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中國的第二個大陸：百萬中國移民如何在非洲投資新帝國

推薦序

中國與非洲、中國在非洲、中國人在非洲

嚴震生（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美歐所研究員、台灣非洲研究論壇執行長）

　　二十世紀中葉，正要脫離歐洲殖民統治的非洲，對中國具有高度的國際政治意涵。不僅因為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次，需要新興獨立國家的支持，許多非洲國家都是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的一員，因此成為想肩負第三世界領導人的北京政府亟欲爭取的對象。周恩來總理於一九五五年的萬隆會議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Five Principles for Peaceful Coexistence），並在一九六四年出訪非洲時多次強調，就成為中國與非洲國家發展關係的指導方針。

　　來自這個地區的投票，也確實在一九七一年時發揮功能，將中國送進聯合國，而台灣長期爭取的非洲友邦，也在七○年代銳減，從最多時期的近二十國，到八○年代末期僅剩南部非洲三國（馬拉威、史瓦濟蘭和南非）。北京政府進入聯合國後，外交工作大有斬獲，在一九七九年與美國關係正常化時，達到巔峰。一九八○年代，中國忙於處理大國關係與周邊外交，直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遭到國際社會孤立，才又開始經營非洲。

　　中國的外交部長自九○年代開始，每年一月第一個國外行程都是非洲，已長達四分之一世紀而未中斷，國家領導人出訪非洲，更是遠較改革開放前要頻繁許多。一九九三年中國成為能源淨進口國，非洲豐富的石油及礦物蘊藏，更是必須爭取的資源。二○○○年，中非合作論壇（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在北京開幕，成為中國對非洲進行援助、投資及貿易的新平台。這段期間，國際觀察家所關注的是中國與非洲（China and Africa），除了能源的取得，他們更加重視其中的政治及安全意涵。

　　隨著國營企業大批「走出去」，在非洲進行各項基礎建設，援助的項目不斷擴大之下，雙邊貿易由二○○○年的一百億美元增加至二○○八年的一千億美元，許多批判者認為中國在非洲進行的是新殖民主義，與過去歐洲殖民母國的剝削掠奪並無二致；但也有人認為中國的出現，讓非洲國家與西方國家打交道時，有了替代選擇，多了討價還價的籌碼。這段時間外界集中於中國在非洲（China in Africa）的討論，不免也會做一番價值判斷：中國對非洲的經濟發展究竟是正數還是負數？

　　過去十年，或許是替國營企業工作、對環境熟悉，因此合約滿後就自立門戶，並邀請親朋好友一起在這個新興市場打拚；抑或是原先就在海外有投資項目的企業家將重點轉到非洲，無論動機如何，其結果乃是有上百萬的華人散居在非洲大陸。他們的創業、融入當地社會、維繫家庭等挑戰，遂成了人類學家及社會學家觀察的重點。傅好文的大作，《中國的第二個大陸：百萬中國移民如何在非洲投資新帝國》就是一部中國人在非洲（Chinese in Africa）的忠實紀錄。

　　傅好文是一位少數具有豐富非洲經驗（父親曾是世界衛生組織駐象牙海岸的醫生；本身也是《紐約時報》駐西非的記者），又在亞洲的日本及中國服務多年的媒體人，不僅精通英法語和一些非洲當地語言，亦具備日文及中文能力。當他著手寫這本書時，對非洲懷有濃厚的情感，但卻能將中國人在當地經營企業的點點滴滴做極為客觀的描述，少了批判，而多幾分真實感。

　　個人在紐約曾訪問過這位目前於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系任教的作者，直接問他為何有這些中國人或中國企業家願意接受他的訪問，述說自己的故事，難道他們不怕遭到報復嗎？除了有重要的牽線人外，傅好文非洲裔的族群背景是否也成為優勢？不過，他的回答倒是令我有些驚訝。傅好文坦誠如果他們有所保留，就不會接受採訪，一旦決定受訪，基本上都很願意回答他的提問。

　　從這本書中，我們看到了難得一見的中國移民。在美加地區，來自中國的移民許多是留學生、後來靠著專業辦身分，留下工作定居，也有的是在餐廳打工的非法移民，等待永久居留權；這個地區當然也會是官二代及富二代進行投資移民的標的。傅好文筆下、在非洲的中國人顯然有別於上述類型，他們是一群具有草莽性格、膽識過人、勇於闖蕩的冒險家，而無垠的非洲大地正好提供他們施展抱負的機會。中國的官僚體制讓他們處處受到拘束，但卻可在較為自由的非洲一展長才。儘管大多數的中國移民看待非洲人帶有歧視眼光，但他們若最終想要留在當地，也有可能如莫三比克的小郝一般，讓孩子與非洲人通婚。他們後裔的認同問題，或許又是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研究的對象。

