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過去讀到博爾赫斯的詩《准最後審判》，其中有這樣的詩句：
「我在內心深處為自己開脫吹噓：�我證實了這個世界；講出世界的希奇。�別人隨波逐流的時候，我作驚人之語，�面對平淡的篇章，我發出熾烈的聲音……」
我驚異於詩人兼小說家的博爾赫斯有這樣的自信，同時又有這樣的自省精神。說起來，博爾赫斯寫作這首詩時，也才26歲，此詩最早見於他1925年出版的《面前的月亮》詩集，手頭沒有更多的材料可證明此詩寫作更早的時間，姑且認為就是26歲之前吧。今天想來，卻是別有一翻滋味在心頭。我編選這本批評文集時，已然過了51歲，也就是說，博爾赫斯寫作這首詩時的年紀只有我現在一半大。26歲的博爾赫斯何以要面對或進行「准最後審判」，不得而知，全面分析這首詩也非本文的任務。但這首詩確實令人驚異，全然沒有「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的稚氣，而是有一種清新明朗的格調，樂天知命的達觀。中國有老話說，看一個人，10歲看老。這是有點誇張了。看一個人，26歲，看到62歲總是可以的。1960年，大約也是在62歲時，博爾赫斯寫下了《棋》這首詩。其中有這樣的詩句：
「棋手嚴肅地?在自己的角落�不慌不忙地潛心於佈陣擺子。�棋盤上面，兩種顏色不共戴天，�緊張地一直廝殺到曙色見赤。」
很顯然，62歲的博爾赫斯更多滄桑感了，他會看到棋手與棋，棋手背後看不見的上帝之手關係：「上帝操縱棋手，棋手擺佈棋子。�上帝背後，又有哪位神祇設下�塵埃、時光、夢境和苦痛的羈絆？」對命運無常的看法，還是佔據了62歲的老博爾赫斯的觀念。
要說博爾赫斯命運多麼多坎坷也不儘然，要說多麼幸運也談不上。相對於他的文學成就來，他早年獲得的肯定和榮譽都顯得微不足道。在他的生命中，還是有一些嚴重的挫折。
比如，在1946年被庇隆政府驅趕去當市場當禽兔稽查員之類。但阿根廷的作家們還是有點骨氣，敢於與庇隆做對，1950年，博爾赫斯被推選為阿根廷作家協會主席。庇隆政府倒臺後，1955年，博爾赫斯被任命為國家圖書館館長。? 博爾赫斯60多歲寫下的詩集《詩人》，卻不乏對生命的思考，想想他坐擁國家圖書館的「琳琅滿目」的圖書時，雙眼已經完全失明。自從中年以後，失明的威脅可能就時常環繞著他。60多歲的博爾赫斯，寫下《棋》、《沙漏》、《鏡子》這樣的詩，那真是和自己博弈，和黑暗博弈，和命運博弈。誰說那裡面沒有生命的痛楚？那裡有無邊黑暗。《詩人》最後一句說道：
「我們對這些事情都能理解，但卻無法知道他在墮入永久黑暗時的感受」。
想不出我編本文集時與博爾赫斯有什麼聯繫，僅僅是他的那首《准最後審判》的詩引起我的感歎。因為那樣的表述，也是我賴以自慰的詞句。只不過，博爾赫斯是少年達觀，而我不過是「知天命」之無奈，只是博氏的詩句，才讓我保持對自己的職業生涯的些許安慰。
做理論批評可能比不上寫詩和寫小說，大都可以少年成名，或少年老成。我最早正式發表文章是在讀碩士期間的1985年，那一年我26歲，第一篇文章的題目是《中國傳統思維模式向何處去？》，不想這篇文章卻是產生不大不小的影響，原發於《福建論壇》（1985年第3期）頭條，後來被《新華文摘》1985年第9期全文轉載，且持續引起多方關注。因為考慮到本文集的主題體例，這篇討論傳統文化的文章沒有收入。如此來看的話，我也是在26歲開始職業生涯，那時有的是青春激情，更重要的是那個時代有著充沛的信念，這就是思想的變革可以引起社會向著理想的方向行進。那時的志業有一種崇高感，80年代的思想解放撲面而來，置身在那樣的氛圍中，如博爾赫斯的《羅盤》所說：
「所有的名字後面都有不可名的東西；�從這枚閃亮、輕盈的藍色指針裡，�我今天感到了它的吸力。」
那個時代，我們感到世界都在改變，我們可以洞穿事物的真相，在現實的表像下，正是隱藏著無窮的爆發力。我們身處的那樣的時代思想變革，當然不會是博爾赫斯敘述的那麼精巧、輕盈的指南針式的那種世界的微妙關係，而是暴風驟雨般的時代大潮。然而，對於我個人來說，始終有一種更為僻靜的思想空間在召喚我，與當下的現實無關，身處某種「別處」，只是有一種不可名狀的富有磁性的內在之力在召喚著我。我總是相信有一種非共識的個人敏感性，可以穿越當下，它們持續地構成個人思想的本體論。總是象藍色指標，頑強地指向它的極限。
