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造反》自序
新的世紀以來，各式各樣的「城市造反事件」，在全球形成浪潮。快閃族在城市裡形成新的次文化，街頭與公園裡的枕頭大戰為城市生活帶來新的趣味（圖一）。隨著科技的進步，許多創意可以透過網路，在瞬間成為風潮與效仿的對象。在舊金山，Rebar將路邊停車位改造為臨時性公園的點子，隨者網路的傳播，迅速拓展，成為遍及世界上百個城市、一年一度的全球性活動。這些「城市造反」的做法，有人稱為「臨時性的城市主義」(Temporary Urbanism) ，也有人稱謂Pop-up與DIY，或是「游擊式的城市主義」(Guerrilla Urbanism) 。二零一二年，報導都市規劃議題的Planetizen網站，以「戰術性的城市主義」(Tactical Urbanism)為名，將這個運動列為年度最流行的規劃趨勢。同年在威尼斯建築展的美國展場中，「即興的介入」(Spontaneous Interventions)更成為年度的主題，非主流變成主流。
但這些雨後春筍般的市民行動，不僅是即興的創作，它們更可被視為是對傳統、僵化之都市規劃與建設的反諷，甚至是反叛。這些事件凸顯出城市空間的營造，不應只是被體制、專業與國家機器所操控，它也是市民所能發揮創意或向體制進行抵抗的領域。城市造反行動展現的是市民的主體性與自主性，它提示著人民才是城市的主人。
城市造反行動，其實並非是近年來才有的新現象。自古以來，底層社會的群眾即不斷在城市裡營造自我的空間。在江戶時代的東京，人們習於逃離下町管制嚴密的街區，到市郊去尋樂。朝鮮王朝時代的漢城（首爾），一般老百姓為了避免整天頻向在鐘路大道上騎馬而過的官員行大禮，便在後巷中走出一條捷徑，久而久之，成為熱鬧的平民生活與消費的場所。納粹時期的慕尼黑也有類似的經驗，行經Odeonsplatz廣場的民眾被要求必須行「希特勒禮」，對納粹主義反感的民眾於是開始走後巷，避開廣場的警衛。在台北的士林夜市以及大大小小的街頭巷道，攤販為了躲避警察的取締，發展出一套機動性的生存法則。這些都符合了俗稱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除了平日消極或積極的抵抗之外，戰術性的城市造反行動也有可能累積與爆發，成為有組織的運動與抗爭。二零一一年，從突尼西亞開展的阿拉伯之春運動，就是因攤販遭不公的待遇與自焚所引起，長期累積的民怨一夕間爆發，成為阿拉伯世界的全民運動，並在突尼西亞與埃及推翻獨裁的政權。同年，「佔領華爾街行動」亦透過網路與社會媒體的動員，快速地成為全球抵抗資本主義與跨國企業霸權的新典範（圖二），「佔領」(Occupy) 成為新社會運動的代名詞，其精神與手段更影響後續如在土耳其Taksim廣場的抗爭行動。在巴西，「免收費運動」(Free Fare Movement) 也從Occupy得到靈感，以水平式的組織模式，引導了上百萬民眾上街頭，迫使政府讓步，取消公共運輸漲價的決策。城市造反孕育了社會的革命。
反叛：Insurgency
「造反」或「反叛」一詞雖然聽來聳動，但在學術與運動的論述上已成為一個重要的概念，用來描是「反霸權」(counterhegemonic) 的各式行為。人類學家James Holston (1998) 用「反叛的公民權」(Insurgent Citizenship)來顛覆傳統以國家為界定之公民權的定義，以反映日益多元的族群與居住形式。從「反叛的公民權」到「反叛的城市主義」，Holston (1998) 認為都市規劃需要對社會面進行再思考，以回應當代社會生活經驗的多樣性，跳脫正式的、簡化的行政體制。研究「全球南方」的都市規劃學者Faranak Miraftab (2009) 進一步形容「反叛式的規劃」為一整套邊緣族群所從事的反霸權實踐，它們可被視為是對新自由主義體制裡形式化與有限的公民參與的反證。Miraftab (2009: 33) 將這些體制內的公民參與，稱為「利用公民的同意與感受上的包容來追求霸權的『新自由包容』(neoliberal inclusion)」。
