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唯日常能趨向真實
提及西藏，世人心裡興許浮現幾個圖像：一是天高地闊與其神秘信仰，二是其激烈高昂的政治主張，或是可嘆可憐的流亡。對台灣人尤其如此，有些人嚮往藏地旅行，想像將心靈拋諸天地，有些人在政治上同情藏人，提到中共鎮壓與藏人自焚情事，語音高亢、情緒憤怒。台灣NGO或志工喜歡到印度藏區服務，目的不待多言：難民需要幫助。
同是政治難民，緬甸克倫族、克欽族，乃至於羅興雅人的故事說來話長，若非小男孩於沙灘上的死亡背影，敘利亞人連一句話的發聲機會都沒有。但我們對藏人的問題雖不能說非常清楚，卻是知情的。這多虧達賴喇嘛的魅力、西方世界的同情與傳播，或是異文化的吸引力。但也因為如此，對西藏的敘事便顯得簡化、刻板，藏人的處境與生命便也單一——他們都抗暴，他們想逃離。
我曾經也這麼想像藏人的，直到某年，到了雲南藏地，卻聽一個藏人對我訴說「黨」如何好，中國如何強大，台灣不能獨立等等，才懂得質疑自己的想像。昏暗的藏式酒吧內，在濃烈的青稞酒後，我什麼話都沒有說，只是靜默。獨自在異地，畏懼爭論，害怕衝突，想說的話就著酒精吞下。帶著醉意回到旅館，眼皮沈重，卻無法入睡，只是想著：「為什麼這個藏人，跟我想像的不一樣？為什麼這個藏人，背叛他的文化？」
答案其實簡單，一下子就想透，只是無法理解：對藏來說，藏究竟該是什麼？這問題的名詞換上其他，例如台灣例如美利堅，怕誰都答不出來，藏當然也一樣。但我還是糾結著。
我糾結的問題不只這些。二○○八年，我在自由廣場前看到藏人靜坐，廣場中央是野草莓學生的場子，藏人們側居一角，想藉點熱鬧學運的光。這些「沒身分」的藏人宣稱要「自首」，至少自首後在牢裡還有飯吃，不致於餓死。但這是表面話語，實際用意是和二○○一年達賴喇嘛來台一樣，引政府「大赦」在台藏人，讓他們快速取得身分——難民在台灣無法處理，若不能取得身分，在政治上不具權利，在經濟上也曝不了光。他們必須想方設法留下來。那時我同情他們，替他們感到哀傷。
但多年後，我卻疑惑了。二○一五年，NGO團體出版《一線之遙：亞洲黑戶拚搏越界紀實》前，讓我先讀了書稿，閱讀過程中，我總是卡住，最後終於發問：「既然在台灣取得身分這麼難，他們為何不回原居地？」在東南亞生長的可以回東南亞，從印度、尼泊爾來台的藏人也能回南亞。NGO工作者簡單回應：「人都想追求更好的生活。」
不論主旨多麼恢宏，反覆閱讀《流亡日日》這本書的過程中，我感知到的也不過就是：「追求更好的生活。」在精神上、信仰上、物質上、生活上、心智上、情感上……甚至是作者鄧湘漪自己的田野生活、學術生涯，乃至於個人情感上，「追求更好的生活」都隱隱浮動著。因為如此，她才在困境中到印度做田野，正因如此，藏人才熬過萬般艱辛，翻山越嶺來到印度，甚至撐著要離開印度，往西方而去。
作者本人對這本民族誌的生成，是這樣說的：「本書以藏人流亡至印度、進而希冀跳機西方的移動生命為基礎，在族群離散日常生活的文化意義，與後殖民心理狀態中，探索印度流亡藏人的苦難處境，討論流亡藏人的苦難生成、回應，以及鑲嵌在族群離散生命裡的結構性思考。」
「這部流亡藏人日常生活民族誌，將彼此的生命經歷勾連起來，使得遷移與離散不再單單指向流亡藏人，也讓『我們』同在一條船上似地經驗了流離。」
「我們」這個詞，帶進來有點睛之用，是為提醒，提醒我們在閱讀他者的生命故事，他者的苦難，或他者背後的結構困頓時，若能思考到自己的處境，自己的位置，或許才能讓敘事有意義，並進一步產生對話與反思。是以，作者鄧湘漪以自己在知識上、田野中，或 NGO工作裡的疑惑不解，還有在不同系統間流離的過程，呼應了文中報導人的現實狀態，她也不吝於揭露自己私人情感在田野發酵的程度與結果。
讀這本書稿時，我正置身於自己的田野，泡在訪談與異地人際關係中，自也要聆聽抱怨、八卦與各種蜚短流長，一日下來疲累不堪，睡前閱讀這本書時，竟也對作者要不要赴約、回不回家，以及陷入的那些是非爭鬥間，起了強大的共鳴。
