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1940-1950消失的四○年代2：背後那支槍

推薦序

　　

補破網工程　潘榮禮

　　

　　美軍於1945年8月6日、9日，分別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後，日本裕仁天皇於8月15日，宣佈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於焉結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國民黨政府稱之為「抗戰勝利」。這個「抗戰勝利」也就是臺灣民間所謂的「終戰」。因為抗戰是日本和中國的事，與臺灣根本無關。那時候，臺灣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若有關係，應該只是有少部分民眾，被動員或徵召去南洋當軍伕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後，世界各洲被殖民國家，掀起獨立運動，自由世界新的龍頭──美國，也大力支持各國的獨立運動。但是美國駐太平洋區的聯軍總司令麥克阿塞，大概是被勝利沖昏了頭，竟將日本放棄主權的臺灣，交給中國暫代管理。臺灣因而落入中國手中，遭受中國國民黨政府的長期戒嚴統治。

　　

　　當然，任何統治臺灣的外來政權，都不得善終。從臺灣歷史觀察，足以證明這個魔咒的存在。我們從荷蘭占領臺灣開始看，荷蘭後來被反清復明的鄭成功驅逐出境；鄭成功也被「大清帝國」掃地出門；「大清帝國」在「日清戰爭」戰敗後，割地賠款訂立「馬關條約」將臺灣、澎湖的主權割讓給日本，與臺灣斷絕關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接受無條件投降，不得不放棄臺灣主權，與臺灣「莎喲娜啦」。臺灣命運多舛，竟然沒在那一波獨立潮流中，獲得美國支持獨立，反而由太平洋聯軍統帥麥克阿塞，委託中國暫代管理臺灣。中國蔣家政權竟大肆慶祝「抗戰勝利」和「臺灣光復」。其實，中國並不是為了收回臺灣，而和日本抗戰。中國跟日本兵戎相見，是為了自己存亡死活而戰，絕對沒有為了收回臺灣，動用過一兵一卒。

　　

　　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我們臺灣同胞，對中國並非完全瞭解。有的人甚至對這個政權存有奢望，熱烈的參與歡迎中國來的接收官員和軍隊。當時稍微理性的民眾，曾提醒大家「新的未來，不知舊的要寶惜」和「灑尿換泄屎」。後來，從中國國民黨政府在臺灣施政，倒行逆施，凌霸民眾、摧殘人權，事實證明民眾的焦慮與不安，並非毫無根據。

　　

　　「1940-1950消失的四○年代」系列作者陳婉真，是前《中國時報》駐中興新村的省政記者。當時臺灣的政治結構，雖然有中央政府的行政院，和自稱為國會的立法院、國民代表大會、監察院，都只是行政院御用的傀儡，幾乎是政府專業背書機構。老百姓對這些毫無民意基礎的傢伙，都稱之為「老賊」。所以政治重心自然移轉到臺灣省議會，後有黨外議員林義雄、張俊宏、邱連輝、許信良、黃玉嬌、張賢東、蘇洪月嬌??等人，開始反思國民黨統治臺灣的合法性。呂秀蓮甚至出了一本《臺灣地位未定論》，直接向國民黨挑戰。

　　

　　當時臺灣的政壇，雖然有民社黨和青年黨這兩個在野黨，卻都是國民黨從中國帶來的附屬政黨，靠國民黨補助逍遙過日。黃信介說，他們是「便所內花瓶」。反而是本土黨外新秀，陸續獲得黨外前輩的鼓勵和支持，信心和勇氣大增。全省串聯形成一股新生的力量。本來全省各縣市，雖然都有在野人士關心地方政治。但都是各自為政，孤軍奮鬥。例如臺中市陳派和彰化縣的陳派互不認識；臺南縣的陳派和高雄縣的陳派也很陌生。國民黨讓各地方都有派系，以公職人員提名為手段，採用恐怖平衡策略，讓他們互相制衡，不讓他們串聯在一起威脅到他的政權。

　　

　　此時，康寧祥的《八十年代》、蘇慶黎的《夏潮》雜誌，以及其他黨外刊物，爭相訪問，介紹全省各縣市黨外前輩，報導他們與國民黨對抗的經驗，讓這些前輩感到受尊重，很溫馨。尤其《中國時報》記者陳婉真和《臺灣日報》的採訪主任吳哲朗，對黨外人士的言行及動態報導，引起民眾的關心和熱烈的回應。因為當時臺灣還是在戒嚴統治下，記者都不敢報導黨外消息，除非負面新聞。

　　