「反叛」的概念特別適合被用來討論邊緣族群對正式系統的抵抗或反制。對Holston (1998: 47) 而言，反叛的形式同時存在於有組織的草根動員以及平日的實踐，它們均「以不同的方式來反諷、推翻與顛覆政府的議程」。規劃學者Nihal Perera (2009) 進一步釐清反叛的行為與正式系統或體制的關係，他指出反叛的行動並非是獨立存在，而是經常與正式的系統糾纏在一起，使得在空間上做切割變成是幾乎不可能的事，他強調：「這些弱勢者在正式社會的邊緣與縫隙中所營造的空間，並無法完全取代霸權的空間敘事，但它們使這些敘事被在地化與脈絡化」(Perera 2009: 52)。
反叛的公共空間
二零一零年出版的「反叛的公共空間」(Insurgent Public Space) (Hou 2010) 一書（也就是本書的前身），其寫作過程見證了近年來世界各地城市造反活動的發展，Rebar的創始人之一Blaine Merker也是該書的作者之一，而出版之後更目睹了二零一一年爆發的全球社運與革命浪潮。「反叛的公共空間」一書是一項集體的創作，由來自世界各地的運動者與研究者合著，彙集出自不同文化與環境背景的案例，它所聚焦的是人民用自己的力量所營造的公共空間，有別於體制內所生產的制式公共空間，這些反叛或人民自力營造的公共空間代表的是不同的社會關係、價值與認同。它們的營造特別使都市的邊緣族群，在管制重重的城市地景裡，得以有一席之地。
雖然原書在英美出版，但其實創作的原點是二零零七年在泉州舉辦的第六屆環太平洋社區設計網絡會議上，一場名為「公共空間變奏曲」的討論，當時共有六篇文章，分別探討中國、日本、臺灣、與美國等地的另類公共空間案例。泉州會議之後，同年夏天OURS於台北市的山仔后社區舉辦了一場國際設計工作營—DIY: Design in Yangmingsan，針對美軍宿舍的保存與再利用提出發想，工作營的活動延續了泉州會議上對城市公共空間的檢視。山仔后美軍宿舍特殊的歷史背景、社區脈絡與土地權屬，顛覆了傳統對公共空間的定義，而參與工作營的師生在基地上未被許可的集體與即興的創作，也突破了習慣性的規劃與設計手法。
這一連串的活動與對焦成為「反叛的公共空間」一書出版的推手。返美之後，我開始向一些專業同好邀稿，也藉由介紹而認識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隔年我在中原景觀系擔任客座教授的期間，完成了此書的主要編輯工作，而中原景觀系透過「大樹教室」的課程，把校園圍牆打掉，拉近學校與社區的案例，也是啟發該書的靈感來源之一。
從反叛的公共空間到城市造反
「城市造反」基本上即是「反叛的公共空間」一書的精選版，我們挑選了原書裡十篇文章，另外再加上一篇香港的案例，希望能引起台灣讀者的共鳴。這些案例，涵蓋了亞洲、美洲與歐洲等地的經驗：
從北京的高架橋下與洛杉磯的街角，我們看到城鄉移民與社區民眾，將平淡的都市剩餘空間轉化為生動的生活與休閒場所。在這裡，空間的活力來自群眾，他們用肢體、舞蹈、樂聲，來轉變生硬的環境，開展新的社會關係與認同。在北京，移工與居民在都市的水泥叢林中得到喘息，即使是短暫的；在洛杉磯，拉丁裔族群找到他們熟悉的生活語彙，建立新的家園與事業（圖三）。
空手營造新的城市空間與生活環境，不是小市民的專利，專業者與創作者其實也可以參一腳，甚至能動員更多的人參與，發展另類的城市營造模式與論述。在舊金山，Rebar用一連串的城市實驗，包括Park(ing) Day，來推展所謂的「城市寬厚戰術」，將城市空間從制度與慣念的枷鎖中解放出來。在柏林，eXperimentcity則是另一項實驗，將市區的空屋與空地變成城市永續的實踐空間，培育新的產業、文化與社會關係。
