的捉襟見肘，徒然招致選民不滿與經濟分裂。但到了一九六○年代，情況有了轉變。執政的自民黨化解政治上的反對力量，孤注一擲舉辦一九六四年奧林匹克運動會提升國家榮譽大獲成功，並推動「年所得加倍」政策，至少對整體經濟來說大有助益。傅高義夫婦的實地調查之後十年，上班族的生活方式已經成為主流規範，儘管他們的行業從來不屬於多數，二十年後，到了一九七○年代後期，在東北部鄉村稻農的生活取向中，我還可以看到傅高義的所描繪的形象。

　　當然，《日本新中產階級》的面向也見於半個世紀之後，某些町內生活的現象並未受到重視。譬如說，第七章特別強調的「日本人的」價值與町內上班族家庭比較特別的取向之間就有落差存在（土居健郎的影響）。學校之外，對地方機關組織的強烈的感情我們也感受不到。對於階級與性別的動態，本書也沒有傳達深刻的認知。此外，也很少提到一九五○年代後期東京高度政治化的氛圍（工會運動、群眾反政府示威等等），但很明顯地深入了日常生活。儘管如此，傅高義筆下受薪人員的生活方式栩栩如生，分析深入，極具說服之能事，且有驚人的先見之明，雖然整個計畫純出於偶然，過程也非始料所及，但也正因如此，使得全書更加令人驚豔。

　　《日本新中產階級》的篇章排列可以說是既實際又鮮明，從工作到學校到家庭到社會，把這個新中產階級既是文化象徵也屬於經濟範疇的特色都點了出來，並將貫穿理想與有機多元的體制紐帶展現無遺。過去三十年來，許多有關日本社會的俗民誌文獻都是以此一架構為藍本和基礎。在《日本新中產階級》中，家庭觀察、教育觀察、職場觀察、性別觀察、居住社區觀察的脈絡盡在其中。

　　除了他的核心貢獻──上班族生活方式的實地了解──之外，傅高義這本書另外還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特點。其中之一是，它前瞻而不回顧。一個多世紀以來，多數的俗民誌都是試圖抓住即將走入歷史的社會生活形式，包括社區與傳統家庭的消失、風俗習慣的沒落等等，試圖在實地調查中將之重現，並保存在我們的作品中。但傅高義夫婦卻不是回顧即將消失的，而是往前看，看那即將出現的。他們把日本的俗民誌轉到了一個新方向，而這也成了我們主要的取向，甚至這個學門未來的取向。

　　附錄中有關研究方法的反思不同凡響，也值得讀者細細咀嚼。俗民誌的實地調查，在方法上完全親力親為，力求兼容並蓄（人類學家大衛．普萊斯(David Plath)所謂的「深度遊走」）。寫他們的講話技巧、約談技術、居家環境及家庭與町的典型代表時，傅高義下筆則異常開闊豐沛。晚近以來，俗民誌學者就經常談到這種敘述力求清晰明白的方法，但這篇足可列為典範的附錄卻沒有看到有人慎重其事地效法過。

　　最後，非常重要的是，傅高義夫婦仍然和他們研究過的社區及其家庭保持聯繫，持續最初的實地調查數十年，追蹤分析那些家庭、鄰里及上班族的模式。這也是非常難得的。有關後續研究的價值，俗民誌學者往往都是說得多做得少。這本第三版作品就包括了傅高義為一九七一年第二版所更新過的「薪資之外」（Beyond Salary）及一九九一年重出第二版時蘇珊所更新過的「成功之外」（Beyond Success）。如標題所示，傅高義夫婦具體講到了最初那種追求「美好生活」的熱情的消散，以及隨著物質獎賞及上班族個人付出所帶來的不滿與挫折。同時，一如他們所預見的，對上班族生活方式的嚮往已經深入人心，上班族風格仍舊牢牢根植於體制的紐帶之中。

　　這種長期的後續研究，蘇珊其實比傅高義做得更徹底。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她在東京研究兼教學一年，並以此為基礎，撰寫了一九九三年的更新版本。這之後，她每年都回去，從事臨床工作並在東京一家私立醫院教學，這又使她把自己與町內最初那些家庭的友誼延伸了好幾個世代。由此誕生了她所寫的《轉變中的日本家庭：從全職家庭主婦的理想到選擇的兩難》（The Japanese Family in Transition: From the Professional Housewife Ideal to the Dilemmas of Choice），書中用了町裡面三個女性的連續生活史，追蹤半個世紀來日本婦女人生經驗改變的軌跡。隨著這次《日本新中產階級》的重出，這兩本書對當代生活給了我們一個非常不一樣的立體投像及縱深畫面，在俗民誌的文獻上，最能夠與之比擬的或許就只有一九三○年代第一個外國人類學家所出的兩本書──約翰．安布里（John Embree）一九三九年的研究：《須惠村：日本的一個村莊》（SuyeMura: A Japanese Village）及傑出人類學家羅伯．史密斯（Robert J. Smith ）根據艾拉．維斯威爾（Ella Wiawell）內容豐富的日誌合寫的《須惠村的婦女》（The Women of SuyeMura）。後者當時為安布里之妻。當然，這兩兩搭配成對的著作各有不同，但對日本的俗民誌都是不可多得的傑出成就。

　　但是，昔日的先見之明今天已經過時了嗎？上班族──以及有關上班族的書，縱使傑出如斯──仍然重要嗎？這個問題帶出了我最後的結論。從某個角度來說，它似乎不再重要了。我們不妨隨便抽樣，下列最近的論文，實地研究地點都在日本：大阪的日間勞工、伊朗移民、饒舌音樂及錄音間、日本─菲律賓婚姻、日本工廠的巴西勞工、伴唱機與酒吧、葬儀公司、相撲道館、公司運動團隊、家暴庇護所、便利商店、廣島婦女與戰時記憶、離婚夫妻、農村老人之家、東北捕鯨部落、配偶酗酒支持團體、聾人政治組織等等，不勝枚舉。他們增加了形形色色的題材，包羅萬象，但就是沒有一篇是上班族的！日本似乎脫離上班族了。核心已經散掉，主流在二十一世紀流入了一條狹窄的水道。

　　但反過來想一想《日本新中產階級》，我認為，就這樣把上班族的生活方式三振出局或許過於輕率了。在現實世界，它或許已經從主要結構變成了殘餘結構，但我們明白，任何新的秩序都帶有它所取代者的印記，就這樣把上班族丟進歷史的垃圾桶並不聰明。更何況，在有關上班族如何以及為何會在二十世紀後期的日本形成這樣強大的力量，《日本新中產階級》的分析仍然無人能出其右。我用這本書教日本學，一教三十年，它也一直是我自己對日本社會瞭解的檢驗標準。這本書雖然不是一本超越時間的經典，但卻是一本抓住了時間脈搏的著作，對日本俗民誌的影響，足可媲美上班族對現代日本的影響。

　　我引述傅高義一篇簡短回憶：〈日本古代的新中產階級〉（Japan’s Old-Time New Middle Class）作為開場白，這篇文章出自大衛．希瓦伯（David W. Shwalb）及芭芭拉．希瓦伯（Barbara J. Shwalb）所編著《日本人的育兒》（Japanese Childrearing，Guilford Press, 1996）一書。同時，在這篇序文寫作的準備上，賽爾登（Mark Selden）、Susan McEachern及傅高義本人給我的指教都使我受益匪淺。她雖然沒有真正參與撰寫，卻扮演一個耐煩的敘述者，對於我之迫不及待要，她對個案的關切形成了必要的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