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我為什麼相信？（全新譯本）

前言

我發現你的缺乏信心─令人惱怒。─達斯• 維達（Darth Vader，《星際大戰》中的黑武士）

　　相互敵對的兩邊，其實都對

　　在現今一般人所知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間，存有著巨大鴻溝。任一方都要你非但去否定對方，而且要貶抑對方，將之視為（最好狀況下）瘋狂，甚至是（最壞狀況下）邪惡。當信仰成為爭論焦點時，這樣的情況尤其真實；世俗開明人士大聲疾呼宗教基要主義正快速成長，讓不信的人受到侮蔑；他們指出受到大型教會與動員的正統信徒支持，現今政治已經轉向保守右翼。另一方面，保守人士則不斷地譴責這個持續走向懷疑論與相對論的社會；他們認為主要大學、媒體公司與菁英機構，都已經嚴重的世俗化，而這些人也掌控整個文化。

　　真相為何？在今日世界，究竟是懷疑主義還是宗教信仰掌握了優勢？答案是：是的，相互敵對的兩邊，其實都對！一方面，對傳統宗教的懷疑、恐懼與憤怒，在力道與影響力上，都是與日俱增的；但在此同時，健全而正統的宗教信仰，卻也是日漸滋長的。

　　在美國與歐洲，不去教會的人數正穩定地成長。在美國，民意調查中填寫「無宗教信仰」的人數快速增加，過去十年間達到原來的二到三倍。

　　在一世紀以前，多數美國大學，從以基督信仰為學校主流基礎，轉變成現在公開宣示的世俗化價值。結果，持守傳統信仰者難以立足於任何具有文化力量的機構；然而，即便越來越多人認定自己是「無宗教偏好」，還是有些植基於聖經權威、相信神蹟、理論上應該被淘汰的教會在美國持續成長，這種現象在非洲、拉美與亞洲教會尤其興盛，就算在許多歐洲地區，教會的參與率也有些增長。在美國，雖然多數的大專院校充斥著世俗主義（Secularism）的氛圍，宗教信仰還是在學術界的角落裡默默成長，估計在美國大約有百分之十到二十五的哲學系教授或教師是正統的基督徒，三十年前，這個比率不到百分之一。知名學者費雪（Stanley Fish）在他的報告中對此趨勢是有其根據的：「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法國哲學大師，解構主義之父）於二○○四年十一月過世時，一位記者打電話問我，想知道在繼種族、性別，與階級三大主流領域的長期主宰後，作為學術界核心智識能量的後繼研究領域將會是什麼？我一語道破地回答：宗教。」簡言之，在宗教議題上，世界是被兩極化的：它正在向著「越發敬虔」和「越發不敬虔」這兩個極端同時發展。過去一度被相信：世俗化的歐洲國家是全世界走向世俗的先驅；宗教，一度被認為會從原本比較優勢強大、超自然取向的高峰狀態逐漸式微，甚至走向凋亡；但現在這種「科技進步導致世俗主義」的理論現在正在被解構，或是被徹底反省。即便在歐洲，目前在基督教緩步成長，而回教快速發展的現實狀況下，其未來也未必走向世俗化。

　　兩個陣營

　　在這種兩個極端現象中，我的論點有其立場上的特別優勢：我成長於賓州東部一個主流信義會的教會。在一九六○年早期，十來歲的我正接受一個為期兩年為堅振禮預備的課程，其中包含基督教信仰、實踐與歷史，目的在讓年輕人對信仰有更全面性的瞭解，將來可以在人前公開承諾並接受這信仰。我第一年的老師是一位退休的牧師，他相當傳統與保守，常常談到地獄的危險與強大信心的必要。然而，到了第二年，授課者是一位新來的、剛從神學院畢業的年輕神職人員；他本身是一位活躍的社會運動者，對傳統的基督教義充滿深度的質疑。於是，這兩年的我，好像受教於兩個不同的宗教信仰。第一年，我們站立於一位聖潔、公義的上帝面前，唯有盡全力並付上代價才能止息祂的烈怒；第二年，我們聽到在宇宙中愛的聖靈，祂只要我們為人權努力，並且解放那些受壓迫的人。當時我想問這兩位授課老師的主要問題是：「你們之中哪一位在說謊？」但是十四歲的我，還沒那麼大膽，所以我只是閉口不言。

