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四歲來台灣,轉眼四十年。拜蔣家王朝列管之賜,始終未能出境;近年蔣家王朝人亡政息,我也忽焉老矣,也懶得出境了,大概此生將老死於斯。當年傅斯年為台灣人題字,有道是「歸骨於田橫之島」,我住台灣四十年,並未見到田橫式豪傑,台灣也自非田橫之島。但是,傅斯年的溢美,對我本人彷彿倒是寫真。只是今日田橫,也合該只做單幹戶,自己去田去橫,沒人要跟你玩命。所以,今日田橫可以五百年內雄踞文壇,但是,要五百義人與你同生共死,則是生錯了時代,也弄錯了地方。
我在台灣,本是時代與起方的交錯,既然陰錯陽差的浮海而至,也就隨緣入化的凌雲而活。對大陸,我並沒有鄉愁;對台灣,我也不曾寄旅。台灣只是我的工作所在,它是我的戰場,但卻不是我的敵人。台灣還不夠格是我的敵人,它太小了。雖然我也以東方朔「恐朱儒」的玩世與憤世,跟這個島周旋,跟這個島上的惡政與小人周旋,但是,基本上與心境上,我只是「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而已,我真正的心,在遙遠的所在,那遙遠既是空間的,也是時間的。
正因為有那種時空上的遙遠,對大陸和台灣,我既了無鄉愁,也不懷寄旅。我素來討厭中國人輕易鄉愁的情緒,我早就說鄉愁觀念的基本成因,一個是農業社會的安土重遷;一個是古代交通的不發達、通訊的不方便。這些因素,在我們現代化以後,都不存在了或減少了,所以鄉愁的意義也就愈來愈沒意義。古人的詩裡有「卻恐他鄉勝故鄉」、「此心安處即為鄉」的境界;有「埋骨何須桑梓地,人間何處不青山」的境界,可見古人也不無提升起來的水準。台灣是我成長之地,我對台灣當然有一種濃厚的感情,但在地緣上和政情上,我卻深知我是「真正大陸型的知識分子」,我不喜歡台灣。但是,大陸對我說來,也是「江湖寥落爾安歸」的局面,我喜歡多少大陸,也是可疑的。
七年前,我寫信給一位朋友,說:「不止台灣出了個李敖,而是中國出了個李敖。李敖是真正大陸型的知識分子,雖我像拿破崙一樣的在厄爾巴(Elba)島上、在聖赫勒拿(St. Helena)島上,但我總歸是大陸型的人。也許多年以後,我會歸骨於崑崙之西。……」四年前,我又引申此意,寫給另外一位朋友,說:「請注意,我是歸骨於崑崙之西,而不是東,我的脈,已經一片浩瀚、荒涼與死寂。我最佩服唐三藏西天取經,他偷渡出關,直奔崑崙之西,面對一片浩瀚、荒涼與死寂。在這種氣氛裡孤軍奮鬥,真是中國第一豪傑。」
生錯了時代、弄錯了地方,使我這西天取經的人物,淪落成東海布道,並且布得天怒人怨。但是,我還是中國第一豪傑,我一點也不懷憂喪志。
王安石的一首題作「夢」的詩,我最喜歡:「知世如夢無所求,無所求心普空寂。還似夢中隨夢境,成就河沙夢功德。」(譯成白話是:「人生如夢,有什麼好追求的呢?什麼都不追求,我心如止水。可是,就在一個夢到另一個夢裡,我為人間,留下數不清的功德。」)台灣對我說來,是一個詩人康明斯(e.e. cummings)嗜痂下的小寫字母,雖然不論怎麼放大,限於格局,也是小寫;但在因寄所託之中,亦聊公放浪形骸,留下數不清的功德,以垂後世。這本牛刀殺雞之作,「詼達多端」、「朔皆敖弄」,縱平陽之虎,猶欺犬也。台灣何幸,有李敖仰於斯,且得其冷眼,以匹夫靈氣,鍾山川且澤及女子小人。噫!微斯人,島與誰歸? 一九八九年十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