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囤積奇貨，只為竊國

小盜竊珠，大盜竊國。戰國末年呂不韋，以千金之資，預購秦之相國，引出千古奇談。



趙高篡權，禍滅秦朝

弄權術者最終被權術所殺，這似乎早已成為歷史的定律。無論你有多大智慧、多大貢獻，只要受到權術的誘惑，最終都是在劫難逃。秦王朝時的趙高、李斯，均未逃脫。



亦奸亦雄，千古評說

亂世宰相曹操，有雄才大略，亦不乏小人之計，挾天子以令諸侯，逐鹿中原，三分天下，漢室不再復。



太監宰相，欺君壓臣

太監本是大內奴才，皇家走狗，狗仗人勢是太監專權的一個通例。然而事有例外，唐朝太監李輔國卻是仗勢要官，權傾朝野，欺君壓臣。



虎父犬子，殘害朝臣

老子英雄兒未必都是好漢，唐朝著名丞相盧懷慎清廉方正，其孫盧杞卻是一個慣使奸計殘害朝臣的小人。



生死之爭，不擇手段

位卑人輕，願與輔國重臣一爭。攀結宦官，幾度攪起政治大波。唐穆宗宰相李訓，誤失「甘露之謀」，未達目的，終喪宦官之手。



宦海沉浮，千秋功罪

大起大落，宦海多艱。宋朝宰相趙普，三次入相罷相。國運初開，權爭激烈。



除弊變法，權力交爭

在封建社會中，一種經濟和政權模式的形成，體現了造成這種模式階層的權力，一旦改變這種模式，便會削弱該階層的利益。因此，宋代圍繞王安石變法所展開的鬥爭，也是一次權力之爭。



結黨營私，六賊之首

見風使舵，導君淫奢；攀附結黨，陷臣誤國。宋朝奸相蔡京，名列六賊之首，可見其奸之大。



無賴宰相，禍亂朝廷

不知是歷史的幽默，還是對封建政治的嘲弄，極其相似地將兩個無賴推上相位。唐有楊國忠，宋有賈似道。他們都是靠裙帶入相，並用同樣的技巧表演著歷史醜劇。



亂世賢相，壯志難酬

古往今來，多少英雄豪傑，一腔熱血未灑疆場，卻在奸佞小人的暗箭中倒下。元末賢相脫脫，一代英傑，可惜壯志未酬，便在奸臣的陰謀下喪生。



據奸逞惡，父子橫行

聰明如果用在正道，可以造福一方；如果用自己的才能去造孽，其禍也烈。奸相嚴嵩，也算是飽讀詩書，但他把才智用在爭權於朝，爭利於市的權爭中，結果權裂財損，如噩夢一場。



權爭於朝，盛年致仕

爭權反為權誤，歷史無數次給人教訓。但權力的誘惑，往往使人心存僥幸。晚明宰相高拱，才高氣傲，欲與眾臣一較高下，結果兩次遭貶，盛年致仕。空懷滿腹經綸，只有望權興歎。



各懷心事，虎狼相爭

為了共同的目的，他們勾結在一起。為了各自的欲望，他們又互相廝殺。明朝奸相溫體仁、周延儒為獨攬大權而進行的虎狼之爭，空留後人唾?。



惑主陷臣，國破家亡

明末宰相馬士英，文不能定國，武不能安邦，採用卑劣手段惑主陷臣得到宰輔。如同一塊朽木錯置棟樑之位，最終使明末弘光政權的大廈傾覆。

前言

　　

　　在中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下，宰相是封建官僚政治的代表。相位之爭鬥，是封建統治集團內部，各種矛盾鬥爭的總體現。因此通過對相位爭鬥的探索，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封建統治集團中，君臣之間、各級官員之間錯綜複雜的權利角逐的特點和規律。

　　

　　一

　　

　　宰相是中國封建時代輔佐君主管理國家事務的最高行政長官。處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其地位之顯赫，權力之巨大，人們曾用「位極人臣」來形容。可說是封建官僚政治矛盾鬥爭的焦點。