　　不久，家人找到一個更為保守的小循理會教會，雖然那裡的牧師與會眾其實是溫和的人；但接下來的這些年，因為他們的嚴謹，在我信仰生命的年輪中，留下一圈可被稱為「地獄火層」（Hellfire Layer）的紀錄（譯註：嚴謹的基督信仰，常用地獄火來警示人的罪惡結局）；之後我離家就學於東北部、一個良好又自由的小型大學，很快地，這經驗開始朝我想像中的「地獄火」潑冷水。

　　校中的歷史系與哲學系受到法蘭克福學派那種新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的影響，向來比較激進。在一九六八年，社會運動主義有其吸引力，這算是時髦的玩意兒，對美國資產階級社會的批判，也很有說服力，但它的哲學基礎讓我覺得困擾。我似乎看到在我面前有兩個陣營，而兩者都有其激進的錯誤：醉心於社會正義的人士是道德的相對主義者（moral relativists）（譯註：缺乏堅定的道德標準）；而那些道德正直之士，似乎又對世上普遍發生的壓迫現況漠不關心。在情感上，我心傾向於前者—哪個年輕人不會呢？你可以解放受壓迫的人，然後與你想要的人同睡；但我不斷問一個問題：「如果道德是相對的，為何社會公義就不是相對的呢？」這樣的想法似乎明顯背離我的年輕教授與其跟隨者；然而，我也由其中開始看清楚，那傳統教會中存在的赤裸裸矛盾：我怎能回到那種會支持南方分離主義與南非種族隔離的正統基督教？基督教對於我開始變得很不實際，即使當時的我還無法摸索出另一條關乎生命與思想的切實可行的道路。

　　當時我並不知道，這種屬靈的「不實際」來自於阻擋我道路的三種障礙。在我的大學生涯中，這三種障礙不斷困擾著我，自此，信仰開始對我變得重要而關乎生命。第一種障礙是一種心智障礙，我被一堆關於基督教的難題所困擾：一個愛人的上帝怎能審判又懲罰？為何一定要信什麼？我開始閱讀關於這些問題做正反兩方面觀點的書籍和論証，於是慢慢地，但卻是確定地，基督教重新開始對我有了意義。這本書的以下篇幅，正是交代了我的想法，而現在我還如是認定的。

　　第二種障礙是一種內裡與個人的障礙。作為孩童，信仰的合理性可以只植基於別人的權威之上；但當我們成年後，就同時需要個人的、第一手的經驗。雖然當時我已經會「說」禱告很多年了，雖然我也偶爾在看到大山大海時，激起靈感的、美學的驚喜感動，但我從未個人親身經歷上帝的同在。這並不需要學什麼禱告技巧的知識，只是一種自己前去抓取個人需要、缺點、問題的過程；它是痛苦的，也常常是被失望與失敗所觸發的。這種經歷需要另一本不同的書來深入解釋，在此我需要說的是：信仰之旅絕非僅是一種心智上的操練。

　　第三種障礙是一種社會障礙。我亟需要找到一個「第三陣營」，一群關心世上公義，而又能以上帝本性為基礎，而非靠自己主觀感受行事的基督徒。當我得著這樣的一群「弟兄幫」與姊妹（同等重要）時，對我而言，事情開始改變。這三種障礙並不會很快的解體，也沒有解決的順序，相反的，它們是糾結並互賴在一起的。我並無任何有條理的方法去解決它們，只有後見之明讓我看到，當時這三個障礙是如何同時運行的。因為不斷在尋找「第三陣營」，我開始對如何塑造與創始新基督徒社群感到興趣，這代表要去牧會與服事，所以畢業幾年後，我就進入這個職場。

　　來自曼哈頓的觀點

　　一九八○末期，內人凱西（Cathy）與我，帶著我們的三個幼子搬到曼哈頓，開始建立一個主要為不去教會者設立的新教會。在研究階段，幾乎所有人都告訴我，這是一個傻瓜行動。教會，代表溫和保守，但曼哈頓這個城市，卻是自由與激進的；教會，代表家庭，但整個紐約市充滿年輕單身與「非傳統」的家戶；教會最重要的是意味著信仰，但曼哈頓卻是一塊充滿懷疑論者、批判人士與憤世嫉俗者的土地。中產階級—教會的傳統市場，因為犯罪與物價高漲正在逃離這個城市，留下的都是些見過世面的、時髦的、有錢人與一些貧民，他們說這些人多半只會嘲笑教會。這個城市的基督教會眾正在縮減，許多掙扎中的教會，甚至連保留教會的建築物都有困難。

