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毛澤東：真實的故事

緒論

神話與事實

　　歷史人物應該有客觀的傳記。可是，即使在最佳狀況下要寫出這樣一本傳記，挑戰也很大。傳記作家必須探索似乎沒完沒了的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資料來源（經常涉及多種語文）、翻遍無數檔案的內容、篩析真相事實和謠言虛假、在公開角色與私下角色之間找出平衡，判斷傳主一生的智愚。傳主若是死守秘密的封閉社會領導人，困難度更要加倍。要為現代中國的創建人毛澤東寫傳，尤其如此。但是，現在距他在一九七六年去世已經三十五載，中國已發表重要的新文件，我們又可獨家取得前蘇聯的重要檔案，因此對於現代史上這位最重要的中國領導人已經可以得出更清晰、更精細、更完整的圖像。這是這本傳記的目標。

　　其實，自從一九三六年七月，美國新聞記者艾德加•史諾（Edgar Snow）首度寫下毛澤東的生平故事以來，毛澤東已是無數西方文字寫作的傳記之主角。一年之後，史諾以這篇故事為中心寫成《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這本影響歷史深遠的書迄今仍在印行。從西方文字寫作的毛澤東傳記脈絡而言—我們寫的這本傳記很顯然不合這個脈絡—很值得說明為什麼這個游擊隊頭目轉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會和這位年輕的美國記者會面。

　　史諾在一九三○年代中期已是知名的新聞記者，雖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極端同情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他的文章散見於《紐約前鋒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星期六晚郵報》（Saturday Evening Post）等主流媒體，享有思想獨立的聲譽，並不像在中國的其他左翼記者那樣公開誇耀他們的親共觀點。

　　也正由於這份聲譽，吸引了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注意。他們打算利用這個三十一歲的美國人改善他們的公共形象、擴張他們的政治影響力。史諾也有他本身的理由要找毛澤東。他是個雄心勃勃的記者，有追求重大新聞的本能，當然不放過可以轟動四方的獨家報導的機會。兩個人都想利用對方。史諾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三日抵達陝北的保安，兩天前毛澤東才在這個邊區荒城紮營。毛澤東正在躲避國民政府首腦蔣介石委員長的追剿，國軍已經痛擊中國紅軍。

　　毛澤東同意接受史諾一系列訪談；訪談中，他首先詳細敘述童年身世及青少年時期的故事，然後才暢述他作為共產黨革命家的事業。共產黨挑選史諾是個很聰明的決定。這個容易受感動的美國人把毛澤東看成明智的聖哲之君、相貌像林肯、聰明、和氣、有自信。兩人一連多日在窯洞裡秉燭夜談，史諾拚命在筆記本上記下毛澤東的獨白，很快就成為毛澤東的記錄員、而不是有判斷力的記者。任務一完成，史諾帶著寶貴的筆記回北平，開始整理文稿，寫成《紅星照耀中國》。

　　果如毛澤東和史諾所希望，《紅星照耀中國》大為轟動，西方國家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和左翼人士尤其喜歡它。它把毛澤東細膩地描繪成羅曼蒂克的革命家，在已經對日益專制、一板正經的蔣介石失去信心的西方讀者心目中，觸動同情的神經。史諾這本開路先鋒作品替日後許多同樣或甚至更同情毛澤東的作者所寫的傳記定了調。日後的著作和史諾的書只有一個重點完全不同。史諾認為毛澤東是蘇聯馬克思主義忠實的信徒，其餘作家則認為早在一九三○年代末期，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已變得威權專制且自力更生。根據這一派觀點，毛澤東身為獨立自主的思想家和主角，基本上已和莫斯科保持距離，不像在黨內鬥爭中敗給他的那些死守教條的中國史達林派。毛澤東有骨氣，是真正的中國革命家，不是史達林（J. Stalin）的跟班。這正是想向美國讀者解釋中國革命的作者，覺得毛澤東有魅力的特徵。

　　早在一九四○年代末期、一九五○年代初期，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布蘭德（Conrad Brandt）和諾斯（Robert North）等美國中國事務專家，就舉毛澤東和史達林的關係、以及他對中國的觀點為例，提出他自有一套「獨立」見解的說法。這套說法日後成為經典之論。他們寫說，史達林不信任毛澤東，認為他是「農民民族主義者」、不是共產主義者。甚且，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農村革命情勢上漲，正足以證明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認為工人階級具有「歷史角色」的觀點，乃是錯誤的。中國的「農民革命」乃是後殖民世界全面農民革命這個戲劇化時代的序幕。蘇共和中共在一九六○年代初期分裂之後，俄國和中國學者也接受同樣的思路。