　　陳婉真敢寫、勤寫；吳哲朗敢用、敢登。陳婉真的「中時」不登，她便把新聞轉到「台日」。民眾也都紛紛向親友轉述，聽來的或看到的黨外消息。

　　

　　後來，他們兩人甚至發行地下刊物《潮流》，直接與國民黨對幹，把林義雄說的國民黨是「叛亂團體」在《潮流》登出，有人懷疑林家滅門血案是因言惹禍，說國民黨是「叛亂團體」，對國民黨來說，孰可忍孰不可忍？文化界也幾乎把出版討論臺灣在「1947」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前後，描寫當時臺灣的政治、社會、經濟、教育、治安、甚至軍事等相關著作，成為當時文化的主流。而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著作，更是獨領風騷，鋪滿書架，作者各蹲一角，發言嗆聲。至於那個時代，甚多有關臺灣禍福的重大事件，卻鮮有人提及，民眾關心的目標，都投注在「二二八事件」上。這也難怪，這是臺灣史上最殘酷的、有計畫的屠殺。要屠殺受日本教育的臺灣精英──教授、醫師、律師、記者、學生、教師、同事、社會賢達??等人士。

　　

　　臺灣在以1940為主軸的前後十年，除了令民眾震驚恐懼的「二二八事件」，國民黨還實施許多苛政壓搾人民。例如；「臺灣省糧食管理條例」，「糧食限期出售」，「肥料換穀」，「開徵田賦稅」，「向大糧戶徵稅」，「臺幣四萬換一元」，「發行愛國獎券」，「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等苛政，剝削人民。只是大家關心的是「二二八事件」，恐怖情況，超過人民對暴政所能忍受的程度，讓民眾對當時，其他猛於虎的暴政失去感覺，成為「消失的年代」。

　　

　　「消失的年代」作者陳婉真認為臺灣不幸的歷史，可以原諒，不能遺忘，更不能成為斷代史。所以她雄心萬丈，進行全方位的補破網工程，訪問、探視在1940年代受到國民黨政府苛政傷害的當事人、家屬、親友、鄰居、師生、同事，追憶當時的風聲鶴唳，跑遍臺灣的各縣市，以及歐美、日本、東南亞各國，有瞭解事件發生原因、過程或受害者的地方，就有作者僕僕風塵前往探視、訪問的身影。陳婉真企圖重建「消失的年代」現場，一針一線，一筆一畫，綴補臺灣歷史的破網，居心之憂，可見一斑；也令人足感心。

　　

　　歷史可以原諒，但不能遺忘，不原諒你又能怎樣？遺忘了歷史，臺灣會再遭受霸凌欺負；讀完《1940-1950消失的四○年代：背後那支槍》，我不禁想起我們臺灣有句諺語「大箍食肥豬肉──加油！加油！」陳婉真加油！我們大家都要加油，臺灣就不會再有「消失的年代」了。臺灣後世代的歷史，會像彩虹那樣璀璨美麗。

　　

作者序

　　

背後那支槍

　　

　　我以20歲的精力、40歲的人脈關係為基準，設定60歲以後的工作進度－－打算訪問80歲以上的長者共100位，請他們談人生中遭遇到的重大事件，結果遭遇到的困難超乎想像。

　　

　　人脈還好，還是可以透過一些老朋友老關係，找到很多願意接受採訪的對象；找出版商就碰到很大的困難，第一家出版商早已不再從事出版業務，通路也有問題，卻沒有告訴我實情；想和他們簽訂出版合約時，卻遭到「以拖待變」的對待，不得已只好從頭另找出版社自行出版，這一拖就是兩年。

　　

　　我越心急，問題就越接踵而來，也越難以平心靜氣進行訪問及整理稿件等工作，心情就越浮躁，如此惡性循環的結果，竟然發現罹患了乳癌。這一病，又拖了兩年。

　　

　　這期間，臺灣的情勢由於太陽花學運，把一些原本不抱希望的人心攪動起來，於是撥出一些時間關心時政，自己覺得差堪告慰的，是把1945年5月31日「臺北大轟炸」的歷史，透過高雄市臺籍老兵文化協會江仲驊理事長的協助，終於在終戰七十週年的2015年5月31日，由老兵協會和臺灣教授協會等團體，在臺北市合辦座談會及照片展，讓更多人知道這段歷史。

　　

　　我們「趁勝追擊」，成功說服彰化縣政府主辦「終戰七十週年照片及文物展」，獲得正面回響，並以彰化模式，陸續遊說綠色執政的縣市，共同來推動還原歷史真相的工作。

　　