　　許多早期接觸到的人告訴我，那些勉力維持的教會，是靠著調整傳統基督教的教導，加入更多屬於城市的多元主義觀念，才能存活下來。「別告訴人他們必須相信耶穌—那會被認為是心胸狹隘」；所以，當我告知新教會的信仰將會植基於正統性、原則性的基督教教義—聖經的權威、基督的神性、屬靈重生（新生命）的必要性—所有那些主流紐約客長久以來認為是無可救藥的基本教義時，這些人對我的想法感到難以置信。雖然沒人對我的計畫大聲說出「你省省吧！」但空氣中揮之不去的，都是這種氣氛。

　　但是，我們終究開始了「救贖者長老教會」（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的事工。到了二○○七年底，這個教會已經成長到五千人，也在鄰近的都會區建立了超過十二個姊妹教會；這個教會相當種族多元並且年輕（平均年齡約三十歲），約有三分之二的會眾是單身。在此同時，數十個類似的正統信仰教會，也在曼哈頓區扎根成長，而在紐約的其他四區，更有幾百所類似的新教會出現。一項調查顯示，在過去幾年中，單單計算非洲裔基督徒所建立的教會，在紐約市就有一百所之多。對此，我們像其他人一樣感到震驚。

　　紐約市不是單一個案。二○ ○ 六年秋季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就報導了一篇次標題為〈基督教在各地崩解，倫敦除外〉（Christianity is collapsing everywhere but London）的報導故事，文章的主軸是即便在英國與歐洲各地，基督教信仰的參與及承認比率都不斷下降，但是很多在倫敦年輕的專業人士（以及新移民），卻擁向福音派教會8，而這現象也正是我在紐約所看到的。

　　事實指向一個奇特的結論：我們已來到一個文化的時刻，在此刻，正因為屬世的懷疑主義與屬靈的宗教信仰，都明顯而有力地快速增長，所以懷疑論者與宗教信徒雙方都感到他們的生存被威脅。我們既沒有看到過去西方式基督國度的重現，也沒有發生原先預測將成為的那種無信仰社會，我們目前有的，是一種全然不同的社會文化。

　　一種分裂的文化

　　三代以前，多數人的信仰是承襲而來，而非自由選擇的。絕大多數的人都歸屬於歷史上主流的更正教會（基督教）或是羅馬天主教會。然而現今，那些被貼上「老派」標籤的、有著文化繼承式信仰的更正教會，正在日漸式微，其會眾也在快速流失。取而代之的是兩極發展，要不是走向一種非宗教的生活，一種非組織性、任憑個人隨己意建構的靈命狀態；要不就是走向一種正統、高承諾的宗教群體，要求其成員必須有個人的重生經歷。因此，社會人群看來矛盾地，同時變得更加虔誠，卻也更不虔誠。因為懷疑與篤信都在升高，我們在政治與公眾領域中關於信仰與道德的言行，已經變得深度分裂而且難以解開。這種文化論戰已經造成傷害，情緒與言詞變得緊張，甚至歇斯底里；世俗之人認為：那些相信上帝與基督信仰的人對外傳教，「強加他們的信仰在我們身上」、「走回老路」退化到比較不開明的年代；而激進信仰者認為：那些不相信的人是「真理的敵人」、「相對主義與放縱主義的供應者」。我們從不與對方講理，我們只是譴責他們。

　　在日漸強化的懷疑與篤信之間，我們遇到一個僵局，這並非單單訴求於更多的文明與對話就能解開。若要爭論，至少雙方必須有共同的參考點，倘若彼此對現實的基本理解，都是矛盾而衝突的，就很難找到任何可以對話的著力點。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的書名《誰的正義？哪種理性？》（Whose Justice? Which Rationality?）說明這一切：我們的問題在短時間內，是揮之不去的。