引言：傅好文（本書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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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中國於一九七○年代末期展開歷史性的開放時，中國與其子民不僅因為精準的經濟新政策而受益，更重要的是，她還掌握了絕佳的時機。隨著局勢開展，接下來幾年，史無前例的全球化時代登場，而中國乘著這波經濟突變浪潮，獲利遠勝世界其他國家。不到十年，中國就從進出口量低迷無奇的貧窮國家，轉型成所謂的「世界工廠」，而這正是她今日最顯著的名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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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中國政府與其子民取得新時代的改變契機，全球化事實上還是遵循歐美、日本等強權國家的遊戲規則。世界經濟強權的目的不外乎有兩個：尋找資本市場和廉價勞動力，為西方消費者提供更廉價的商品。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比中國更符合這兩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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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當代全球化的第一波浪潮已然抵達顛峰，未來將有相應的新潮流予以取代。而中國面對新的世代，已不再是被動的參與者，而轉型為更為強硬的直接介入者。確實，中國正在迅速崛起，成為全球經濟變動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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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日，中國的銀行、營造公司與其他類型日益增加的企業主們遊走於世界各地，為他們的資金與貨品市場尋求出口，開創新的商機與市場，為中國的快速成長尋找所需的原物料。於此同時，中國開始制定自己的規則，根據自己的想像藍圖重新改造全球化風貌，逐漸取代歐美多年來壟斷第三世界所立下的諸多準則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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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所創建的現代版「以物易物制」（barter system）裡，開發中國家買單建構新鐵路、高速公路和機場，以換取長期穩定取得烴或其他礦物的權利，並因此為中國企業贏得大筆合約。在川流不息的跨國交易中，中國進出口銀行（China’s Export Import Bank）與其他大型國家控股的「政策性銀行」共同結盟，提供誘人的金融計畫，不過幾乎總是得雇用中國企業、中國原物料與中國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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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成為中國展示新建制的最佳舞臺，並讓此新興勢力得以史無前例地競逐商機，並且大放光芒。因為冷戰因素而備受西方冷落的非洲大陸，成了中國鍛鍊其國際貿易實力的完美練兵場。除此之外，非洲亦是全球資源儲量最豐富的寶庫，得以提供中國工業持續擴張與大規模全國建設所需的原物料，更是一大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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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種種原因，使得非洲在北京當局眼中的重要性大增。事實上，中國的新領導者習近平首次以主席身分進行國外參訪時，即是造訪非洲。而一年之?又有多位政府高官頻訪非洲，和美國的非洲政策形成強烈對比，我相信北京方面是刻意營造此一對比。就美國來說，不管是總統或國務卿，皆甚少親臨非洲。對非洲異乎尋常的關注，以及出手闊綽的官方資金，讓非洲領導者口中的「服務式關係」（servicing the relationship），為中國帶來極為優渥的報酬。二○一二年，中非貿易總額據估已急遽上升至兩千億美元，為本世紀初的二十倍，並遠勝美非與歐非貿易總額。同時，對中國重點發展工業如營造業而言，非洲的工程訂單已占其海外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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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諸如此類的中非貿易發展引發人們激烈而未果的爭論。中國的深度介入，是否會從根本上幫助非洲重建，是否會讓非洲從此走上康莊大道，抑或是引發換湯不換藥的新一輪殖民擴張？上述的種種辯論結果似乎大部分早已注定，如同可預期的法律公報般貧乏：人們要不選擇以反省的態度為中國進行辯護，要不就是高聲歡揚西方強權的價值觀，並幸災樂禍地數落中國的每筆失敗爛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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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中非關係中最重要且最難以預期的因素之一，卻常詭異地在討論中受忽略：實際上，大規模的中國人口以移民或長期居民的身分，移居偏遠大陸的深處。據估計，近十年來，已有上百萬的中國新移民進駐非洲大陸，迅速成為各行各業的新面孔：農民、建立中小型工廠的企業家、五花八門的貿易商、醫生、教師、走私販與性工作者。本書的描述重心正是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的新移民。我的踏察足跡遍及非洲大陸的十五個大小國家，我試圖透過他們的經歷來了解中國與非洲日益緊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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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政府向來樂於進行經濟計畫，而中國與非洲亦不例外。北京官方的貸款計畫以及中國大型國有企業的大型工程，時時盤據非洲報紙的頭條，使得中國於非洲的國際聲勢如日中天。但是，歷史早已告訴我們，時代總是由數量可觀的小人物一點一滴有意義地形塑而成，他們未知的動機與目的，間接地創造了所謂的現實。若以此觀點看來，非洲的中國新移民正是操控中非重大外交新關係的主宰者。