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鄭伯昱
我第一次失戀是在大學的時候。那年暑假我待在家，孤獨，困惑，而且哀傷。我極需要有人幫我處理這些感受。母親問我怎麼了，「我失戀了，」我說，「為了一個男孩。」
那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自從我向母親出櫃後，我們很少談論我的私生活。這些年來，我已經有一群支持我的朋友，但母親則是非常孤單地一個人面對著（或著不去面對）有一個同性戀兒子這件事。每當我們一起出席家庭聚會，有些出於好意但愛管閒事的叔叔阿姨總是天真的問我：
「你什麼時候請我們喝喜酒？」
「你有女朋友嗎？」
我通常只是聳聳肩一笑置之。他們便轉向母親：
「Barney怎麼會到現在還單身呢？」
「他學歷好又有成就，一定有很多女孩子倒追他。」
然後一定會有以下這句：
「我認識一個很棒的女孩適合Barney！我朋友的女兒也住在洛杉磯，我可以安排他們在美國見面。」
有人說，當你出櫃的時候，你的父母就藏身隱遁入櫃。臺灣的親戚朋友中沒有人知道我是同志。我原本想告訴他們的，但為了母親的面子，我總是在家庭聚會中保持沉默。我會悄悄的瞄一下我媽的反應。她總顯得不太自在且受挫，彷彿她的生命中少了什麼或者不圓滿，這總讓我覺得自己是個是個讓她失望透頂的兒子。作為人子，這是世界上最痛苦的感受。我們從未談論這件事。過去這麼多年，這樣的沉默只是暫時的解決之道。然而，現在時代不一樣了，這樣的沉默也不再有用了。
在美國，婚姻平權是一項活躍的社會運動。我所居住的西好萊塢，行人穿越道上畫了頌揚多元的彩虹色，在那裡，同志就像到處都有的星巴客一樣平常普通。而我母親住在台北，她的親朋好友沒人知道我在美國的私生活。但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向親友們分享我的生活，母親能驕傲地向他們介紹我未來的男朋友，並邀請他們參加我們的婚禮。
有一次，我發現一部名為「Google Baby」的記錄片。這部片說的是一對以色列男同志渴望有個孩子。由於同志透過代理孕母生孩子在以色列是違法的，因此這對情侶與美國的卵子捐贈者合作，並向印度徵求代理孕母。孩子出生後，他們跋涉千里，橫跨半個地球去接他們的孩子。這對情侶追求這個非傳統家庭的歷程讓我深深著迷。
我很好奇像我這樣的單身男同志可擁有什麼樣的家庭，以及可行的選擇。我開始研究代理孕母，參加研討會，並且去了解最新的家庭計劃技術發展。經過省思和研究，我發覺擁有孩子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極其不容易的旅程，尤其是對一個同志。他們面臨幾乎無法克服的障礙與各種面向的衝突：個人的、人際關係的、世代的、法律的、文化的、財務的、道德的以及國際的──這些都是構成一個出色電影劇本的豐富元素。我開始腦力激盪。我自問：我可以說一個什麼樣的故事，對整個世界都具有意義，而不只是一個給我自己的故事？我在不到兩週的時間內絞盡腦汁寫下初稿。《滿月酒》成形了。
《滿月酒》劇本至少經過了三十次的改寫，到底幾次我真的算不清了。其中最重要的角色是那位母親。2002年，我與伍迪•艾倫（Woody Allen）合作演出電影《好萊塢終局》（Hollywood Ending），和伍迪合作讓我領悟到「選角」是電影製作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之一。選對了演員，這部電影就成功了一半。我知道我需要一位非常強的女演員來飾演這個母親。
起初，我心目中的人選是歸亞蕾。然而我不太確定她的年紀。李安的《囍宴》大約是二十年前的電影，歸亞蕾現在可能八十歲了，這對於劇中的母親一角太老了。於是我和製片面試了許多六十歲左右的女演員，但沒有人適合。
接著我看了亞蕾姊在《飲食男女：好遠又好近》 的演出，她的舞跳得很靈活，在片中極其迷人！我發覺亞蕾姊的年紀與我母親差不多，太完美了！我們在洛杉磯會面，我告訴她這部片的背景是一個非常個人的故事，以及我有多麼欣賞並尊敬她的演出。亞蕾姊的演技既生動又自然，她可以同時令你又哭又笑。開始合作後，我才了解到她看似毫不費力的演出源於她的努力。她是我所知道的演員中最認真的。
由於電影是一種合作的藝術，對身為導演的我而言，尊重演員的表演過程是很重要的。我鼓勵亞蕾姊大膽的詮釋她所扮演的角色。在我們開始合作之後，我們常常碰面討論，亞蕾姊會給我關於這個故事及其角色的建議。雖然作為編劇和導演，我有自己的觀點，但我非常認真地看待她的建議。我不斷的改寫，改寫，改寫。在我們碰面和工作這段期間，我們的友誼更深了。漸漸地，她成為我的朋友，夥伴，以及母親。
我和台灣的製片合作《滿月酒》，但多年來，我們無法籌到足夠的資金。由於這是個跨文化的故事，必須在美國和台灣取景，我們需要許多國際上的合作夥伴來投資這部電影。我們在美國已獲得足夠的資金，然而無法在台灣這邊取得足夠的錢來開拍。即使獲得文化部的補助 ，我們仍然很難募得更多款項。我記得有位台灣的投資者說，同性戀是不道德的，他們絕不會投資這個計劃。