　　我們要如何找到一條向前的道路？

　　首先，任一方都應接受，宗教信仰與懷疑主義兩者都在成長的事實。無神論作家哈里斯（Sam Harris）與宗教民權領袖羅伯森（Pat Roberson）應該要相信自我部族強大且影響力日增。這樣可以消弭各自陣營中瀰漫的自我催眠，認為自己即將被對手超越而絕跡。當然，這並非一蹴可幾，但如果我們停止這樣想，可以讓每個人變得更文明，且對於反對觀點更加寬容。

　　這樣的認知不僅令人寬慰，而且是謙虛的。雖然毫無歷史證據顯示宗教正在凋亡，但還是有許多俗世的人，信心滿滿地認為正統信仰「抗拒歷史潮流」的努力，終必無效。宗教信仰者，也應該對世俗的懷疑論觀點少一些排拒；基督徒們應該反省：為何許多曾經以基督信仰為主導的社會中，如今卻又相當大部分的人背離了信仰？這當然應該要引發自我檢驗。對另一方擺出優雅但排拒姿態的時機已經過去，現在我們需要更多的東西，但那是什麼？

　　重新檢視「懷疑」這件事

　　基於過去數年從紐約人身上看到的成果，我要做個提議：兩邊都應該要用全新的觀點，來檢視「懷疑」這件事。

　　讓我們由信徒先開始。沒有懷疑的信仰，就像一個身體內沒有抗體的人；那些漫不經心忙碌度日，或是沒興趣質疑自己為何相信的人，會發現自己在面對悲劇，或聰明的懷疑論者質疑時，毫無抵抗力。如果一個人未能耐心地傾聽自己內心的懷疑，他的信心可能在一夜間崩潰；而這種懷疑唯有經過長期的反省，才可能排除。

　　信徒應認識這些懷疑論點，並且與之角力—不僅是自己的懷疑，而且包括朋友與鄰人的。僅是因為你傳承了這些信念，就全盤接受，是不夠的；唯有讓你的信仰經過長久而嚴苛的鬥爭後，你才會有充分的立論，讓這信仰得以泰然面對質疑者和你自己的挑戰，而不是只能做出可笑或攻擊性的回擊。這樣的過程會讓你在取得健全信仰的立場後，還能夠尊重並瞭解那些懷疑的人，在現況中，這種同理心與堅守自我信仰，同等重要。

　　但是，正如信徒們應該學習檢視他們信仰背後的理由，懷疑者也必須學習去尋找他們質疑的推理，以及背後所隱含的信念。所有的質疑，不論看來何等尖銳與憤世嫉俗，其實都是一套另類的信仰而已9；若非先有信念B的立場，你無法去質疑信念A。舉例而言，如果你質疑基督教，是因為「世上不可能只有一種真的信仰」，你必須承認這樣的陳述立場，其實本身就是一種信仰行為；因為，實證上沒人能證明它，而這樣的觀點，也不是人人接受的普世真理。如果你到中東，宣稱「世上不可能只有一種真的信仰」，幾乎當地所有人都會反駁「為何不？」你反對基督教的信念A，是因為你持守另一種無可證明的信念B，因此，每一種懷疑，都是植基於一種信心的跳躍（a leap of faith）。

　　有人說「我不信基督教，因為我無法接受道德絕對性的存在。每個人應可決定他自己的道德真理。」對於某些不接受這觀點的人，難道這是一種可以證明的論點嗎？不，這同樣是一種信心的跳躍，是一種深度相信個人權利不僅適用於政治領域，而且可擴及道德領域的信念。這是沒有實證的立論，所以，這樣的質疑（對道德絕對性）也是一種跳躍。

　　還是會有些人對此表示「我的質疑不是建立在一種信心的跳躍上，我就是對上帝沒有信仰，我就是覺得不需要上帝，也沒有興趣去想它。」但是，在這種感覺的深層，其實是一種現代美國人的信仰，認為除非與我的感情需求有關，否則上帝只是一個無關緊要的東西。說這話的人正用他的生命做賭注，認定並不存在一個可以要他為自己的信仰與行為負責任的上帝。這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錯的，但是，這也同樣是一種信心的跳躍。