　　同時，毛澤東也搖身一變，從腳踏實地的革命家變成一九六○年代某位傳記作家筆下的「藍螞蟻的皇帝」（指的是中國人全都穿藍色衣服）。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毛澤東遷入從前皇室居住的北京紫禁城。往後幾年，除了親近同事和隨從人員，別人愈來愈不容易接觸到他。每次公開露面，事先必經仔細規劃；接受訪問和公開講話也愈來愈深奧難解。毛澤東在世時出版的西方語文傳記，包括著名的中國事務學者施蘭姆（Stuart R. Schram）一九六七年推出的最佳巨作在內，大體上依據的都是中國共產黨已發表的文件；毛澤東發表的文章、講詞和聲明；和毛澤東晤談過的外國訪客之印象；少數政治上的熟人和敵人的回憶錄；以及各種零散的資料。毛澤東具有獨立性、能夠有創意地把馬克思主義調適進中國的環境，一直都是中心論述。

　　乍看之下，這個論述頗有根據。直到一九四九年底，毛澤東從來沒去過莫斯科，史達林也完全不認識他。同時，稱毛澤東是「反列寧主義」、指控他犯了「托洛茨基主義」這項滔天大罪的負面報導，不時從中共黨內外消息管道傳到莫斯科。因此，赫魯雪夫（N. S. Khrushchev）說史達林認為毛澤東是「住窯洞的馬克思主義者」，顯然也合乎邏輯。一九五○年代末期，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譴責史達林主義之後，毛澤東本人也經常回憶說，他意識到史達林不相信他。

　　然而，仔細檢視之後，關於毛澤東和史達林、蘇聯關係的這類定論，其實並不正確。事實上，近來出現的蘇聯和中國檔案透露，毛澤東是史達林忠實的追隨者，按捺著性子向他的主子一再表示效忠，直到史達林過世之後，才敢脫離蘇聯模式。

　　這一項揭露是值得徹底再評價毛澤東的許多原因之一。真相早就躺在中國共產黨、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omintern）的秘密檔案中。直到最近，這些檔案才全部或局部公開。關於毛澤東政策、觀點和私生活有許多新揭秘，最有趣的部分包含在莫斯科前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央黨部檔案室有關毛澤東及其敵人、友人未出版的文件當中。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不久就開始組織這個檔案室。打從一開始，它的主要職責就不只限於蒐集與布爾什維克黨史有關的文件，也負責蒐集與國際勞工及共產主義運動史有關的文件。一九四三年共產國際解散後，它所有的文件資料全部移交給中央黨部檔案室。一九五○年代，共產情報局（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 Cominform）的檔案也都存放到那裡。最後，一九九九年六月，前共產主義青年團檔案也併入這個蒐藏。今天，這些整合起來的檔案被稱為「俄羅斯社會暨政治史國家檔案」（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稍微介紹一下這些檔案的內容，就可以知道它們是我們寫這本毛澤東傳記努力挖掘新資料的重要來源。

　　第一，它們是全世界有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及蘇聯共產黨黨史文件最大的蒐藏所。它們蒐藏大約兩百萬份書面文件、一萬二千一百零五份照片材料和一百九十五部紀錄影片，分為六百六十九個主題。檔案的核心部分是有關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十分豐富的文件。它們包括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卷宗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各種帳冊及財務收據；共產國際和布爾什維克黨給中國的指令；列寧、史達林、托洛茨基（L. Trotsky）和其他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文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派駐共產國際代表的秘密報告；許多重要的中國革命家之相關個人資料。

　　有關中國共產黨人私人文件的蒐藏，特別有意思。不像其他許多檔案材料，即使在一九九○年代初期葉爾辛（B. Yeltsin）意識型態「解凍」的短暫時期，這些文件也不開放給大多數學者。它們一直鎖在檔案室的最高機密部門。即使今天民眾要借閱這些檔案也受到高度限制。只有本書作者之一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等極少數專家，才獲准借閱這些材料，而且因與館方人士及當今俄羅斯學者私交甚篤才能夠持續接觸到它們。這些管制材料包括三千三百二十八個卷檔，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王明和其他許多中共高階黨員的相關資料。