　　

　　宰相由皇帝任免，但也並不是一朝上任便可終身為相。它既不能世襲，也不是終身之職，一般士大夫只要符合條件都可以爭取。當宰相的條件，一是品德和才學，二是皇帝的信任。因此，封建時代的下級官僚，都把出將入相作為自己終身奮鬥的目標。王夫之總結說：「宰相之重，仕宦之止境也，茍資望之可為，皆垂涎而思得。」很多人都覺得自己有做宰相的「資望」，千方百計想得到相位。由於官位有限，而欲得到它的人多，那麼權力鬥爭便不可避免。更由於相位是人臣的最高權位，能夠參加相位爭鬥的人，不僅具備了很高的權力和地位，而且也有著相當的勢力，因此相位爭鬥比一般的官僚鬥爭更激烈、更複雜、更殘酷。綜觀中國封建歷史，圍繞著相位的爭鬥，不僅交織著陰謀，而且伴隨著血腥。

　　

　　（一）宦官爭奪相位。秦始皇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封建專制的國家後，注重起用人才，因此很多原本地位低下的布衣，便有機會擔當國家要職，也給野心家爭權提供了條件。趙高本來是宦官，秦始皇聽說他幹練有才，精通獄法，便提拔他做了中車府令，專管皇帝的車輿。條件的改變，使他萌發了爭奪大權的野心。他私下裡勾結公子胡亥，以做為自己爭權的靠山。秦始皇最後一次巡遊天下時，不幸病逝沙丘，他私自扣押了始皇臨終要長子扶蘇繼承皇位的詔書，擁立胡亥篡位，是為秦二世。由於他的策劃和擁立之功，被封為郎中令，位居九卿。趙高為了保住自己既有的地位，便唆使秦二世大興冤獄，殺死朝中很多功名顯赫的大臣，甚至連秦始皇的十二位公子、十位公主都遭到了殘害，受株連的人不可勝數。這樣便為他繼續爭奪相權打下了基礎、鋪平了道路。接著，趙高又施展陰謀，要二世深居宮中，自己和幾個親信侍候在二世身邊，使他不理朝政，一切大權皆控制在趙高手中，甚至連丞相李斯也見不到秦二世。接著，趙高又採用卑鄙手段陷害李斯，將其腰斬，並誅滅三族。李斯死後，朝中便完全由他掌握，逼死右丞相馮去疾之後，秦二世便任命他當了宰相。

　　

　　宦官身處宮中，圍繞在皇帝身邊，對朝中情況瞭如指掌，這給他們爭權帶。來了方便條件。因此在封建社會中，宦官專權的事情屢有發生。加上這些人生理上的缺陷，心理趨於變態，因此在權爭中手段極其殘忍。

　　

　　唐朝宦官李輔國，十幾歲便被閹割，送到宮中養馬院。由於他機警圓滑，辦事認真，四十歲時混上了養馬院中管帳的差事。後又被推薦到太子李亨宮中聽差，李輔國非常懂得如何討好太子，取得太子的信任。恰好此時發生了安祿山兵變，唐玄宗帶著太子及部分嬪妃出逃，李輔國不分晝夜緊隨太子，表現得無限忠誠。尤其他知道太子痛恨楊國忠，在馬嵬驛士兵譁變殺楊國忠時，便積極參與，深受太子的器重。在逃跑途中，李輔國分析了當時混亂的形勢，便勸太子北上，並同大臣裴冕等人聯名上書，奉勸太子登帝位。雖然太子左右推辭，但最後還是在靈武即位，是為肅宗。由於他的勸駕之功，肅宗當然把他視為心腹，任其為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並且掌管起御前符印、軍隊號令和各地來的文件奏章等等，從此掌握了朝中的軍政實權。

　　