即使作為全球城市的東京，也有不少草根的創意與實驗。在神田區，首都大學東京的師生與社區合作，提出了活化老舊社區的構想，並動手做實驗，他們將巷道變成戶外電影院，樓梯變藝廊，屋頂與街角變成聚會、聊天的空間，在他們的手下，老空間有了新的生命，鄰里與陌生的民眾間也產生新的關係。在東京都另一角的世田谷，社區營造者也嘗試將私人的住宅轉化為社區共用的空間，拉近了鄰里間的關係，也挑戰了公共與私人空間的疆界，建立新的、積極的公民意識。
在美國西岸的西雅圖，亞裔社區的青少年用夜市活動的籌辦，顛覆了公園空間的使用，使得城市地景真正反映新的多元文化。在洛杉磯的南中央農園以及西雅圖的瑪拉農場，少數族裔在都市叢林中營造了一片屬於他們的園地，透過農耕，他們不僅補貼家用，也傳承著有長遠歷史的農耕文化，並營造社區與認同。在兩個案例中，民眾用自己的力量與創意，顛覆了城市公共空間往往僅被用來作為休閒的消極角色，透過夜市與農耕，他們賦予城市公共空間新的意義與角色。
公共空間不僅可以有社區營造的角色，它更可以是社會運動的溫床。在香港，社運人士從對公共建築與廣場的關心，延伸到更廣義的公益與公義，包括弱勢族群的權益，他們進而將運動的場景從市區拉到新界的農村，為受高鐵興建衝擊的社區爭取權益。在加拿大的多倫多與溫哥華，公共空間本身就是當地組織所關心的議題，透過對公共空間開放性的關注以及對私有化的反對，當地團體集結更多市民的參與，對當地政府形成有效的監督。
最後，本書以「反叛的公共空間」的原序作為總結，以公共空間為切入點，來探討城市的社會關係、政治過程、文化認同與價值的符碼，如何透過空間來強化與運作。城市的造反，也就是對這一系列關係與結構的反思。
這本書的用意在於讓我們深入認識世界各地的民眾與專業者，在面對僵化的都市建設所從事的抵抗、反制與自力救濟。在造反的同時，這些案例也指引了一個「反造城市」的方向，城市造反不只是為反對而反對，更重要的是重新營造一個多元、開放的城市。我們將在下冊以臺灣本地的案例進行更完整的詮釋與提論，請拭目以待。
謝誌
本書的完成首先得感謝「左岸文化」黃秀如總編與林巧玲編輯的支持與協助，此外也特別感謝吳比娜（原書的作者之一）著手進行最初的翻譯工作，讓本書踏出第一步，之後更感謝綠點讀書會成員—鄧佑生、顏寧、賴彥如與施佩吟的熱情參與，讓繁重的翻譯工作得以延續，以及吳南芬在校閱與翻譯上的協助。在本書的籌備過程中，台大城鄉所的張聖琳教授提供了寶貴的意見。同時，也感謝張鐵志先生與吳瑪□教授抽空給予評論與指正。最後也感謝Routledge出版社的Alex Hollingworth與Louise Fox兩位主編在原書的編輯過程中，給予重要的協助與信任，讓「反叛的公共空間」一詞透過出版成為公共領域的語彙。
侯志仁
推薦序
重新佔領城市
八月四日晚上，在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上，二十萬白衣人席地而坐，齊聲唱著《你敢有聽著咱唱歌》，表達對這個政府的強烈憤怒。
在今年（二○一三年），已經有許多抗議活動，抗議音樂晚會在這裡進行。例如，三月九日的反核晚會，陳明章、1976、Tizzy Bac、旺福輪番上陣，根本就是一場陣容華麗的演唱會。
這個曾經是最森冷的權力展現的大道，現在是人民抗爭的公民廣場。
同一時間，在兒童育樂中心和花博，正在舉行搖滾音樂節「野台開唱」。在今年的野台開唱，也有許多音樂人在這個前台北市政府巨大都市改造計畫的土地上，拿起了抗議標語：「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
人們拿著手上的吉他和布條，重新占領過去被政治界定的公共空間。
這個占領反抗行動當然不只是台灣，而是過去幾年在全球各地都不斷發生：從開羅的廣場到華爾街的公園到馬德里、智利、土耳其，占領行動既是抗議更大的政治經濟體制，也是重新要翻轉當地公共空間的定義。
占領的反抗行動當然不只是這些短暫的抗議行動。在這本《城市造反》中，呈現了世界各地的不同「占領行動」，或者都市游擊行動：搶占公共空間，改寫公共空間的意義；占據廢棄的空間或都市的邊緣，賦予這些空間新的可能性；或者守衛著自己的社區與農村，捍衛生活的意義。