在傳統的民族誌中，「我」往往被隱去，只能呈現客觀資料與分析，終成枯燥無味的學術文字，留給下一個研究者品茗；馬凌諾斯基的田野日記出版後，引發極大的爭議，人們才知研究者有七情六慾，也有文化本位和偏見，這是其生長背景與個人性格帶給他的，研究過程中無法抹去，尤其獨自置身異文化內，「我」更是凸顯。反思人類學由此而生，此後，民族誌多半帶了點「我」的色彩，只是程度多寡。
鄧湘漪的「我」實為明顯，以至於我們能跟著她的文字，描摹出講堂的樣貌、山城的模樣，或者藏人居住的偏狹。她的書寫極重視細節，樹的位置、路的形狀、臥室的光線彷彿都在讀者眼前浮現，於是，生存其間人們的情感、夢想與困頓，也因這細膩而揮散在書頁之中，每次翻閱，心就跟著沉了一些、糾結了一些；卻也和作者的視野、報導人的生命，近了一些，感知了一些。
但「流亡日日」的主詞，是「日日」，作者自己在田野的日常，與報導人、藏人在印度生活的日常，才是重點。「日常」是人類學研究的課題，在日常之中的反覆操練、文化實踐，才能讓人與其文化立體。唯日常能趨向真實。流亡是形容詞，也是因果，因為流亡，所以在異地生活，因為在異地生活的不安定或種種因素，於是繼續流亡。這是一個循環的狀態，恰巧反映出對「日常」的錯誤想像——日常並非日復一日、安穩、靜止不動的枯燥狀態，日常是動態的，恰指向文化的動態、社會的動態，與人的動態。
我亦曾到印度藏區一週，走馬看花一般，僅是些浮光掠影，卻不懂那清澈藍天與乾淨山壁，如何形成了難民的陰影。他們看來如此知足，又如此大方。但西藏兒童村的故事，與流亡政府官員的憤怒，又顯得那麼真實。我該選擇哪一個記得？慢慢的，我開始明白一些事，我們對西藏的認知、對藏人的了解，其實根源於我們自己的身分和位置。藏人對中共的排斥、對獨立的主張，在在能與台灣人對話，即使不屬於獨立那方，也能明白藏人對文化主體的堅持源於何處——畢竟，一九四九年後也有一場逃難潮，目的地就在台灣。我們以為自己看的是西藏問題，其實想的是自己的處境，在大中國的邊陲，再也沒有比我們更了解這樣的困境。
但我們終究不是藏人，終究沒有流亡，所以，當一個藏人說他熱愛共產黨，屬於偉大中國，當一群藏人說他們寧可沒有身分，也要冒險在異鄉生存，我們會疑惑，因為，我們缺乏能夠對話的經驗與背景。甚至讀到鄧湘漪寫道：藏人說他拒絕學英文，只因痛恨過去英國的統治，我竟感到吃驚——個別經歷被我放大成刻板印象，我錯以為藏人英文都很流利。
就像我錯以為所有藏人都懂得「反共抗暴」，都想追隨達賴喇嘛一樣；就像我錯以為藏文化僅在「西藏自治區」，忽略了青海、雲南、四川等地也都有藏，其歷史文化發展中，文化各有消長，語言亦成區隔，難以純然整體而論。鄧湘漪在書中便做出解釋與定義：「民族誌書寫中的西藏，不僅是描繪族群的詞彙，也包括地理上的意義（即位於中國境內的大藏區）。在這個脈絡下，沿用西藏具有刻意字詞選用以翻轉其政治性的味道。再者，西藏為田野報導人所慣稱的家鄉名字，藏人將西藏分為衛藏、康巴、安多三大區域，具有歷史文化上的實踐價值……。」
儘管鄧湘漪以「翻轉政治性」的語詞來稱定藏人，並將田野限定在印度藏人屯墾區，抽離了中國境內藏人、藏區當下的難題與政治糾葛，但《流亡日日》這本民族誌以流亡為框架，以逃離中國藏區的藏人為主題，早以說明它本身就是政治的，但「政治」是否是人們慣常想像的狹義權力、國族關係？怕是無法如此粗糙定義的。畢竟，政治與認同邊界總是游移的，但在游移之中，也能產生穩固的界線。這部分的思考，或留給讀者自己想像。
總之，閱讀《流亡日日》的過程，大概充滿了上述這般在既定認知內，也打破既定認知的反覆之中。換句話說，在我熟悉的西藏難民的敘事之後，可能接著的是我完全不知道（或沒想過）的藏人社會或故事。但令我讚嘆的並非作者寫出「你所不知道的西藏」，而是作者誠實地打破許多人對西藏難民一廂情願的同情與想像。這或許就是人類學家投入田野，最珍貴之處，他們從歷史、信仰、政治、經濟、勞動……方方面面去建構出藏人社群的一切，甚至仔細爬梳、解析群體之中會有的八卦與人際糾葛，當然不會忘卻藏人社群與印度社群之間的勢力消長與權力利益而生的張力，就連觀光發展與生態環境都帶了幾筆。我特別喜歡的部分，是捐贈者錢財的利用、運送等細部描述與權力關係，還有作者在一開頭便寫出報導人利用，讓她憤怒的故事（我自首自己真的是太愛看精采八卦跟肥皂劇了。其實我欣賞這種坦承）。這是一部極為出色的民族誌。
阿潑（《憂鬱的邊界》、《介入的旁觀者》作者）
