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四歲來台灣，轉眼四十年。拜蔣家王朝列管之賜，始終未能出境；近年蔣家王朝人亡政息，我也忽焉老矣，也懶得出境了，大概此生將老死於斯。當年傅斯年為台灣人題字，有道是「歸骨於田橫之島」，我住台灣四十年，並未見到田橫式豪傑，台灣也自非田橫之島。但是，傅斯年的溢美，對我本人彷彿倒是寫真。只是今日田橫，也合該只做單幹戶，自己去田去橫，沒人要跟你玩命。所以，今日田橫可以五百年內雄踞文壇，但是，要五百義人與你同生共死，則是生錯了時代，也弄錯了地方。

　　我在台灣，本是時代與起方的交錯，既然陰錯陽差的浮海而至，也就隨緣入化的凌雲而活。對大陸，我並沒有鄉愁；對台灣，我也不曾寄旅。台灣只是我的工作所在，它是我的戰場，但卻不是我的敵人。台灣還不夠格是我的敵人，它太小了。雖然我也以東方朔「恐朱儒」的玩世與憤世，跟這個島周旋，跟這個島上的惡政與小人周旋，但是，基本上與心境上，我只是「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而已，我真正的心，在遙遠的所在，那遙遠既是空間的，也是時間的。

　　正因為有那種時空上的遙遠，對大陸和台灣，我既了無鄉愁，也不懷寄旅。我素來討厭中國人輕易鄉愁的情緒，我早就說鄉愁觀念的基本成因，一個是農業社會的安土重遷；一個是古代交通的不發達、通訊的不方便。這些因素，在我們現代化以後，都不存在了或減少了，所以鄉愁的意義也就愈來愈沒意義。古人的詩裡有「卻恐他鄉勝故鄉」、「此心安處即為鄉」的境界；有「埋骨何須桑梓地，人間何處不青山」的境界，可見古人也不無提升起來的水準。台灣是我成長之地，我對台灣當然有一種濃厚的感情，但在地緣上和政情上，我卻深知我是「真正大陸型的知識分子」，我不喜歡台灣。但是，大陸對我說來，也是「江湖寥落爾安歸」的局面，我喜歡多少大陸，也是可疑的。

　　七年前，我寫信給一位朋友，說：「不止台灣出了個李敖，而是中國出了個李敖。李敖是真正大陸型的知識分子，雖我像拿破崙一樣的在厄爾巴（Elba）島上、在聖赫勒拿（St. Helena）島上，但我總歸是大陸型的人。也許多年以後，我會歸骨於崑崙之西。……」四年前，我又引申此意，寫給另外一位朋友，說：「請注意，我是歸骨於崑崙之西，而不是東，我的脈，已經一片浩瀚、荒涼與死寂。我最佩服唐三藏西天取經，他偷渡出關，直奔崑崙之西，面對一片浩瀚、荒涼與死寂。在這種氣氛裡孤軍奮鬥，真是中國第一豪傑。」

　　生錯了時代、弄錯了地方，使我這西天取經的人物，淪落成東海布道，並且布得天怒人怨。但是，我還是中國第一豪傑，我一點也不懷憂喪志。

　　王安石的一首題作「夢」的詩，我最喜歡：「知世如夢無所求，無所求心普空寂。還似夢中隨夢境，成就河沙夢功德。」（譯成白話是：「人生如夢，有什麼好追求的呢？什麼都不追求，我心如止水。可是，就在一個夢到另一個夢裡，我為人間，留下數不清的功德。」）台灣對我說來，是一個詩人康明斯（e.e. cummings）嗜痂下的小寫字母，雖然不論怎麼放大，限於格局，也是小寫；但在因寄所託之中，亦聊公放浪形骸，留下數不清的功德，以垂後世。這本牛刀殺雞之作，「詼達多端」、「朔皆敖弄」，縱平陽之虎，猶欺犬也。台灣何幸，有李敖仰於斯，且得其冷眼，以匹夫靈氣，鍾山川且澤及女子小人。噫！微斯人，島與誰歸？　　　　　　　　　　　　　　　　　　　　　　　　　　　一九八九年十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