　　會去推動這件事，起因於兒時母親常常講她在空襲期間的遭遇，那時她在臺大醫院當護士，臨近的總督府被炸時，她正和朋友一起吃中飯，她們躲在餐桌下逃過一劫。

　　

　　她說的時候感覺還心有餘悸，聽在我們耳裡，卻沒什麼感覺，因為戰爭離我們很遙遠，而且課本沒有教，我不認為那是重要的事。直到我進行訪問，回想母親差點被炸死當天，應當就是531，才稍能理解她的心情，而她已不在人世。

　　

　　另一個原因是，馬英九在他總統任內最後一年，竟大肆舉辦「對日抗戰」七十週年系列活動。七十年前臺灣是日本殖民地，這不是擺明故意挑起族群對立？

　　

　　我的朋友林世賢醫師，也在他父親彌留時的惶恐不安情緒中，感受到上一輩遭遇到的無處訴的無數委屈，在父親離開後，徒留無法彌補的深深懊悔。

　　

　　他的父親林瑞呈先生日本時代擔任警察，國民政府來臺後繼續留任。我曾試圖訪問他遭拒，但談啊談的，他自己越說越起勁，我也趕緊拿筆猛記，他沒有制止，想不到不久他即罹癌往生，這段訪談，竟成為他頭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告白，道盡他們那一代所遭逢改朝換代的無奈。

　　

　　以下是他的談話中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

　　

　　我在員林分局擔任副主管時，員林派出所約有十一、__二名警員。當時第一批來接收的人員中，以福州幫人數最多，那時的治安還很亂。

　　

　　有一天，一位農民從柴頭井一帶擔菜到員林菜市場販賣，半路上被人持刀搶劫，搶匪作完案後把兇刀丟到路旁的古井裡，因為證據確鑿，嫌犯被逮捕了。

　　

　　幾天後，擔任拘留所看守的楊姓警員，將嫌犯押解到員林看守所，途經員林公園時，楊警員告訴嫌犯說要把他放走，卻從後面開了兩槍把他打死。

　　

　　事發當天我不在，第二天我去上班時楊警員告訴我說，因為嫌犯企圖逃脫，被他打死了。

　　

　　三民主義新解

　　

　　為什麼？這就叫做殺雞儆猴、殺一儆百。

　　

　　當時彰化三角公園一家銀樓，因為有士兵行槍，士兵被當場槍斃在店門口！

　　

　　彰化最大尾的流氓「紅桐仔」也是一樣，警察把他押到大肚溪旁，佯稱要放他走，再從後面把他槍斃，對外宣稱嫌犯是企圖逃亡，警方只好動用槍支。

　　

　　你說這怎麼可能？事實就是這樣！你知道什麼叫做「三民主義」嗎？凡事只要他們三個人講好就算數，這就是三民主義！三個人講好把他殺掉，就殺掉。

　　

　　我說的這些都是事實，但很可能檔案都被燒掉了，無從查起。

　　

　　這就是中國政治。日本人不敢這麼做，中國人習以為常。我親自碰到才真正領會到中國人的厲害，像楊警員殺人的事情，其實圈套劇本都有人編好了，楊警員只是照著劇本演戲而已。

　　

　　所以說，你要問我對這種事有什麼看法？我是覺得身處這種政治環境，已經不是我們願意當炮灰就能左右什麼大局的時代了，不要隨便去當炮灰，要懂得明哲保身。

　　

　　1949年，我在二水擔任派出所主管時，二水有一位參與二二八的醫師陳篡地，日本時代就參加臺共，是一位知識份子及理想主義者，二二八事變後他曾帶頭打游擊，不久即躲起來，警方遍尋不著，我們判斷他人還在臺灣，因為二二八過後他的太太又懷孕，可見他和家裡還有聯絡。

　　

　　陳篡地是二水鄉十五庄人。有一次警方要抓陳篡地，由刑警隊一位名叫陳內的隊長，開著吉普車載了六、七名警員一起過來，騙我們說據報我們轄內有人偷印鈔票，因此前來搜索，連我叫工友出去買煙都被押回來，還在派出所外面派了四、五個人緊緊看管我們，他們一行人則開著車子到陳篡地哥哥家中搜查，但無功而返。

　　

　　後來又有幾次的搜索行動，他們都是要我和我們派出所警員走在前面，他們穿私服（便衣）跟在後面，這就是所謂「自己人也是敵人」，也要防備的意思，有功勞則是他們的。

　　

　　事後我們知道，陳篡地是躲在十五庄的防空壕連到山裡的地道裡，由他的家人送食物去給他。

　　

