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者對舉,易見於戰後難民狼藉之際,二戰後的香港,或者臺灣,決不是特例。文學敏犀,文字工作者為之載記,建築藝品留痕,宗教信仰為之沉吟,更不是意外。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樊善標等教授決定將此一對詞語並列,以之點出戰後港臺文學之神采,並牽出其背後種種各樣情緣,乃恰足以響應中大人文學科研究所過去三年間,與歐(Utrecht University)、美(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The University of Portland)、以(Tel Aviv University)多所大學,在Andrew Mellon基金會支持下所進行的一系列討論。只本在推廣各地現今的政治歸屬(political belonging),如其宗教或俗世之思想、制度究竟有何關聯,能為何等之析論。議論之初,拋出「歸屬」新解之概念,而擱置眾所熟悉的「認同」問題,自是意有所指。不是因為認同在一般政治學詞彙上,久提而顯得困乏、疲憊。實因其在各相關領域之運用中,因其單一、肯定,太甚與近代國家疆界公民身分等法理上比較清楚而硬性的規劃,混而為一,很難區分。因而種種人世上多重而交疊,游移而反覆的自然地漂浮、或暫泊、寄寓,反而變得無從安措。
趙稀方(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是中國知名的後殖民文學研究者,香港文學一直是他學術關懷的重點之一,〈五十年代的香港難民小說〉一文所討論的趙滋蕃的《半下流社會》、林適存的《鴕鳥》、張一帆的《春到調景嶺》等1949年後在香港出版的反共文學作品,都是冷戰下由美元資助寫出來的,他將這些反共文學作品定位為「綠背文學」。除了指出美元文化的性質,為了質疑這些反共文學作品的合理性,趙稀方還以各種系譜的非反共文學作品作為對話的參照系:二二八事件後由臺灣逃難到香港的邱永漢的小說《香港》,被用來證明臺灣並非反共小說所憧憬的「自由世界」;洛風的左派難民小說《某公館散記》、曹聚仁帶有政治中立的人文主義眼光的小說《酒店》,以及英國作家馬森的《蘇絲黃的世界》(Mason, The World of Suzie Wong)所增添東西之間的文化維度,都讓香港「難民」的歷史問題複雜化,進而也質疑了前行研究過度關注右翼反共文學的成見及不足。
趙慶華(國立臺灣文學館研究典藏組助理研究員)的〈鄉關何處:臺灣「外省」第一代女作家的流離與歸返〉則以臺灣外省籍女作家自傳或回憶錄中的流離之苦,以及追索歸屬之地的精神歷程為討論對象,剖析1949年前後由中國渡海來臺的蘇雪林、羅蘭、齊邦媛和聶華苓四位女作家,在歷史潮流的沖刷下,成為被迫遠離故土、有家歸不得的滯臺流亡者。趙慶華以薩依德(Edward W. Said)寫作《鄉關何處》是為了「嘗試維持內在自我的完整」為視角,考察了蘇雪林等人的自傳,指出我們從中也會看到那一幅離鄉背井與終生流亡的地圖,在那個無法復返的過去、已然失去或被遺忘的世界裡,她們輾轉踟躕於「離去、抵達、流亡、懷舊、思鄉與歸屬」之間,帶著「歸返家園」的渴望與「身居何處」的懸念,殷切地追問「鄉關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