80年代後期的中國思想變化多端卻不了了之，在文學界，有現代主義、新潮或「後新潮」，後來稱之為先鋒派文學潮流。90年代初這一流向卻突然偃旗息鼓，思想文化選擇了另一種軌跡，文學當然也要隨之變更。90年代以後，文學不再是社會變革的引導力量，只是為了跟上時代的變化而努力調整自己。這對於我們的志業信念，當然也是一次考驗。從此，雖然我還屬於青年，但不再有那種對志業的昂揚信心。90年代幾乎在所有的當代思想研究的書籍中，都被描寫成一種文化潰敗煥散的時期。我們個人當然也可以感受到文化的價值和社會功能已經嚴重凋零，但也正是這種凋零，使得我們可以更真實地回到個體經驗中。因而，解體、渙散、凋零……一類的描述，只是表示整體感的消失，也並不意味著當代文化和文學真的就多麼糟糕。透過表像，還是可以看到內裡所有的新的可能性。
對於我來說，對於這樣的變化並沒有過度悲觀。因為我一向樂意於擺弄那「輕盈的藍色指標」，可以與世若即若離。這並不是說我的理論言說和批評文字，大體都是自言自語，而是在我的寫作中，有一種試圖不被流行術語和行話同化的東西，在語言、藝術感覺和對新的文學現象的領悟上，我只受制於那枚「藍色指針」——它只存在於別處——我相信，那是由新的知識、思考以及面對新的文學創作經驗而產生的瞬間碰撞形成的致思方式。在這樣的時刻，我會重新回到志業的欣喜中。對於我來說，當下的現實如何可能永遠只是我們觀照的一個對象，與其去抨擊現實的不合理或合法性危機，不如尋求新的知識和理論去接近它，去闡釋它，去發現它的未來面向。這就是我的理論思考、批評解讀所持有的知識立場和態度。
有時候我喜歡歸結某種文學潮流，也不放棄追逐一種更大的慣性，但我總是要找出那種線索——它能引導我們走出現實的迷宮。現實本質上是一座迷宮，因為我們並不知道入口和出口。但個人心中要有一本地形圖，我想我的批評文字還是不難看出，不管我如何討論當代文學的紛繁複雜，但我還是有比較明晰的走勢圖。否則，所有的理想思考和具體的作品理解，都不能讓我心安理得。本批評文集，可以看出我對八九十年代中國文學變革的理解，雖然只是文學論文，但我力圖在文學批評中揭示出思想背景，在文本的解讀中，呈現出歷史的內涵。
這本文集收錄有我二十多年來的文章，近十年的文章佔據大多數。大體分為「理論拓路」、「批評探詢」、「作家解讀」三部分。當然盡可能反映我做理論與批評的志業生涯的歷程，同時也要考慮到所選文章避免與我近些年出版的著作有重複。我希望面對讀者，可以奉獻一本相對成體例，有內在連續性主題的文集。我的學理路數，是從理論到批評。我本人也主張理論的批評化，這與我個人的志業選擇是相關的。我原來學文學理論出身，痛感到中國的理論只能在西方理論的根基上才能走出自己的道路，但這談何容易。如無對西方理論深入而扎實的研習，要做出有中國品質的理論，那是一句空話和大話，那只能是無知者無畏。西方的理論到了90年代也面臨再創造的困境，在解構主義之後，哪裡還有理論的體系和原創的思想呢？我個人認為，只有回到文學創作，回到文學文本的闡釋，才有可能激發出理論的靈感，才能開出新的理論面向。因此，我後來的主要精力是投入在做當代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研究。但我的做法，依然是帶著理論的問題介入，批評終歸是要在二個層面上回答問題，其一是作家的個性化的創作對其作為寫作主體意味著什麼？其二是作家的這一創作行為（或文本行為）在整個文學傳統中，在中國當代文學的演化中，它佔據了什麼樣的位置，給出了什麼樣的意義？對於我來說，理論的創新性只能從當下的新的文學行動中產生，這當然也是前此的理論成果與當下創作碰撞產生出的結果。沒有對前此的全部理論成果的瞭解，如果動輒談什麼理論創造，那顯然是不自量力且貽笑大方的。
最後當然還是要回到文學理論與批評這項志業的理解上。我應該承認21世紀的這些年，我的專業的理想並不能心安理得。我所困擾不安的是，這個時代的志業理念何以被功利如此全面的瓦解？當然，功利背後真正起作用是權力，崇尚權力，膜拜權力，權力交換，無法抵禦的權力誘惑無處不在，無所不能的權力無時不在運作，這都是被稱之為學者、思想者自覺的行動。如此時代的理論與批評，還能有多大作為？薩特當年追問：何為寫作？寫作何為？今天的回答可能更加蒼白和茫然……。
於是我只能用博爾赫斯26歲時的詩句來安慰自己，我只有那枚藍色指標，尊貴的讀者朋友，你願意和我一起擺弄嗎？
「我感到了美的震撼：我孤獨的月亮原諒了我，�誰又敢將我譴責？」（博爾赫斯《准最後審判》）
2010�8�10於北京萬柳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