至此為止，我在這部片已投入兩年以上的時間，但是還在原地踏步。隨後台灣的製片決定退出，我深感沮喪且心神交瘁。我自問：應該從頭開始，繼續這計劃；還是放棄這一切，轉移目標？我致電亞蕾姊，告訴她台灣的製片退出了。我向她道歉浪費了她這麼多時間。亞蕾姊和我已投入許多，我們也成了好朋友，感情甚篤。她拾起電話打給她的老拍檔──奧斯卡贏家的製片人，徐立功 。
2013年9月，我飛來台北見徐老闆。初次見面，由於我的中文程度在對話上很受限，還不能直接理解他說的意思，而徐老闆常常說些深奧的話，我大概只能聽得懂一半，我通常只是微笑，不太懂他的意思，但佯裝點頭同意。還好有我們的總策劃楊惠怡幫我翻譯解釋。雖然徐老闆有點令人生畏，但有仁慈和藹之風。我告訴他拍這部片的動機，並且引以為傲的公開我的同志性向。對我而言，開放、真誠和坦率非常重要。如果他對於我是一個公開出櫃的同志有意見，我想，他就不會是這部電影最合適的製片。
我們會面許多次，越多溝通，我就越了解他。當我越了解他，我就越喜歡他。我在偶然間看見徐老闆在金馬獎典禮上得到終生成就獎的YouTube短片。他公開宣示對於妻子和家人的愛。這是一個多麼真誠而浪漫的男人！對我而言，他就像是父親。我們彼此更加信任。我飛回洛杉磯時還不知道這個作品的命運，然而兩個月後，我們在台北開拍了。
拍攝非常困難，無時無刻都戰戰兢兢。每天都像是與時間和陽光賽跑，收工的時候都像是一個奇蹟。因為在這個作品中，我具有雙重角色：導演和演員。身為導演，我是這艘船的船長。我希望為我的演員和工作人員提供一個令人安心的工作環境，讓大家能夠發揮所長。我需要具備很清楚的視野，並向團隊傳達我的想法；一個最糟的導演就是不能下定決心。身為演員，我則需要擺脫束縛，當下全新而坦誠的活在每個瞬間。我必須非常清楚我的角色所處的情感曲線所在的位置。每當完成一個場景，我會卸下演員的身分，換上導演的角色，走向螢幕去檢視我們剛剛拍攝的影片，給演員和工作人員調整的指示，再迅速回到那個場景，保持冷靜，深呼吸，然後再試一次。我演出的每一個鏡頭都這麼做。這真的很瘋狂。
99.99%的演員都是自戀的。演員天生喜歡受到矚目。為了讓《滿月酒》成為一部好電影，我知道我必須與自戀的傾向對抗。這很不容易。我不斷提醒自己，對於每一個鏡頭，除了我自己的演出以外，還必須檢視場景中的其他要素。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自我提醒。因為我明白，如果沒有專注於所有的細節，電影就拍不好。後製期間，我非常幸運能和傑出的剪輯顧曉芸合作，她是我的客觀之眼。藉由她的幫助，我能客觀地為這部片做出最好的剪輯。
徐老闆說，每部電影都有它自己的命運。亞蕾姊和我每每回首這條路，總覺得有一股看不見的力量祝福著我們。之前久久無法募得充足的資金的經歷其實是件好事，延遲開拍讓我們有更多時間發展這個故事，並且使角色更加豐富。當我們開拍，我們才有更充足的準備來戰勝這看似無法克服的一仗。假如我們早幾年得到資金，這故事不會如此完滿，我不會遇到徐老闆，這部電影也不會有這樣好的結果。
藝術是很私人的。它等同於向世界分享絕大部分的靈魂。影像具有感染力並且能影響一個人的生命。這段從研究、撰寫《滿月酒》的劇本直到開拍的日子已是我人生最棒的旅程之一。這段歷程從感情上、智性上和藝術上都挑戰著我。從私人的層面來說，我拍攝了這部片，因而能與母親分享我的想法和觀點。我完全無法預料電影上映後，她會如何反應，她的朋友會怎麼想。但我知道這故事需要被訴說，不只是因為私人的理由，更因為這世界需要看見它。
拍攝《滿月酒》有許多高低起落。我很感恩在這條路上能遇到這麼多不可思議的人。亞蕾姊就像是一位母親，她在這計劃最低潮時伸出了援手，並將我介紹給徐老闆。徐老闆成為我另一個爸爸。我記得在台北後製期間，徐老闆和我每天都邊喝綠豆湯邊討論電影進展，多令人回味無窮！有人告訴我，有位男同志的媽媽看了《滿月酒》的預告片感動落淚了。我一位男性異性戀朋友告訴我這部電影深深觸動了他，並提醒他建立一個家庭有多麼不容易。一個同志朋友告訴我，看完這部電影，他打算跟隨《滿月酒》的腳步，邁向成為父母之路。藝術的追求是一個非常孤獨的旅程。這些故事和我遇到的那些美妙的人，讓我的旅程不那麼孤獨，並提醒我這所有辛苦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每個人的旅程都是不同的。儘管我出櫃了並引以為傲，我知道許多同志、雙性戀和跨性別者 仍然在暗處掙扎著。台灣就像世界上其他地方，正邁向令人振奮的同志平權運動。我希望我的電影能改變人心。透過我的電影，我希望人們能更理解同志一些，我們其實也就像其他人一樣。我希望這部片能鼓勵更多同志及其父母公開，並驕傲地追求我們的所愛，我們的幸福。這旅程將與《滿月酒》一同開始。轉變一小步，人生一大步。
Barney Cheng? 201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