　　陳篡地是在1950年被抓的。陳家人在過程中很可憐，陳篡地哥哥的女兒頗有姿色，警方先吸收她為線民，並指控陳篡地一個侄子「資助匪諜」，把他殺死後通知陳家人去收屍；又利用二水鄉和陳篡地有姻親關係的陳慶全，押著他去勸降。陳篡地不得已出來投降，後來被派到新店軍人醫院去當軍醫。

　　

　　所以說，我在中國式的警察體系任職的親身經歷很多。中國人善於運用各種手段，利用各種可資利用的人去達到他們的目的，但是用完就丟，毫不手軟。謝雪紅到中國不也一樣，最後落得被清算鬥爭的下場？

　　

　　林醫師在父親過世後打電話問我，有沒有保留他父親的訪問內容。他在電話那頭一再重覆說，父親臨終前四、五天，深受惡夢所苦，不斷喃喃自語，口氣萬分驚恐；稍早意識還清醒時，則一再告誡他們兄弟，千萬不要去搞什麼政治了。

　　

　　「父親走時好像面臨很恐怖的境界。這讓我內心很歉疚，也很後悔，因為我們兄弟都一樣，從來沒有人好好聽他說他的過去，不知道他的人生究竟遭遇到什麼樣的痛苦經歷，竟然讓他帶著這麼大的不安離開人世，他走後我才發現我們對父親的了解，竟然那麼少，我們太不孝了??。」

　　

　　林醫師的感嘆，應該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共同感慨，面對一再試圖隱瞞真相的國民黨外來政權，我們算是成功被他洗腦成不清楚、甚至是不屑去理解上一代的想法。

　　

　　而我們的上一代，被另一個外來政權日本教育成日本人的思維，在守法及對人性的認知上，中國人的想法與作法遠非他們所能想像。

　　

　　所以，當被「自己人」押著走在前面，背後那支槍隨時可以扣下板機讓你斃命，那種驚恐經驗，很多老一輩不想也不忍多說，因為不想讓下一代承受和他們一樣的痛苦，這樣的不忍，卻造成子女心中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

　　

　　和監牢約會

　　

　　我又想起訪談中另一件令人遺憾的事。

　　

　　那是柯清隆博士的故事。

　　

　　出生於1935年的柯清隆，父親是白色恐怖受難者，家裡從事派報業，父母都很好客，父親熟識的一位《戡亂日報》記者蔡鐵城被指是匪諜，在逃避追輯期間曾經到家裡來，說肚子很餓，父親說，我們又沒做什麼壞事，人家只是來吃個飯，不要緊，趕快讓他吃飽飯。

　　

　　蔡鐵城後來被槍斃，父親也因「知匪不報」被判死刑，後改判無期徒刑，在新店軍人監獄關了12年，又在土城看守所感訓1年。坐牢後期柯清隆就讀師大，每個星期天他都由師大徒步走到新店探望父親，同學以為他到碧潭約會。

　　

　　柯清隆說，那段期間是臺灣的黑暗時期，即便是他的故鄉苑裡鄉下，也有無數白色恐怖受難者，例如他的表兄邱坤福因為參加讀書會，在綠島關了15年，出獄後大家以為他吸毒，因為被關得全身是病，不成人形。

　　

　　父親被捕時，柯清隆才15歲，母親無法繼續住在苑裡，只好把家產變賣後搬到后里，為了撫養他和兩個妹妹，曾釀造私酒販賣，家境的困苦連警察都同情，有人檢舉販賣私酒時，警察竟然跑來向母親通風報信。

　　

　　柯清隆每天由家裡步行50分鐘到后里火車站搭火車到臺中一中就讀。高中3年讀書時家中沒有電燈，只有一盞菜仔油燈；早餐泡一杯美援的奶粉，中午沒便當，即便偶而帶飯，也只能配魚餔，所以午餐時間他都跑到外邊遠遠的，不讓同學看到。

　　

　　高中畢業後，他同時考上公費的國防醫學院及師大，考量國防醫學院身家調查嚴格，只能選讀師大。那一年，他是鄰里中唯一考上大學的，原本鄰居瞧不起母親，兒子考上後，人際關係全面改觀。

　　

　　柯清隆師大畢業後曾回母校臺中一中教了一年書，隨即取得臺北榮總放射科副技師的資格，在榮總工作3年後，獲得聯合國原子能總署的獎學金赴英國留學，後轉往美國攻讀博士。聯合國的獎學金是由英國政府及榮總各支付半數。

　　