　　對基督信仰最正確與合理的質疑方式，是去分辨每一個質疑論點之後的相對信念，然後問自己，有何理由去相信這些相對信念？你如何知道自己的信念是對的？如果你要求基督信仰要有更多的合理舉證，不也應該要求對自己的信念，提出更多的舉證嗎？否則你的立場，就是不一致而偏頗的，而這，正是常見的狀況。為公平起見，你應也要先質疑自己提出的疑問。我認為：如果你認清自己對基督教質疑背後所根據的信念、如果你用要求基督徒提出證明的方式，去要求對自我信念，提出同樣的證明—你會發現自己的懷疑，並不像它們一開始時，顯得那麼扎實。

　　我建議讀者採取兩種程序：我敦促懷疑論者挑戰懷疑論本身所植基的、無法檢驗的「盲信」，這樣就可以瞭解，要去說服那些不同立場者有多困難。同樣地，我也敦促信徒，去挑戰他們個人與文化上對信仰的反對觀點。

　　經過這兩種程序，即便你還是原先的懷疑論者或是信徒，但對於你持守的立場，將會有更清明與謙虛的觀點。然後才會對於對方，產生一種過去不存在的諒解、同情與尊重。信徒與不信者間，會提升到僅是不同意的層次，而非彼此詆毀；這只有在一方瞭解到對手最強立論時才會發生，也唯有此時，才能安全並公平地去不同意對手的立論。在一個多元社會中，要達到這樣的文明程度，並不是一件簡單事。

　　一個屬靈的第三條路？

　　這本書接下來的部分，是我過去多年來與信仰懷疑者對話的濃縮結晶。在講道與個人互動中，我嘗試著滿懷尊重地去幫助懷疑者審視他們自己的信仰基礎，同時也將自己的信仰基礎，赤裸裸地呈現在他們最強烈的質疑之下。在這本書的前半部，我們會審視多年來我從人們那裡所聽到的對基督信仰七個最大的反對與質疑，我會慎重地分辨這些質疑底層的另類信念。然後，在本書的第二部分，我們則會察驗，深藏在基督信仰底層的理由。

　　

　　用尊重的態度，讓過去彼此封閉的傳統保守派與世俗自由派間產生對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這也是我希望本書能促成的。但作為一個在紐約牧會多年的牧師，寫這本書對我還有另一動機：來到紐約不久，我就發現信心與懷疑之間的情況並不像專家所想得那樣分明。城市裡從事文化事業的年長白人固然是相當世俗的，但在日漸增加的多種族年輕專業人士與打工的移民之間，對健全宗教信仰的觀點，也存在著一種豐富而難以標籤化的多元。然而，基督教在這些人之間卻是快速普及。

　　我認為這些年輕基督徒是某種主流且新興的宗教、社會以及政治力量的先驅者，這力量可驅使老舊型態的文化論戰逐漸式微。他們在經過對基督信仰的質疑與反對，所做的一番拉扯爭戰後，很多人轉而接受正統信仰，也不再屬於自由民主黨或保守共和黨這種二分法的陣營。很多人看清在此「文化戰爭」中的雙方，都將個人自由與快樂，而非上帝或共同福祉，作為其終極價值。自由的個人主義由重視墮胎、性，與婚姻等議題的觀點出發；而保守的個人主義則來自於對公部門的不信任，並且將貧窮視為是個人的責任與失敗。城市中新興而快速成長的多種族正統基督教，對於貧窮與社會正義的關心超過共和黨；同時，對於正統基督觀點的道德與倫理的重視，更高過傳統的民主黨。

　　本書的前半部為基督徒面對的質疑鋪下道路；後半部則正面剖析他們在世上活出的信心。以下舉三個教會中的人物為例：

　　茱兒（June）畢業於長春藤名校，生活並工作於曼哈頓。她因為非常在意自己的外貌，患了飲食異常與戀物癖，她發現自己正走向自我毀滅，但也找不到特別理由停止那種無所顧忌的生活方式；畢竟，她生命的意義為何？為何不能自我毀滅？於是，她來到教會，希望對上帝的恩慈有所瞭解，也希望經歷上帝的真實存在。她約訪一位教會中的諮商師，此人幫助她，讓她那無盡的、想被接納的需求，與上帝的恩慈之間產生連結。終於，她獲得信心去尋求親自遇見上帝祂自己。儘管她無法準確知道具體的時刻，但她第一次開始感受到「作為上帝真正的女兒所得到的，那種無條件的被愛」。逐漸的，她由自我毀滅的行為中脫離，重獲自由。