　　有關毛澤東的卷檔最令人歎為觀止。它包括十五卷非常獨特的文件，有他的政治報告；私人信件；毛澤東和史達林、史達林和周恩來、毛澤東和赫魯雪夫的會談速記記錄；由蘇聯醫生彙整的毛澤東病歷；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和共產國際特務的秘密報告；有關毛澤東妻兒子女的個人資料，包括早先大家都不知道的第九個小孩在莫斯科出生的證明；由他在中共黨內政敵執筆控訴他的報告；還有許多蘇聯大使館和KGB特務從一九五○年代末期至一九七○年代初期就中國政治局勢呈報的密電。我們是首開記錄可以利用所有這些材料的毛澤東傳記作者—這些材料在重新評價毛澤東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時，乃是無價之寶。

　　補充這些俄羅斯及中國檔案的是近年來在中國出版的許多傳記材料、回憶錄和手冊。其中有毛澤東的秘書、情婦、親友故舊的回憶錄和日記，全都有助於我們重新解讀毛澤東的一生。同樣重要的是北京中共中央委員會持有的一批受到嚴格管制的文件，這些檔案近來因中國歷史學者的努力而為人所知。檔案內括十三冊的毛澤東手稿集，時間上溯至中共建黨之始。另外有七冊韶山的毛澤東家族年譜、毛澤東的私下談話記錄、毛澤東之前不為人知的草稿、演講稿、建議、評論、筆記及詩詞。

　　我們這本毛澤東傳記是根據以上所有這些獨特檔案及最新出現的文件，再加上許多熟悉毛澤東的人士之訪談錄所寫成。因此，它的資料最新。近來張戎和哈利戴（Jon Halliday）著作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遭學術界批評，指它不可靠、判斷歪曲。我們設法避免這些缺陷，比其他任何傳記作者更仔細地、嚴謹地採用廣泛的資料來源，審慎評估證據，提出不受政治考量影響的堅實、有力的判斷。這種冷靜的態度使我們可以呈現出這位偉大的舵手之多樣性面貌—是革命家、也是暴君；是詩人、也是專制者；是哲學家、也是政客；既為人夫、又四處留情。我們展現出毛澤東既非聖人、也非惡魔，只是一個複雜的人物，他的確盡全力要為國家帶來繁榮，並爭取國際尊敬。可是他犯了不少過錯，自陷於政治和意識型態烏托邦的死巷，並且沉浸在個人崇拜之中，身邊簇擁著一堆阿諛諂媚的廷臣。

　　毫無疑問，他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烏托邦者之一，但是他和列寧、史達林不同的是，他不僅是個政治冒險家，也是個民族革命家。他不僅推動激進的經濟、社會改革，也在原本半殖民地的中國完成民族革命，並且統一了深陷內戰的中國大陸。原本被先進的西方世界及日本所鄙視的中國及中國人民，在毛澤東手中爭回了世界的尊敬。可是，他的國內政策造成全國大悲劇，數千萬人斷送了性命。

　　我們也試圖寫出一個有血有肉、有趣的人的故事，花了相當篇幅講述毛澤東的性格、個人及家庭生活，以及他的政治和軍事領導。本書有許多摘自回憶錄和訪談錄的有趣故事，呈現毛澤東為人子、人夫、人父、朋友、情人，以及戰略家、理論家、政治家和政治鬥士的諸多面貌。我們從許多角度展現毛澤東也有七情六欲，會陷入深邃的憂鬱，也會有飛漲的激憤，是個有強大意志力和野心的人物，在他擔任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時，實際上獲得無限制的權力。我們的目標是畫出鮮活的圖像，希望能使對毛澤東和中國所知不多的讀者有興趣一讀。我們也試圖描述毛澤東所遇到的五光十色的眾多人物，以及他在中國居住、念書、工作和休憩的地方，從他出生地韶山沖到過得有如皇帝的紫禁城都會提到。我們這本書透過它最重要的領導人敘述現代中國的歷史，試圖傳遞中國的感受、氣味和感觸。