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本來就是一部空間爭奪的歷史。
政治權力與資本權力，或者更多是兩者的合謀，總是試圖界定城市的樣貌與精神，在城市的紋理留下他們的慾望、利益與文化想像。但城市空間除了規劃者的想望，往往具有豐富的、有機的庶民生活，在制式的都市主義邊緣強勁的生長。而資本積累的必要性，和政客們對於「現代化」的貧乏想像，又讓他們不斷操縱著怪手剷除那些「都市毒瘤」，以「都市更新」之名建立起一個個光鮮亮麗的公園、中產階級社區、購物商場，或者一個又一個「曼哈頓」。又或者，他們會「活化」歷史建築來成立大型文創園區，卻不讓底層的文化活動有生存的土壤，以方便統治者的管理秩序。在台灣，我們尤其看到各種以工業科學園區（或者底下的地皮）之名來剷除農村，以致於「土地正義」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關鍵詞。於是，我們的公共空間不是被私有化與商品化，就是被國家整編入可規訓的大型計畫。
面對政治與資本支配空間的力量，人們並不是無助的。這本書記錄了全球各地的空間游擊，參與的行動者是都市居民、農民、藝術家、塗鴉者、青年、違建者、性工作者，他們或者挪用、或者取回（reclaim）、或者抵抗空間支配，他們所吶喊的是，這是我們的生活，這是我們的公共空間。對一個城市來說，每一個異質的空間都可以生產出不同的社會連帶與認同，甚至不同的文化創造，因而豐富了城市的靈魂。
更重要的是，這些空間反叛／占領行動就是一種民主實踐：是民眾由下而上參與公共生活，參與對於公共空間的書寫與意義的創造，而不是被政治權力與資本所控制──一如我們早已貧困的民主體制。
因此，重新占領／反叛我們的城市空間就是重新占領我們的民主。
張鐵志
推薦序
打開新的社會關係，形塑新的公眾
《城市造反》這本書出現得正是時候，因為這幾年在台灣有許多游擊性、短期性或長期性的空間改造案例，或與空間變革相關的公民行動出現。和解嚴前後的街頭運動不太一樣，它們不以對抗獨裁政權為目標，而是在邁向民主體制後，市民積極想要扭轉主流價值、參與政策制定、改善生活世界有關。它背後的意涵，正是該書所揭示的：這些市民自力營造的希望空間，在舉世濁濁之時，讓人看到個人可以積極參與和實踐公共的可能。
這本書很重要的改寫了我們一般對於公共空間的想像；打破從國家所定義的集會廣場、紀念園區，為公眾而建的市集、社區公園等刻板形象，而理解到，原來城市可以變成生活的實驗室，進行即興或節慶式的短期佔用。帶著創意想像，公有空間的屬性可以被改變，私人空間可以公共化，老街巷弄可以變成藝術展場，不同文化的飲食習慣可以形塑出多元文化的社區菜園，城市也可以成為糧食生產的基地等等。這些手法讓我們看到，不僅公╱私的邊界可以挪移， 民眾也可以參與重新定義公共空間的形態。都市原來是我們的。這些來自不同國家的行動者讓我們看到，所謂的公共，原來真是一個爭議的場域，透過不同認同力量的召喚，空間的生產也可以是新的社會關係的生產。空間的即社會的。
透過書中觀點的指引，我們也得以重新檢視，台灣在社區營造、公共藝術，乃至藝術介入空間等政策，在實踐過程的問題。這些政策往往容易流於群眾動員，或者民眾被邀請參與公共空間的「美化」（意識形態的教化），而不是真正的參與公共空間的創造，因此，公民意識難以在過程中形成。
然此書最精彩的也在於讓我們看到，人的身體感官知覺和空間生產重新被聯結起來。從土地意識、食物生產、都市生活、文化記憶、到身體勞動。它們說明，當我們不再便宜行事的以打倒強權作為廉價訴求，返身回到日常的實踐，從關注周遭大小事務，重建鄰里關係，參與公共空間的生產時，我們的存在感、身體感、土地感，便一起重返，回應我們對於美好生活的想像。
誰的公共？從國家所定義的空間，到市民自主的公共生活空間生產，這一條漫漫長路，透過書中案例的啟發，讓我們也找到了市民社會真正的核心價值。
吳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