　　掌握了一定的權力之後，李輔國同其他人一樣，野心大發，開始勾結同黨、排斥異己，為自己獨攬大權鋪路。他首先勾結肅宗所寵愛的張良娣，與她互相利用，陰謀害死了肅宗的長子李俶和三子李倓。因為他們不僅是張良娣兒子成為太子的障礙，也是李輔國獨攬朝政的勁敵。建寧王李倓對李輔國的所作所為早有察覺，便多次勸肅宗不要相信他。李輔國擔心肅宗被說服，便千方百計陷害他。

　　

　　回到長安之後，李輔國升任殿中監。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他利甩已有的權力和肅宗的信任，到處安插自己的耳目，打擊排斥異己。最後竟逼迫宰相裴冕，要他與大臣們聯絡，上書推薦他當宰相，真有些急不可待了。後來在肅宗臨死時，李輔國計殺越王李係，囚禁張皇后，擁立太子李豫登極，奪取了宰相的寶座。

　　

　　宦官當宰相，在中國封建社會中並不多見，他們取得宰相職位都是靠皇帝的權勢。趙高也好，李輔國也好，他們之所以能夠奪得相位的一個共同特點，都是先靠扶持太子，或幫助所扶持的王子篡奪太子位，然後擁立太子登上皇位，利用皇帝的權利控制朝中，獨攬大權，排斥打擊異己，然後奪取宰相寶座。宦官當宰相，表現了當朝制度的混亂，和皇權的削弱。綜觀中國封建社會史，凡是宦官當權的朝代，那個朝代的皇帝肯定無所作為，社會必然動亂不安。

　　

　　（二）朋黨與相位爭鬥。相位爭鬥不是孤立產生的，在封建官僚集團中，不同的利益集團圍繞著相位展開角逐，宰相只是不同利益集團的代表。因此在相位爭鬥中，往往表現為朋黨之間的對抗。他們拉山頭搞派性，對異己者進行打擊排斥。唐代的牛、李黨爭表現得尤為突出。

　　

　　牛、李兩黨的形成，是權利鬥爭的結果。唐朝的開科取士，打破了士族壟斷朝政的政治局面，一些地位低下的寒士可以有機會通過進士及第進入朝中做官。唐憲宗時，牛僧孺、李宗閔同年考中進士，又同登制科。他們意氣相投，指斥時政，對當時宰相李吉甫進行了抨擊。後來李吉甫的兒子李德裕政擊李宗閔科場舞弊，並同鄭覃一起主張罷止科舉考試，朝中要職應由公卿子弟擔任，企圖回復門閥制度。牛僧孺則堅決反對公卿子弟壟斷朝政，他們各自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於是便形成了兩個不同的利益集團。他們為了爭權奪利，互相排擠，勢不兩立，進行了你死我活的鬥爭。李德裕為宰相時，欲置牛僧孺和李宗閔於死地，派人搜尋其謀反的證據，以陷害之。牛黨執政後，又對李黨進行殘酷報復，羅織李德裕的罪名，最後終於將其整死。他們甚至不能同朝相處，一黨上臺，必定利用相權打擊對方。兩黨根據不同政治形勢的變化，交替執政，輪流外任。雖然他們兩黨都各自不同地為朝中作過貢獻，但他們所搞的歷時長久的黨爭，也給唐朝帶來了極大的危害。

　　

　　朋黨的另一種形式是攀附黨首，互相勾結，彼此援引，為爭權奪利互相利用。宋代奸相蔡京，史書上稱其為「六賊」之首。他與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耐結為朋黨，禍亂朝廷。他們結黨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結黨營私。與牛李黨爭不同的是，牛李二黨陣線分明，而蔡京為首的「六賊」奸黨，是與朝中所有正直大臣為仇。最初蔡京因坑害同僚、投機取巧，已經爬到了龍圖閣直學士的位置，後被貶到杭州閑居，偶然遇到了在杭州為宋徽宗購買字畫的宦官童貫，於是互相交結，靠童貫的力量得以登上相位。接著利用權勢將地痞朱耐安插到蘇杭應奉局任職，又收買專善投機鑽營的王黼，將其提拔為御史中丞。宦官梁師成見他們在朝中得勢，於是也投靠了他們，蔡京將其薦為太尉。李彥出身於市井無賴，也逐臭而來，圍繞在蔡京周圍。他們朋比為奸，凡是不為其所用的正直朝臣，一概加以打擊排斥。為了達到獨攬相權的目的，把司馬光等一百二十多位大臣定為「奸黨」，並在皇宮門前立所謂「奸黨碑」。凡是碑上有名的大臣，不僅本人不得復用，就連其子孫也不得起用。前任宰相章悖與蔡京是同鄉，蔡京怕其復相，便將其打入「奸黨」。「六賊」專擅朝政，使北宋政權吏治腐敗，朝綱紊亂，最終斷送了北宋政權。