　　在榮總工作時，他發現別的同事都領有房租津貼，跑去找人事室，人事室同仁問說：「你是臺灣人喔？怎麼會到我們這裡？」又說：「房租津貼？你又沒有向我們要。」連原定出一半獎學金的部分，副院長也說：「你們臺灣人都很有錢，獎學金你自己付！」

　　

　　臺灣不要的人才，美國要！

　　

　　不意外的，柯清隆的護照後來被取銷，無法回臺，理由是他向英國人說榮總不付獎學金，詆毀國家形象。他拿著無法回臺的護照跑去美國移民局訴苦，移民官看到他的學歷背景後說：「像你擁有這麼好資歷的人，我們國家求之不得，你就不要回去了，我們協助你辦理移民美國。」

　　

　　柯清隆後來在美國生活過得很好，曾任職於製作飛彈的公司。民進黨某位前主席到美國時對他說：「你有這方面的專長，正是我們臺灣最欠缺的，你趕快回臺灣，到我們中央黨部來工作吧。」他那時正值可以退休的年齡，懷著報效國家的滿腔熱忱回臺，可惜無法施展長材，只能在他太太娘家和成牌衛浴公司當顧問，終究又回到美國。

　　

　　他在臺灣的那幾年間，我曾多次建議他一定要把他父親的受難，以及他的成長故事記錄下來，可惜一方面是他客氣，一方面因為長年居住美國，中文寫作對他而言有一定難度，終究沒有留下任何文字紀錄。

　　

　　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2011年，突然聽朋友說他罹患肝癌回臺醫治，我趕緊去探望他，作了一小部分的訪問，就因體力難以勝任，約定下次再訪談，想不到兩個月後他就走了，留給我無限的遺憾。

　　

　　1940年代是極度動盪的十年，歷經戰爭及政權更迭，連臺北大轟炸總督府被炸毀這麼重大的事件，日本人死亡人數應不在少數，臺灣總督府都沒有記載！一位日本記者告訴我，他們報社看到臺灣教授協會和高雄老兵文化協會舉辦的活動之後，才知道有這回事，他們正積極追蹤，想找出更多當事人深入報導。

　　

　　五年前開始想做系列訪問時，曾經請教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教授：這個主題值不值得深入採訪？得到的是正面的肯定。遺憾的是，他已經離開人世。

　　

　　他曾經說過：「我認為臺灣過往的歷史教育，欠缺很重要的兩個元素。一是對土地的感情，一是對真實人性的了解，這兩方面的缺乏，當然與政治文化相關，但在整個社會逐漸邁向民主自由化時，應該針對這問題來修正。」

　　

　　諷刺的是，時至今日竟還有教育部以所謂「課綱微調」，實際上是意圖掩飾某些歷史，特別是這一段臺灣人活生生有血有淚的歷史。

　　

　　掩飾傷痛真能解決問題嗎？我們看臺灣這些年來的統獨與藍綠對立，已經嚴重到國政空轉的地步，原因正是我們不肯去面對過去的傷痛與不堪的歷史，甚至不敢去面對國家正常化的問題，雙方各自執著於各自的立場，導致高中生都要以包圍教育部為反洗腦的手段。

　　

　　而這些未成年的學子所面對的竟是警察粗暴的逮捕與教育部的提告，還以私闖民宅移送，視新聞記者的採訪權，及人民的扺抗權於無物，還把為公眾服務的公署當成自宅，如此政府，簡直到了荒腔走板的地步，和七十年前拿支槍押在人民後面的行為相較之下，現在是公然在人民面前揮舞權力的大刀！

　　

　　所幸文化部這幾年積極推動「國民記憶庫－臺灣故事島」計畫。本書的出版，也獲得文化部的補助支持，讓原本可能消失的歷史記憶多少保留一些。

　　

　　本書的出版，也要感謝老友潘榮禮兄的接受採訪並應允寫序。榮禮兄近年一度為帕金森氏症所苦，令人意外的是，吃了兩年多的藥後，才發現竟然是誤診，他又找了兩家醫院重新檢查的結果，他的身體狀況除了輕微高血壓之外，一切正常。

　　

　　得知這個令人振奮的消息之後，原本日益消瘦，走路無精打采的榮禮兄，一夕之間突然變得神采奕奕。他說：「說有病不煩惱是騙人的，光是想到為家人帶來很多額外負擔，就是很大的煩惱。」

　　

　　我聯想到臺灣如果能積極推動轉型正義，趕快把一些過往歷史事件做一個總結，一定也能一夕之間變得神采奕奕，重新展現出強壯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