　　傑佛瑞（Jeffery）是紐約市的一位樂師，成長於保守的猶太家庭。他的父母都飽受罹癌之苦，母親因而過世。因為在年輕時多次的疾病，他醉心於中國中醫的治療，包含道家與佛教的冥想，並且極端專注於身體健康。當他的朋友帶他來救贖者教會時，他對信仰毫無「屬靈需求」；他最喜歡講道終結那段「直到耶穌的事工完成」，因為終於可以不用再聽下去了。然而，不久他對基督徒朋友的喜樂，與對未來的盼望感到羨慕，因為這是他個人從未經歷過的。於是他開始專心聽講道直到末了，之後，發現其中有他不願面對的心智挑戰；終於，他驚訝地發現，在他的冥想之中，竟然會經歷到「在單純安靜與靜止的時刻，被耶穌釘十字的圖像給打斷」。

　　於是，他開始向基督徒的上帝禱告，不久，便發現自己對生命圖像的目標，竟然是對受苦的逃避與全然的規避。現在，他終於看清，過去這樣的生命目標是何等枉然。當他瞭解到耶穌為了拯救世界和他自己，而犧牲身體的健康與生命時，他深深感動；終於，他找到一條道路，可以有勇氣去面對未來無可避免的苦難，也知道這條道路可以幫他通過苦難，於是，他擁抱耶穌基督的福音。

　　凱莉（Kelly）是長春藤名校畢業的無神論者。十二歲時，凱利看著祖父死於癌症，兩歲大的妹妹因為腦瘤經歷手術、化療，以及放療。當她在哥倫比亞大學就讀時，她放棄希望、認為生命本身沒有任何意義；當有幾位基督徒朋友向她分享信仰時，她對這些朋友見證的反應「就像種子撒在堅硬的岩石上」。然而，當她妹妹十四歲因為中風而癱瘓時，這促使她意識到不可放棄上帝，並且開始認真尋求。當時她在城市中生活並工作，認識了未來的先生凱文（Kevin），也是一位哥大畢業的無神論者，當時在華爾街的摩根銀行工作。他們對神的懷疑是很頑固的，然而，他們也對自己的懷疑產生質疑，所以就參加了救贖者教會。他們的朝聖之旅是漫長而痛苦的，唯一讓他們堅持下去的一件事，是在教會中遇到的大多數基督徒，與他們在金融圈遇到的人一樣的成熟與聰明。終於，他們不僅信服於基督信仰的理智可信度，也被信仰勾勒的生命異象所吸引。凱莉寫道：「作為一個無神論者，我以為自己過著一種道德的、社區導向、關心社會公益的生活，但基督教信仰有著更高的標準—深入到我們的想法與心境。我接受上帝的赦免、邀請祂進入我生命。」凱文則寫出：「當我坐在咖啡店讀著C.S.路易斯（C.S. Lewis）寫的《反璞歸真》（Merely Christianity）一書時，我在筆記本中寫下『圍繞著基督信仰周遭的證明，是無可推諉的』，終於，我發現自己的成就完全不值得滿足，別人的認同只是短暫，而為尋求刺激而及時行樂的生命，不過是一種自戀與偶像崇拜。於是，我成為一位基督的信徒。」

　　耶穌與我們的懷疑

　　凱莉的陳述，讓我們想起新約中關於懷疑者多馬（Thomas）的描述，作為一個在質疑與信心間掙扎的人而言，多馬的例子是差堪安慰的。在此，耶穌所微妙描述的一種質疑觀點，甚至超越現代懷疑論者與信仰者所能提出的。當耶穌面對「懷疑的多馬」時，耶穌對他發出的挑戰是，不要在懷疑中沉默「（要信！），同時用更多的證據回應他的請求。在另一個例子中，耶穌遇到一個承認自己充滿懷疑的人（馬可福音：9章24節），他對耶穌說：「我信不足，求主幫助。」—幫助我的懷疑！回應這個誠實的承認，耶穌祝福他，也治癒了這人的孩子。無論你認為自己是信徒或懷疑者，我邀請你用同樣的誠實，去培養對自己疑點本質的瞭解；其結果，會超過你所求所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