　　我們的研究也發現許多有關毛澤東生平的驚人的新事實，需要修正我們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以及特別是毛澤東本人的既有的共同認識。根據廣泛的研究，我們記載中國共產黨從一九二一年建黨至一九五○年代初期持續依賴莫斯科財務支持。仔細注意毛澤東的一生，我們發現只有考量到它持續依賴莫斯科對它下達權威的政策指導和指令，才能理解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有關張國燾、周恩來、劉少奇、蔡和森、瞿秋白、鄧中夏、王若飛、陳雲、李立三、高崗、俞秀松及其他人的檔案材料也顯示，中共依然聽命於史達林及其副手，他們不但控制共產國際，手上也掌握著中共領導人的命運。我們從中共主要人物因為所謂的錯誤或「托派活動」被迫接受無數的、羞辱性的盤問及自我批判，可以看到這一點。甚至，還有證據顯示史達林在一九三八年考慮公審周恩來、劉少奇、康生、陳雲、李立三及其他人在內的共產國際官員。如果不是他放棄這個計劃，許多中共領導人或許就成為他的槍下幽魂。不過，有些文件顯示，他謀殺了大多數中共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的代表團人員（舉行時間為一九三五年七月至八月）。

　　史達林沒把毛澤東列入「黑名單」。史達林本人及共產國際的確協助毛澤東在中共黨內崛起掌權。其實，毛澤東並不像東德的瓦爾特•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保加利亞的托多爾•日夫可夫（Todor Zhivkov）或依附於莫斯科的其他中歐、東歐共產黨領導人，但是我們不再有懷疑，他的確忠於史達林，向史達林尋求指導與支持（我們談到毛澤東、史達林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年一月的會談，就會透露這方面的內情。同樣有密切關係的是，我們會敘述韓戰期間毛澤東和史達林侷促不安的關係。史達林並沒有打算統一韓國，而是設法讓美國不只和北韓交戰，也和中國衝突，希望藉此削弱美國。史達林企圖進而在全球搧風點火掀起革命）。一直要到史達林於一九五三年三月去世之後，毛澤東才開始與蘇聯領導人保持距離。他覺得赫魯雪夫是不值得信任的小丑，刻意蔑視他。我們會顯示毛澤東和赫魯雪夫個人不和，是中、蘇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到了一九六○年代末期，中、蘇交惡已升高到一個程度，卻經常被低估。依據前蘇聯的秘密檔案，我們顯示在一九六○年代末期，中、蘇關係已緊繃到蘇聯領導人甚至開始考慮武裝介入中國事務，例如針對中國的工業重鎮發動原子攻擊或炸毀中國的原子基地。

　　我們也試圖呈現年邁的毛澤東於一九五○年代末期至一九七六年九月去世這段期間一個鮮明、客觀的圖像。這段期間，毛澤東發動大躍進（一九五八至六一年）和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至七六年），企圖大膽依循獨特的毛式社會主義路線改造中國社會，卻造成極大規模的悲劇。這些事件全都根據新的檔案材料檢視，目的是指出其狂妄的目標和中共高級領導人彼此之間的權力鬥爭；毛澤東因為上了年紀，對他們日益疑神疑鬼，技巧地加以操縱以遂其目的。

　　和傳統觀點不同的是，我們顯示文化大革命不只是毛澤東最後的奪權鬥爭，而且是非常不幸、有許多嚴重瑕疵想達成其烏托邦理想—要在新的理想社會建立新的理想公民—的努力。到了一九六○年代中期，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重建社會政治關係還不夠。即使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人還是有惰性、自私自利。每個人都會潛藏貪婪的自我，夢想重回資本主義。因此，如果聽任發展，即使共產黨本身也會墮落。他因此得到一個信念：若不先搗毀中國文化裡的舊傳統價值，就不可能建立共產主義。然而，他顯然低估了人性。這個誤判不僅造成文化大革命失敗，也使毛澤東主義的計劃全盤破滅。毛澤東所擬想的粗糙的威權專制共產主義制度、一個嚴厲統制的社會，隨著毛澤東本人去世也埋入地下。

　　總結而言，身為歷史學者，我們的職責不在責備或讚頌毛澤東。我們給自己訂的職責是，盡最大努力詳細地呈現二十世紀一位最有權有勢的政治領袖。我們希望本書有助於讀者對毛澤東、對他所生長的時代和國家、對他所創造的中國，有更深入、更正確的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