　　

　　相位爭鬥與朋黨政治是相輔產生的，宰相一旦執政，必然要選任一批能夠支持自己施政的朝臣，而宰相往往在一朝中有幾個，他們各自都擁有自己的擁護者。那麼宰相之間的矛盾，便是他們擁護者互相鬥爭的根源。如果宰相之間互相爭權奪利，那麼他們的擁護者也變成了對方打擊的對象。因此說相位爭鬥與朋黨之爭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說，相位爭鬥必然會牽扯朝中各派政治勢力。有相位之爭，也就有朋黨之爭，也就會有朝中大規模的政治鬥爭。這種鬥爭在封建統治集團中從未間斷過，只是有時激烈一些有時平緩一些罷了。由於相位爭鬥引出的朋黨政治，使國家機器難以正常運轉，甚至會危及封建帝國的存在，因此在一些朝代中，封建君主也採取了一定的措施加以制止，但收效甚微。

　　

　　二

　　

　　相位爭鬥的另一種集中表現，是圍繞著改革展開的。

　　

　　改革是統治集團運用國家機器解決社會政治、經濟問題的一種手段，在不同程度上體現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倡導改革的政治家，往往是具有一定政治遠見的當朝宰相。然而反對改革的舊勢力，在朝中依然十分強大。有時候改革家與反改革者同朝為相，他們代表著不同的利益集團，因而鬥爭更加複雜，更加尖銳，涉及的範圍也更大。圍繞宋代王安石變法和明代張居正變法所展開的鬥爭，可以充分反映出其鬥爭之激烈。

　　

　　變法改革必然要損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既得利益者當然會不顧一切地進行反對。尤其既得利益者多是當朝權貴，他們有著龐大的社會勢力。而改革者往往是新興力量的代表，新與舊的較量也一定是殊死的。當宋神宗將改革派代表王安石召到京師，準備任他參知政事（副相）領導改革時，那些墨守舊章的官僚士大夫們，便對他產生了嫉恨和敵視。唐介首先表示反對，說：「若使王安石為參政，恐多所變更，必擾天下。」韓琦也說：「安石做翰林學士有餘，當執政官則不行。」呂誨更是捏造了王安石的十大罪狀，對其大加誹謗詆毀。總歸一句話，就是要阻止他任副相，以便把他變法的計劃扼殺掉。

　　

　　由於宋神宗的支持，終於力排眾議，使改革變法得以進行。反變法派便利用各種手段進行破壞，他們甚至利用天象的變化大做文章。當時華山發生了山崩，文彥博竟對神宗說：「市易司不當差官自賣果實，致華山山崩。」真是無稽之談。王安石當即上書反駁：「天文之變無窮，人事之變無已，上下傅會，或遠或近，豈無偶合？此其不足信也。」但是在那科學不發達的時代裡，神宗便對變法產生了懷疑。由於新法的施行，直接由市易司向宮廷和官衙供應所需物品，致使那些以往在購買宮中用品大占便宜的官員一下子無利可圖了，他們便大造謠言，反對新法。神宗的岳父向經，也因為免行錢的實施，而無法從中漁利，便把市面上的各種謠言帶到宮中，在宮中掀起了一次反變法的高潮。他們甚至動員太后向神宗施加壓力：「安石亂天下，怎麼辦呢？」面對反對派強大的攻勢，王安石毅然進行反擊，他提出了著名的「三不足」：「天變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人言不足恤。」但是反對派採用了各種手段對王安石變法集團成員進行圍攻、迫害，乃至分化瓦解，王安石最終二次罷相，使變法最終失敗。

