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周作人是一個對中國現代文學有著深刻影響的作家。他和魯迅一樣，都是新文學運動的發起者和倡導者，通過各自的努力，從不同方面，為新文學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只是由於他在抗戰時期未能保持自己的節操，附逆投敵，他的名聲才黯淡下去，以至於到了被遺忘的程度。到了新時期，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入，周作人以其本身的重要性，又受到研究者和讀者的廣泛關注。
一九八六年，舒蕪在《中國社會科學》第四、五期上連載長篇論文《周作人概觀》，產生了廣泛影響。他指出，在五四新文學和新文化運動中，周作人在外國文學的翻譯介紹方面，在新的文學理論、文學批評的建設方面，在思想革命的號召和實行方面，在新詩的創作和理論探索方面，在小品散文的創作方面，「成就和貢獻都是第一流的，開創性的」，「別人無可代替的」，「將永遠成為中國新文學寶庫的一個極重要的部分」。之所以要研究周作人，是因為在他身上「有中國新文學史和新文化史的一半」，因為「魯迅的存在，也離不開他畢生和周作人的相依存相矛盾的關係」，因為「周作人的悲劇，則是和中國文化傳統、中國知識份子歷史性格有著甚深的聯繫」。對周作人研究意義的肯定其實也就是從另一角度對其自身地位的肯定。在此之前，還沒有人對他做出過如此高的評價。
那麼，舒蕪是不是劍走偏鋒、立異唱高呢？下面來當一次「文抄公」，摘抄幾個重量級人物的評價來看看。早在一九四六年，鄭振鐸就說過與舒蕪類似的話：「假如我們說，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有什麼成就，無疑的，我們應該說，魯迅先生和他是兩個顛撲不破的巨石重鎮；沒有了他們，新文學史上便要黯然失光。」鄭振鐸是新文學的重要參加者，又是一個文學史家，說話的時候周作人已經淪為了階下囚，他的評價應該是可信的。觀點與鄭振鐸相近的還有周氏兄弟的朋友曹聚仁，他在一九五○年代出版的《文壇五十年》一書中說：「近三十年的中國文壇，周氏兄弟的確代表著兩種不同的路向。我們治史的，並沒有抹消個人主義在文藝上的成就；我們也承認周作人在文學上的成就之大，不在魯迅之下；而其對文學理解之深，還在魯迅之上。但從現在中國的社會觀點說，此時此地，有不能不抉擇魯迅那個路向。」接下來再看五四新文化運動最具影響力的倡導者之一胡適的評價，陳之藩在《在春風裏•紀念適之先生之八》一文記述：
胡先生對周作人的偏愛，是著名的。他曾不止一次的跟我說：「到現在還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東西了！」他在晚年是儘量搜集周作人的東西。
我如果說：「不要打呀！蒼蠅正在搓搓手搓搓腳呢。」（周作人在《蒼蠅》一文中引用日本小林一茶的俳句，原文為：「不要打哪，蒼蠅搓他的手，搓他的腳呢。─黃按）他似乎就想起了苦茶庵中的老友。在他回憶的茫然的眼光裏，我看出胡先生對朋友那份癡與愛。
在胡適說話之時，到底還有幾個作家值得一讀，姑且不論；他卻單單舉出周作人，可見推重之高。另據周建人回憶，馮雪峰說過：「周作人是中國第一流的文學家，魯迅去世後，他的學識文章，沒有人能相比。」馮雪峰是一個左翼作家，應該不會有吹捧周作人的嫌疑。上述幾個文化名人的立場各個不同，說話的時間和場域也不同，但他們的話都明確無誤地強調了周作人作為中國現代屈指可數的幾個最重要文學家之一的存在。
在中共高層，也有深知周作人的價值的。一九八○年代中期，湖南嶽麓書社的老編輯鍾叔河想重印周作人著作集，然而在當時面臨重重障礙，無法正常獲批，於是直接給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胡喬木寫信。嶽麓書社的報告最後得到了胡喬木的批准。後來黃裳在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九日致鍾叔河的信中披露：「去年喬木來滬，一次談天，談及周作人，他自稱為『護法』，並告當年吾兄呈請重刊周書事，最後到他那裏，他不顧別人反對批准的，談來興趣盎然。」以周作人的「護法」自居，這在很多人看來可能匪夷所思。其實早在建國初期，周作人就得到過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的胡喬木的照顧和安排。在《胡喬木書信集》裏，有一九五一年致毛澤東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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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周作人寫了一封長信給你，辯白自己，要求不要沒收他的房屋（作為逆產），不當他是漢奸。他另又寫了一封給周揚，現一併送上。
我的意見是：他應當澈底認錯，像李季一樣在報紙上悔過。他的房屋可另行解決（事實上北京地方法院也並未準備把他趕走）。他現已在翻譯歐洲古典文學，領取稿費為生，以後仍可以在這方面做些工作。周揚亦同此意。當否請示。
敬禮
喬木
二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