當新移民為非洲與原生家鄉建立非官方網絡，進行商品、資本、貨物輸送流時，他們確實建立了政府無從掌握與計量的地下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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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非洲移民熱潮主要是靠口耳相傳和訊息傳播，即便深居內陸的尋常百姓，也視非洲為機遇無限的新大陸。每個踏上非洲大陸的中國人，都有可能成為移民鎖鏈的重要一環，其親戚、友人、女友與家人們往往會緊隨其後。北京政府雖然縝密地籌畫如何增強國家實力，提高國家聲譽，但在非洲的中國新移民對待商業的態度，對法律、環境、地方習俗，尤其是當地人民的尊重程度，更能直接決定中國的形象與中非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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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為一名新聞工作者，我近身觀察中國的快速崛起並深感讚嘆，同樣地，過去我亦見證了非洲的動盪改革時期。眾所周知，中國乃全球成長最迅速的巨大經濟體。過去二十年來，中國平均每年以百分之十•二的速度成長，相當於全球經濟成長的百分之四十。近來，儘管未受國際普遍支持，非洲經濟也急起直追。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預測，二○一三年至二○一七年間二十個發展最快速的國家，有十個位於撒哈拉以南非洲。而這些事實都將緊密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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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幾年在非洲，我幾乎所到之處都能見到中國人的身影，對此情況，我的驚訝程度更甚以往。我在坦尚尼亞的三蘭港（Dar es Salaam）和平凡的街頭小販相談甚歡；我在尚比亞的首都路沙卡（Lusaka）和肉雞小攤結識；我在剛果民主共和國與盜採銅礦的山貓幫打交道，這些中國朋友大大改變了我對中國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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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塊新的大陸上，中國人總是毫不保留地向我表示他們對中國問題與缺點的擔憂，以及對祖國的殷切期盼。相反地，我很驚訝地得知，對他們許多人而言，非洲似乎意謂著無限的自由，和他們口中擁擠、過度競爭並且充滿惡意的中國相比，非洲閃爍著機會的光芒。大多數人還認為非洲的貪腐問題相較之下似乎較不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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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正處於自身歷史的深刻轉捩點。對許多非洲國家而言，由於人口、教育與傳播技術的轉變，新的時代將有可能使非洲一舉脫貧，並且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在過去十年來，非洲的整體增長已幾可媲美亞洲，以目前狀態看來，不久將位居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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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估在本世紀中期，非洲的人口將從十億增長至二十億之譜，並就此進入「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時期，該階段意謂著年輕的工作人口比重上升，並將遠遠超過沒有勞動力的年輕與老年人口。直至本世紀末，人口統計學家預估非洲人口將瀕臨三十五億大關，並超過中國與印度兩國人口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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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增長與發展難以等同而論，我們不妨保守推測政府組織最先進的國家，主要也就是新興民主國家，將最有可能處理好自然資源財富和人口暴增之間的矛盾，從而進入更高階段的繁榮昌盛。然而，許多受貪婪與短視近利的政治權貴階級所操控的非洲國家，將會因國際對原物料的需求激增，短期間內大發洋財，若該國統治菁英濫用資金，未明智投資於其人口的就業與專業訓練計畫，他們或許將濫情揮霍，打造嶄新、炫耀式的首府，建造華而不實的宮殿，並將多數資金匯入外國銀行戶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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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國家隨著人口激增，城市將變得擁擠不堪，社會動盪不安，許多國家甚至會逐漸走到國家失靈（state failure）的地步，同時其地下資源耗盡，環境亦遭到破壞。本世紀中期許多非洲國家將會達到兩個極端，一個是人口增長達到頂峰，而另一個則是已知的石油和礦產資源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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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對部分非洲國家來說，中國開展的「再發現」（rediscovery）正巧與上個世代的中國歷史互相呼應，那時，中國首次展開歷史性的開放。中國，做為非洲最為龐大而飢渴的新夥伴，將帶來嶄新而巨大的投資。然而，對部分不幸的非洲國家來說，中國深不見底的胃袋，將加速悲劇前來的腳步。

迦納獨立智庫資深執行長艾德•布朗（Ed Brown）告訴我：「中非關係將主導非洲未來五十年的命運。最重要的關鍵是，非洲國家是否有足夠應變能力爭取到好處，而不是再次成為其他國家的附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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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期盼，藉由了解中國與世界發展較為落後的非洲國家所建立的新關係，及其所創造的新世界，我們能夠對未來有更多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