　　

　　明代張居正的改革也是如此。雖然他的改革沒有觸犯封建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但確實觸動了一批官僚的既得利益，於是他們便群起而狼之，公開起來與之對抗，一時間也是風波迭起。劉臺本是張居正的學生，此時也彈劾老師「威福自己，目無朝廷祖宗之法」。甚至指責張居正結黨營私，貪汙受賄，並要求神宗「抑損相權，毋僨事誤國，臣死且不朽」。根本目的就是要把張居正從宰相的位置趕下臺。可以說變法改革與反對派的鬥爭，是新舊政治勢力之間的鬥爭，其主要表現是相位之爭。因為作為改革家的宰相，他是靠宰相權力的實施來調動國家機器進行改革的，反對派阻止改革，首先就是要把他從相位上拉下來。正當張居正準備把改革向縱深發展的時候，其父在江陵病逝。按照當時的制度，張居正應提出辭職守喪的請求。如果其子在軍隊任職，並恰好處於戰爭，皇帝，可下詔特批繼續任職，這叫「奪情」。而張居正不在軍隊任職，所以不能「奪情」。但改革正處在重要關頭，張居正一旦離職，則一切都將付諸東流。在戶部侍郎李幼孜的請求下，神宗要張居正「奪情」，在京城守喪四十七天，期滿即入署辦公。

　　

　　「奪情」的詔書一下，引出了軒然大波，朝野上下議論紛紛。一些以維護名教為藉口的士大夫指責他「熱中權勢而不守禮義」。不少人上書反對奪情。他們質問張居正：「位極人臣，反不修匹夫常節，何以對天下後世？」請求神宗讓張居正「奔喪終制，以全大節」。其目的都是要趕張居正離任，以中斷改革。張居正死後，神宗廢去了張居正的大部分措施，使改革最終失敗。

　　

　　圍繞改革而起的相位爭鬥，是新舊兩種政治勢力的較量，是推動和阻攔社會進步的鬥爭，其影響是相當深遠的。

　　

　　三

　　

　　相權是由君主授予的，靠它來治理國家。但是為了防止宰相手中的權力過大，致使大權旁落，給宰相篡位以機會，封建君主總要採取必要的措施對相權加以限制。結果導致了歷代宰相制度、名稱、權限的不穩定。當授予某部門權力時，必定用以制約前一權力部門的權限，同時加上一個新的名稱，規定其權限範圍。

　　

　　秦朝統一中國後，在新的官僚機構中，皇帝是最高統治者，下設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以丞相為百官之首，輔佐皇帝，總攬朝政，權力極大。《史記．陳丞相世家》中說：「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

　　

　　到了隋唐時期，實行新的宰相制度，以尚書、門下、內史三省首腦為宰相。三省並立，互相制約。由內史擬旨，門下審核，尚書執行。尤其唐代，皇帝為了限制三省權限，還常常挑一些品級低的官員，加上「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名稱，使其擔當宰相職務。為了分散宰相的權力，唐代還設有樞密使。歐陽修《歸田錄》中記載：「樞密使，唐制以內臣為主，故常與內諸司使、副為伍。自後唐莊宗用郭崇韜，與宰相分秉朝政，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自此之後，其權漸盛。」宋代初期官職承唐制，宋太祖趙匡胤，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設三個參知政事為副職。神宗五年又加以改革，以尚書左右僕射為宰相，並以尚書左右丞代替參知政事為副相。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廢除了相承已久的宰相制。朱元璋為了加重自己的權力，洪武十三年除掉了胡惟庸等幾位曾任宰相的人後，下令取消了這一職位。他把大權收歸皇室，自己親自掌握。把朝中的實際政務交由六部分掌。朱元璋聲明；「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不聞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雖有賢相，然其間亦多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大權一歸朝廷。以後嗣君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請者，置之重典。」清代的官制秉承明制，沒有太大變化。我們從明太祖朱元璋廢除宰相制這一舉措中，基本上可以瞭解君權與相權之間的矛盾。

　　

　　明初朱元璋設宰相兩個，李善長為左相，右相由徐達擔任。李善長多謀善斷，在朱元璋奪取政權的戰爭中，立下了卓越的功勛。軍事上、經濟上等等方面大小法規制度幾乎都是由李善長組織制定的。明朝建立之後，李善長沒有改變以往的工作方式，尤其身居相位，很多事情就顯得有點自作主張，甚至有些獨斷專行了。漸漸朱元璋的帝權與相權的衝突便出現了。朱元璋對這位開國功臣也不好使用強壓的手段，只好一忍再忍，最後好不容易得到一個機會，讓他致仕回家。此時，朱元璋已感到相權太大，弄不好對帝權是個威脅。但是他此時還僅僅認為是李善長個人的情況所致。他是否覺得自己功高蓋世、驕傲自肆？如果換個謙恭穩重的人，就不會出現那些情況。也就是說，問題不是出在丞相這個職位上。因此，當徐達、李善長都致仕後，朱元璋仍保留丞相一職，並任原帥府舊臣汪廣洋擔任。這汪廣洋善揣帝旨，工作極為小心，但能力太差，無所建樹，使朱元璋大感失望。致仕在家的李善長為了能對朝中施加影響，便趁機推薦自己的親信胡惟庸進入中書省，結果也被任為右相。

　　

　　胡惟庸為人精明幹練，上任不久便把中書省大事小情弄得井井有條。朱元璋感到汪廣洋實在不稱職，便將他外放到廣東。其實胡惟庸在入相前就與李善長密謀，要把汪廣洋擠出中書省。因此，在李善長的策劃下，胡惟庸才得以把事情辦得乾凈利索，讓朱元璋非常滿意。汪廣洋離開後，朱元璋才發現胡惟庸與李善長相勾結。此人機詐善變，唯利是圖，而且獨斷專行。使朱元璋十分後悔的是，不該把汪廣洋貶走。朱元璋也是工於心計之人，他為了利用而又能控制胡惟庸，便採取了一個措施，將胡惟庸升為左相，又從廣東調回汪廣洋為右相。朱元璋調他回來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讓他牽制胡惟庸，一方面作為自己的耳目，另一方面分散他的權力。但汪廣洋是個樹葉掉下來也怕打破頭的人，根本沒有發揮作用。朱元璋非常生氣，便準備把宰相制度廢掉。於是便千方百計找尋左相胡惟庸的罪證，否則也不好輕易把相傳了多少代的制度廢掉。終於有御史中丞彈劾胡惟庸結黨謀反，朱元璋便迅速處理，馬上命有關方面審理，即刻處決。隨著胡惟庸的死，中書省同時被撤消，宰相制度在明洪武十三年被廢除。

　　

　　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後，中書省的政事悉歸六部，使中央各權力部門互不統屬，大權統歸皇帝。為瞭解決擬旨、定製、批示等工作問題，便用一些在內廷工作的學士、講官，以及翰林院中修史人員幫助。開始時沒有定編，也不定職，直到明永樂皇帝登極後，才將處理這些文書的人予以定員，也給了定稱，這就是「閣臣」。明代的「閣臣」雖然類似於「宰相」，但權力卻比宰相小多了。這也正是朱元璋限制相權最成功的地方。

　　

　　四

　　

　　相位爭鬥是一個十分複雜的歷史課題，我們應當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分析，去研究它。無論爭奪相位，宰相之間及與官僚們的爭權奪利，還是帝權與相權的互相角逐，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因此不能簡單地去分善惡美醜。還因為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人的思想、行為可能都會發生變化，有的人可能從邪惡歸於正途，也有的由君子變成小人。如宋代奸相秦檜，最初也是位飽學之士，進士及第後又中詞學兼茂科，也想有所作為。當靖康元年金兵攻打汴京，朝廷主和派向金兵乞和，金兵要求宋朝割讓三鎮時，秦檜立即上《兵機四事》疏，反對割讓三鎮，當他的四條意見被主和派大臣張邦昌壓下，他憤然以辭職相抗，尤其又與主戰派大臣積極主張抗戰，應該說是有民族氣節的。但後來他竟背叛了祖國，成了殺害岳飛的兇手。可以說他是一個由君子變成小人的人。但是他為什麼會發生這樣巨大的變化呢？是被逼、被利誘，還是另有原因？可以進行專門研究。但有人說他一開始就是混蛋，假裝主戰，這就未免太主觀。

　　

　　也有的歷史人物大節可以說不虧，有的甚至對歷史的進步發揮了一定作用。但是同時，他們也搞任人唯親、結黨營私，乃至貪汙納賄那些東西。如王安石是宋熙寧年間變法派領袖，他身任宰相，卻毫無顧忌地利用手中的權力，將自己的兒子、親家安排到朝中機要部門。甚至那些逢迎諂媚之徒，拍馬溜鬚之輩也受到重用。正如司馬光所說的：王安石「汲引親黨，盤踞要津，擠排異己，占固權寵」。變法期間，王安石的重要助手呂惠卿，也利用自己副相的地位巧取豪奪，他同地方官相勾結，向富戶「借」了四千多貫錢，在蘇州購買了大片田產。同是變法首領的章惇，也利用職權在風光秀麗之處建立別墅，購置田產。即使是改革派的總指揮王安石，也曾在江寧「求田問舍」，利用改革變法之機，大發個人之財。再如明代萬曆年間著名改革家，有「救時宰相」美譽的張居正，在改革開始時，為官清正廉明，整飭吏治，唯才是舉。但是到了改革取得成效之後，便對反對過自己的人大打出手，嚴加排斥，結成張氏小集團。同時也開始居功自傲，喜聽阿諛奉承話。禮部侍郎邱岳寫了一副對聯：「日月並明，萬國仰大明天子；丘山為岳，四方頌太岳相公。」張居正喜不自勝，準備對其越級提拔，後因有病才未實現。身為宰相，甚至帶頭科場作弊，大壞科場風紀。在其為相其間，大肆接收請託賄賂，甚至貪汙納私。張居正後來被抄家時，抄出黃金一萬兩，白金十幾萬兩，還有大量的珠寶玉器。雖然他自己不承認貪汙受賄，但事實是否定不掉的。如果單從這一點去看，這與嚴嵩和清代的和珅又有什麼區別呢？

　　

　　也有的人奮鬥的目標無可指責，但是所用的手段卻是十分卑劣的。如發動「甘露之變」的唐代宰相李訓，鑑於宦官勢力對唐朝的禍亂，以剷除宦官勢力為己任。為達到自己的目的，他主動投謁攀結大宦官王守澄的親信鄭注，以作為自己進身的階梯。果然他得到了當朝皇帝文宗的寵信。為了達到可以與宦官勢力較量的宰相位置，他同樣又利用宦官的勢力首先打敗了以李德裕為首的政治集團「李黨」。接著，又採用了卑劣的手段，擊垮了李宗閔、牛僧孺的牛黨。接著又對朝中一些大臣，進行了殘酷打擊，為自己爭奪相位鋪平了道路。雖然他終於當上了宰相，但是卻遭到了人們的鄙視等等。

　　

　　總之，在相位爭鬥中，人們以各種面目出現在歷史舞臺上，我們對之應加以認真地分析。今天，我們從封建時代統治階級內部眾多的權爭中，選取十幾次有代表性的權力角逐，編成《相位爭奪》這本書，以使廣大讀者對封建時代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有一個初步瞭解，認識其鬥爭的實質，從而加深對中國封建時代專制主義政治的瞭解和認識，掌握其內部鬥爭的特點和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